一) 居安思危 警鐘長鳴

　　20世紀初葉，腐敗的滿清王朝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梁啟超、譚嗣同、章太炎、鄒容、陳天華等先賢們大聲疾呼，敲響了警鐘。梁啟超的《少年中國》，陳天華的《警世鐘》，《猛回頭》，鄒容的《革命軍》等著名篇章早已成為華夏文明寶貴的精神財富。時至今日，每當我們讀到他們的文章、詩歌時，仍然為他們的高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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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和愛國熱情所感動不已。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周恩來題詞，紀念上溯到鴉片戰爭以來為了挽救中華民族而奮斗捐軀的英烈。其中，我們特別要紀念那些喚起民族憂患意識的思想先驅。

　　當時，地位彪炳顯赫的滿清王朝的官僚們根本就沒有把這些年青人放在眼睛里。他們認為辦理內政外交都是官員們的專利，不容他人過問。滿清王朝的達官顯貴們用各種方式來歌功頌德，粉飾太平，嚴禁民眾批評政府的內政外交。按照他們的邏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不可逾越雷池一步。哪怕是國家處在危急之中，老百姓亦應當無條件地相信上峰。任何對內政外交的批評都是危言聳聽，蠱惑民心，犯上作亂。

　　1903年，鄒容在膾灸人口的《革命軍》中抨擊滿清政府的愚民政策：“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內政與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覺。古人有句常言道：臣當忠，子當孝，大家且勿胡亂鬧”。[1]

　　正是由于有了這些先驅者的奔走呼喚，中華民族才從睡夢中覺醒。不愿意當奴才的人們，睜開眼睛，看清楚了國家和民族面臨的危機，前仆后繼，艱苦奮斗，終于使中國得以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 金融危機是當前的心腹大患

　　一個世紀過去了。像滿清那樣國勢瀕危，任人宰割的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是，居安思危，中國有沒有潛在的危機呢？回答是肯定的。籠統地談什么“既有挑戰，又有機遇”，這樣所謂的“兩分法”已經成為官場客套。說了等于沒說。

　　鑒湖女俠秋瑾說：“危險而不知其危險者，是乃真危險”。[2]

　　當前，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什么都沒有金融更危險。如果中國經濟在未來遭遇風險的話，最危險的莫過于金融業。

　　在20世紀后期，在日本經濟高速起飛之后，四小龍(香港、新加坡、韓國、臺灣)很快就甩掉了窮困的帽子。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的崛起更使人們對亞洲經濟充滿樂觀。最令世人震驚的是中國的奇跡。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在體制轉型過程中保持了高速發展。有的經濟學家甚至把亞洲經驗總結成“雁陣模式”，好像亞洲經濟就可以按照這個序列繼續發展下去了。

　　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經濟的崩潰使得日本一頭栽進了泥淖，直到今天還沒有掙扎出來。1997年，一場罕見的金融風暴橫掃東亞。我們的鄰居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個接著一個倒了下去。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亞洲奇跡”了。雁陣序列，曇花一現。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有些國家“起個大早，趕個晚集”，欲速而不達。他們好不容易把國內人均生產總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可是轉眼之間，一個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亞洲各國已經嘗到了金融風暴的厲害。

　　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許多人認為中國在劫難逃。在1998年11月“經濟學人”雜志的封面上，一艘掛著五星紅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渦，旁邊一行大字：“中國，金融風暴下一個犧牲品”。轉眼之間，幾年過去了，在滄海橫流當中，唯獨中國經濟巍然不動。中國的穩定極大地遏制了金融風暴的蔓延，為亞洲經濟以至于世界經濟的復蘇創造了轉機。中國在對抗金融風暴中所作的貢獻得到了各國政府以及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組織的高度評價。

　　也許中國的出色表現沖昏了某些金融官員的頭腦。他們認為，亞洲金融風暴如此厲害，也拿我們無可奈何，今后還有什么可怕呢？

　　中國有一則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劍”。有一個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劍掉進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個記號，打算到了岸邊再撈。某些金融官員就像“刻舟求劍”一樣，他們就沒有想到，之所以中國能夠抵御亞洲金融風暴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尚且沒有對外開放金融領域。我們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墻。但是，一旦中國加入WTO，中國的外部金融環境就完全變了，這些防火墻將不復存在。時過境遷，如果拿昨天的皇歷來討論今天的問題，非出大紕漏不可。

　　并不是我們所有的鄰國都遭遇了金融風暴。有些國家和金融風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鮮、緬甸、蒙古等。他們的老百姓恐怕都沒有感受到金融風暴的威脅。并不是他們的金融體系多么健全，關鍵在于他們沒有對外開放金融領域。反之，那些實現了對外開放金融的國家，例如，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印尼等，無不在金融風暴中損失慘重。由此可見，對外開放金融領域固然會有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但同時也有被金融風暴襲擊的危險。

　　改革開放是我們既定的國策。中國和世界上一百多個國家簽訂了加入WTO的協議。中國加入WTO已成定局。在對外開放金融這個問題上，我們沒有退路。不能因噎廢食。可是，我們的鄰國對外開放金融領域之后吃了這么大的虧，難道我們還不應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講經濟規模我們不如日本；講發展的時間，我們不如四小龍；講勞動密集產品的比較優勢，我們和東南亞各國不相上下。他們紛紛中箭落馬，難道中國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夠避免金融風暴的襲擊嗎？

　　如果我們沒有作好準備，那么，下一個遭遇金融風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國。

　　(三) 打破金融壟斷，迎接WTO的挑戰

　　我們的金融官員對于國際金融界復雜的風云變幻是否有足夠的了解？他們是否具有分析和處理危機的訓練和能力？由于沒有辦法在這個問題進行具有指標意義的考核，一下子很難得出結論。不過，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這個問題。當中國一大批經濟學家提出來要迅速開放民營銀行的時候，金融官員作何反應？

　　在經濟學中有一條無須證明的公理：競爭出效率。換句話說，壟斷越強的領域競爭力越差。若問當前中國哪一個領域的壟斷性最強？毫無疑問，金融業。自經濟改革以來，從農業開始，服務業、輕工業、制造業，直到通訊業，一個又一個產業的壟斷局面先后被打破了，唯獨金融領域的壟斷局面保留至今。金融領域是經濟改革中最后一個堡壘。金融最敏感，改革也最難。若不然，這塊硬骨頭也不會留到今天。如果說農村改革是中國經濟改革的“遼沈戰役”的話，那么，金融體制改革就是“淮海戰役”。打完了這一仗，自然還有仗要打，但是，想找一個完整的壟斷領域就不容易了。

　　其實，金融領域并不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只要認真查一下有關經濟改革的文獻，我們不難發現，金融體制改革始終得到了高度重視。在各種文件中幾乎都把金融體制改革放在顯要的位置。金融當局也采取了許多改革措施。客觀地說，國有銀行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搖搖擺擺，進進退退，始終沒有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很清楚，由于壟斷，誰家缺錢也少不了銀行的錢。既然國有銀行的日子還混得下去，就很難指望它們會積極變革。如果沒有促進變革的激勵機制，光靠上級發幾個文件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如何打破金融業的壟斷局面？中國漸進式改革的經驗已經很好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在對國有企業進行大手術之前，開放了民營經濟。結果，民營經濟迅速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在國民經濟中民營經濟的比重迅速超過了國有部門。民營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比較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也促進了國有企業的改革。在民營經濟發展得比較好的地區，例如浙江、江蘇、廣東等地，那里的國有企業的狀況也要比東北、西北的國有企業好得多。我們有沒有可能按照同一邏輯，在金融業采取類似的做法？許多學者很早就開始探討這個問題。不過，金融業好比人體的心臟，不能有片刻故障，不像別的行業，可以放開手來改革。金融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亂”。改革的難度非常大。

　　加入WTO對中國經濟的沖擊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我們的金融業置于國際競爭的環境之中，背水一戰。中國已經許諾在加入WTO五年之后允許外國銀行在境內經營人民幣業務，享有“國民待遇”，而且還沒有地域限制和行業限制。仔細一推敲，問題來了，不要說是中國的老百姓，就是我們的國有銀行都沒有享受這樣的待遇。允許外國人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讓中國人做？

　　放棄壟斷，引進競爭機制，對于國有銀行來說是一場脫胎換骨的大革命。對于許多金融官員來說更是一個十分痛苦的變革。當前只有兩條路：第一，在對外開放之前，首先實現對內開放。組建一些民營銀行，讓民營銀行來挑戰國有銀行，逐步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局面，通過競爭提高國有銀行的素質。在國內初步具備了競爭環境的情況下，再考慮對外開放，逐步允許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的金融市場。第二，在繼續維持國有銀行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壟斷的情況下，改革現有的金融體系。在中國加入WTO的時間表到期之后，允許外資銀行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總之，國有銀行的壟斷特權肯定是保不住了。要不然是我們通過創建民營銀行，主動來打破金融壟斷，要不然等著外資銀行進來，被動地打破壟斷。

　　第一種辦法是漸進式改革。由于中國目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營銀行，就是馬上動手，民營銀行還只不過像剛出生的孩子，規模肯定很小。民營銀行尚需若干年的成長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規模很小的民營銀行在制度創新上的意義要遠遠大于在實際業務上對國有銀行的挑戰。隨著民營銀行的成長，國有銀行有可能在競爭中完善自身的運行和監管機制。

　　第二種辦法，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拖上一段時間。如果某些金融官員估計自己的任期也就是兩、三年左右，那么采取這種方式最為有利。在這段時間之內，既不用擔心外資銀行的挑戰，也不用為民營銀行的挑戰而煩惱。在這兩、三年內，國內的金融市場還是國有銀行的一統江山，各個既得利益集團都不會受到觸動。維持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大家一團和氣。盡管可以天天把金融改革掛在嘴上，由于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改多少算多少。反正只要不出大的金融弊案，就有可能平安無事，混完自己的任期。

　　實際上，這種辦法是非常激進的改革。看到近來金融當局提出的改革方案，許多學者都頗為感嘆，有什么創新之處？這些辦法已經重覆講了多少年，至今沒有見到明顯的效果。如果說，你們有些新的想法，不給個機會來試試，顯然太不通人情了。可是，老辦法已經試了十多年了，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越來越嚴重了。難道再試幾年就能試出個名堂來了？拿不出什么新的思路來，試了還要試，這就不能不讓人懷疑這些金融官員改革的誠意。也許口頭上改革是假，竭力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地位才是問題的實質。如果再給幾年試驗的時間，就上了他們的當。過了幾年，中國的金融業還是現在這付模樣，也許還不如現在，我們該怎么辦？到了哪個時候，就是追究這些金融官員的責任也為時太遲了。

　　拿足球隊來打個比方，如果連輸幾年，大家就喊著要換教練，換個打法試試看。如果一個國有企業連虧幾年，通常也要考慮換個廠長。為什么中國金融業就不一樣呢？由于我們尚未開放金融領域，所以至今還沒有出現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金融體制就非常穩健，更不意味著開放之后還能穩住局勢。我們暫且不來追究近年來在金融領域中累積下來多少金融風險，在表面的穩定下面隱含著多少不穩定的因素，實際上，沒有能夠抓緊時機，迅速地改革金融體制，提高競爭能力，就是貽誤戰機，就是非常嚴重的失誤。

　　拖延戰術把中國的金融體制放在非常危險的境地。國有銀行將在未來某一個時刻，突然面對非常強大的競爭對手。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金融市場之后，將在我國的幾個金融中心城市爭奪優質客戶，爭奪人才。國有銀行根本就不是那些強大的外資銀行的對手。弄得不好，或者是國有銀行土崩瓦解，或者是我們不得不在改革開放道路上大幅度后退，重新回到對外金融管制的老路上。無論是哪一種結果，我們都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價。

　　有人質疑說，讓民營銀行誕生，難道他們就能夠對付得了那些外資銀行嗎？確實，讓剛剛出生的孩子上拳擊臺實在是有些荒唐。也虧得這些人提出這個問題。當年，中央軍在日本鬼子的攻擊下節節敗退，有誰看得起八路軍？當八路軍向敵后挺進的時候，不是也有人懷疑，就憑八路軍的那幾支槍還不是去送死？歷史已經證明，只要內部機制好，弱小也會變得強大。就象中國的民營企業一樣，只要民營銀行的機制設計正確就一定會擁有很強的生命力。在和外資銀行的較量中，反倒是民營銀行最容易適應環境，找到外資銀行缺乏競爭力的空間，很快地發展起來。在將來和外資銀行的競爭中，國有銀行才會真正體會到創建民營銀行的重要意義。

　　開放民營銀行不是一種利益再分配，也不是什么戰術上的權宜之計。只有從加強中國金融業的總體競爭能力這樣戰略高度上來考慮，才能夠認識到開放民營銀行的重大戰略意義，才能夠認識到拖延戰術是何等迂腐荒謬。

　　(四) 積極推動民營銀行試點

　　從目前(2001年9月)的情況來看，全面開放民營銀行的條件尚未成熟，但是確實已經具備了在有限地區進行試點的條件。討論民營金融試點的時機是否成熟的標準也許應當包括如下幾點：

　　(1)有沒有足夠的理論支持？是否有指導意義？

　　(2)有沒有支持試點的外部環境？

　　(3)有沒有能夠推動試點的研究力量？

　　(4)會不會出亂子，闖大禍？

　　經過一年多努力，我們認為在有限地區進行民營銀行試點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

　　首先，經過國內外幾十多名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民營銀行二百問》已經基本完成。盡管這本書還有許多問題值得推敲，無論如何，從理論上來講，開放民營銀行的關鍵問題已經梳理清楚了。

　　其次，經過幾年的整頓之后，國內金融形勢比較平穩。為民營銀行試點提供了較好的外部環境。中國加入WTO的討論為開放民營銀行做了思想準備。特別是自從2000年7月以來，在各種報紙和雜志上廣泛進行了關于民營銀行的討論使得民眾已經逐步了解了開放民營銀行是大勢所趨。現在開展試點，水到渠成，不會造成嚴重的沖擊和誤解。

　　第三，在長城金融研究所的努力之下，浙江、蘇南、廣東、西北、東北等五個試點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每個試點的背后都有相當強的研究力量。最關鍵的是學者們得到了共識。有這么多學者和研究機構的監管和幫助，即使馬上就開始民營銀行的試點也不會給中國的金融體制帶來什么了不起的沖擊。只要能夠小心謹慎，穩扎穩打，充分注意到研究的關鍵問題，完全有把握控制住試點的局面，翻不了船。

　　(五) “拖字訣”與危機意識

　　在討論開放民營銀行的時候，有些金融官員的態度非常古怪、滑稽。他們既不贊成開放民營銀行，也不反對。管你說些什么，只當沒有聽見。我行我素。笑罵由人，好官我自為之。在一般情況下，如果有可能的話，他們絕對不會在任何爭辯中充當主角。談到民營銀行，他們只有一個字：拖。

　　平心而論，從個人品質上來講，大部分金融官員都是好人。他們從基層的業務員開始，勤勤懇懇幾十年，好不容易才爬到了今天的位子。他們非常熟悉現存的金融體制，但是，在官場上他們不得不學會察言觀色，謹小慎微，唯恐得罪了上司。因此，他們該說的也許不說，該做的也許不做。現在，他們還是在觀望，如果上頭對民營銀行明確表態了，你看好了，他們馬上就會說：“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在全力推動民營銀行”等等。當然，他們也準備好了另外一個版本，假若領導不同意開放民營銀行，他們馬上聲明：“我早就知道了”，“我一直和長城金融研究所劃清界限，并且和他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等等。

　　這些金融官員們每天忙忙碌碌。上班時，處理沒完沒了的日常業務，下了班，還要對付無窮無盡的交際“應酬”。他們只看見眼前的金融體系，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情況一知半解，對加入WTO之后的競爭懵里懵懂。他們生活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官僚主義的環境中，每天見到的都是和自己差不多的那群人，在相互影響之下，自我感覺特別良好。

　　他們哪里有時間來了解當代金融學的動態？他們很少看書，也沒有機會集中一段時間來學習“充電”。他們的知識結構已經完全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但是，這并不影響他們屁股下面的官位。只要搞好了和上層的關系，管你吹什么東南西北風，他們都能夠處之泰然，安然無恙。

　　這樣的官員人數眾多。法不責眾，你真的拿他們沒有辦法。也許任何一個政權到了第三代以后，在官僚體制內部都會出現這樣的退化。

　　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看看南唐、南宋，南明的覆沒，看看滿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的腐朽無能，令人感慨萬分，沒有危機意識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封建社會的高官顯貴多數都是些酒囊飯桶。別看在朝的時候威風凜凜，國家滅亡之后，“天街踏盡公卿骨，煙花流落帝王孫”。這些當官的造了蘗，活該。可是，每當國家有難，倒霉的卻是千千萬萬的老百姓。

　　開放民營銀行的建議觸動了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他們使用各種手段拖延回避。多年來他們在金融界的壟斷地位使得他們在打“內戰”上駕輕就熟。可是，他們有沒有想過，如果連同民營銀行競爭的勇氣都沒有，還有什么資格同強大的外資銀行同臺競技？如果不去研究如何和外資銀行競爭，卻天天在防范民營銀行，如果有人批評說你們“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當如何解釋？民營銀行再怎么說也還是中資金融機構，按照學者們研究的結果，只要搞好“準入，監管，退出”三個法規的建設，積極穩妥地推動試點，取得經驗之后再逐步推廣，天下不會大亂。學者們的見解，猶如忠言逆耳。可惜，至今尚未喚起足夠的注意。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是，那些官員是否仍然還在希望壟斷內政外交，讓民眾蒙在鼓里睡大覺？拖字訣看來似乎沒有得罪什么人，可是總拖下去，不是一個辦法。拖來拖去，就會貽誤時機，拖垮我們的民族金融業的長城。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應當象先賢學習，振臂高呼，喚起民眾的危機意識？歷史的教訓值得注意！

　　“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