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注資 劍走偏鋒背水一戰

　　2004年1月6日國務院決定動用450億美元外匯儲備為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補充資本金。在《了望東方》2004年第3期上有篇報導“外匯注資提速金融改革”，文章說，“這一舉措獲得了業界和學界的普遍認可，被認為是中國金融業一次全新的改革創舉，更顯示了決策層攻堅的決心。海外媒體占主流的意見也認為是‘積極可行的’”。“決策層選擇用外匯儲備來為國有商業銀行注資，可謂一著騰挪妙手，贏得了一片喝采聲”。

　　無論什么決策，只要一宣布，總有一些喝采聲，不足為奇。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憑空拿到了450億美元，自然歡天喜地。其他國有商業銀行也會隨風而上，爭取得到自己的那一份。據說，下一步將動用外匯儲備為工商銀行補充資本金，注資金額為400億美元。在后面排隊的還有110家城市商業銀行，35544家農村信用社，他們的資本充足率更低，不良貸款率更高，更加需要輸血。既然上級給錢，哪有不要之理？

　　銀行界認可此事，早在意料之中。至于說學界是否“普遍認可”，就大有疑問了。在其他國家可以找到中央銀行動用儲備資源來緩解金融危機的案例，但是直接運用外匯儲備補充商業銀行資本金的作法所見不多。許多海外學者對此捏了一把汗。他們認為動用外匯儲備為國有商業銀行注資恐怕不是什么“騰挪妙手”，而是劍走偏鋒，一著險棋。在使出這一招之后，原來分散在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被集中到了貨幣政策上來，金融局勢變得更加復雜、危險。

　　外匯儲備是不是政府手中的財源？如果是的話，豈不是突然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寶庫？按照國際慣例，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能支持3~4個月的進口就足夠了。在2003年底，中國的外匯儲備差不多可以支持一年的進口需求。顯然，外匯儲備多了一點。由于在一年內外匯儲備猛增1168億美元，在某些人看來，既然一時間用不著這么多的外匯儲備，當然可以“騰挪”出來，給國有商業銀行注資。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探討一下外匯儲備究竟是從哪里來的？

　　外匯儲備來源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的結算過程。當外國公司采購中國商品的時候，他們必須經過外匯管理部門將外幣兌換成人民幣才能支付帳單。中國公司到外國采購，需要將人民幣兌換成外幣。如果中國的進出口剛好平衡，那么外匯管理部門不過是起到了外幣交易中介的作用。左手收了美元，右手收了人民幣，兩邊兌換一下。假若出口大于進口，經常帳戶出現順差，外商需要較多的人民幣，在這種情況下，央行收進美元，發行等量的人民幣。這樣一來，外匯儲備就增加了。同樣，外資企業來中國投資，他們需要人民幣，中國人到海外投資需要美元，外匯管理部門也在中間起橋梁作用。這幾年外資流入中國的數量遠遠超過了中國向海外投資，在資本帳戶上也出現相當大的順差。央行在接受美元的同時增發相應數量的人民幣，提供給外商。由于經常帳戶和資本帳戶雙順差，在央行手上美元數量自然多了起來，外匯儲備持續增加。

　　外匯儲備有兩大功能：一是保證國際支付，二是維護金融整體穩定。如果在外匯市場上人民幣供大于求，央行就要釋出一些外匯儲備，吸收過量的人民幣，從而保持在外匯市場上對人民幣的需求和供給基本維持平衡。說到底，央行掌握的外匯儲備是靠增發人民幣實現的。嚴格來講，外匯儲備并不代表具體的財富，而是外匯市場交易中的符號。

　　外匯儲備是錢，也不是錢。就看你用它來干什么。

　　在正常情況下，外匯儲備不進入流通領域，它不是錢。外匯儲備的增減和通貨膨脹并沒有直接的關聯。

　　能不能動用外匯儲備來購買外國商品？當然可以。外國企業接受國際硬通貨(例如美元、歐元)而并不一定接受你自己印刷的鈔票。外國企業巴不得你用外匯儲備來采購。一旦進入流通領域，外匯儲備當然是錢。不過，由于外匯儲備是有限的，花光了事。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無條件地通過印刷鈔票來取得外國商品。如果國家用外匯儲備進口一些設備、商品，賣給國內企業。這些企業必然要支付人民幣給央行，這樣央行手上的人民幣數量就增加了。也就是說，那些額外印刷的貨幣進入了市場。一旦外匯儲備進入市場，等于是變相增加了貨幣供給。

　　眾所皆知，只有中央銀行才擁有貨幣發行權。如果超過經濟增長幅度增發貨幣，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假若央行大量印刷鈔票，政府立刻就有錢花了。不過，幾乎所有居民都會受到傷害。他們手里的貨幣就不值錢了。在通貨膨脹中老百姓喪失的購買力，就是要他們變相繳納的“通貨膨脹稅”。也就是說，政府通過超額發行貨幣剝奪了民眾的購買力。這是典型的“飲鴆止渴”。也許能夠救一時之急，卻破壞了貨幣的信譽，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無論古今中外，老百姓寧可繳稅也不愿意承受惡性通貨膨脹。在爆發惡性通貨膨脹之后，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政府能站得住腳。

　　將一部分外匯儲備注入國有商業銀行是否等于變相增發貨幣？不一定。關鍵在于這部分資金是否進入市場。如果是拿來沖銷銀行的不良貸款，那么這些資金馬上就進入了貨幣市場。與其如此，還不如直接叫央行多印些鈔票給國有商業銀行注資更干脆。

　　如今成立了中央匯金投資公司，通過這家公司將部分外匯儲備劃撥給國有商業銀行，當作他們的自有資本。實際上等于是國有商業銀行把自己的一部分股權交給了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好在中央匯金投資公司也是國有獨資，肉爛在鍋里，沒多大的問題。不過，一旦國有商業銀行迫不得已要動用自有資本的時候，這些資金就有可能流入市場，等于是增發貨幣。

　　巴塞爾協議要求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不能低于8%。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持銀行的清償性。倘若銀行在貸款中出現壞帳，首先要從銀行的盈利中提取專項不良貸款撥備，用來沖銷壞帳。倘若盈利不夠，就要動用自有資本。銀行的信譽全在于保證儲戶資金的安全。不能拿儲戶的錢來補自己的窟窿。如果這些國有商業銀行能夠靠自己的盈利來沖銷壞帳，那么，把外匯儲備放在外匯管理局和國有商業銀行的區別不大。如果這些國有商業銀行自身盈利不夠沖銷壞帳，或者出現重大經營失誤，導致銀行擠兌風波，那么就很難保證國有商業銀行不動用這些資金。外匯儲備放在外匯管理局手里，即使某個國有商業銀行出事，大了不起就是垮掉這家銀行，沖擊局限于這家銀行的范圍之內。如果外匯儲備放在國有商業銀行手里，一旦某個國有商業銀行出事，很可能衍變為增發貨幣，危機外溢，最終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如果我們要堅持獨立貨幣政策，把穩定金融作為央行的首要任務，那么我們就不能把外匯儲備當錢來用。國家財稅收入是從納稅人那里征收來的。每一分錢都有相應的物資基礎。可是，外匯儲備完全不同，它并不是國家的財政資源。無論從學術上，還是從具體業務上來看，外匯儲備只能屬于央行管轄范圍而不歸財政部管。如果把外匯儲備當作財政部的資源那就大錯特錯了。

　　據報道，在中央匯金投資公司董事會中有財政部的席位。這樣的安排是有問題的。在外匯注資之前，財政部是國有商業銀行唯一的股東。國有商業銀行的盈利歸財政部，當然它也應當為國有商業銀行的虧損負責。在1998年財政部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在1999年財政部出資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剝離14000億元不良資產。這些舉動表明了財政部和國有商業銀行之間的產權關系。無論財政部采取什么措施，最終資金來源必定是政府的財稅收入。如果政府有財政赤字，那么就只好發行國債。其實質就是將未來的財政收入挪到現在來用。由于赤字連年，財政部發行國債的空間越來越小。既然中央匯金投資公司的資金全部來自于外匯儲備，和財政部沒有關系，那么財政部就沒有理由擁有中央匯金投資公司的股權。如果財政部不明不白地當上了中央匯金投資公司的股東，他們也許會誤以為自己對外匯儲備具有支配權，傾向于用這些資源來解救陷入困境的國有銀行。

　　有人擔心，中央匯金投資公司會不會在中國銀行和建設銀行內部形成一個獨立王國？這個問題的答案應當比較清楚。如果中央匯金投資公司不是“獨立王國”，那么必然會屈服于周邊的壓力，眼看著外匯儲備被用來挽救商業銀行危機。中央匯金投資公司非和國有商業銀行保持獨立不可。否則，投入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就有可能流入市場，成了變相增發貨幣。

　　得到了外匯儲備注資的國有商業銀行有二個大股東：財政部和中央匯金投資公司。這二個股東的經營目標完全不一樣。中央匯金投資公司隸屬于外匯管理局，外匯管理局隸屬于央行。他們首要職責是執行獨立的貨幣政策，維護貨幣體系穩定。如果國有商業銀行出現經營危機，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將面臨兩難選擇：如果挽救商業銀行那么就會破壞貨幣政策，變相增發貨幣；如果堅持獨立貨幣政策，就不能動用這部分資金來拯救遭遇危機的商業銀行，甚至還要在銀行萬分危急的情況下撤出資金，導致銀行破產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何去何從就看在中央匯金投資公司中，誰當家作主？如果是財政部或者商業銀行具有決策權，那么肯定要動用這部分自有資本。擁有自有資本的目的就是要維持銀行的清償性，遇到危機焉能不用？無論如何要讓商業銀行度過難關，以便東山再起。如果是央行對這部分資金具有決策權，對于他們來說，控制貨幣發行量，維護金融體系穩定，防范通貨膨脹是最重要的任務，不能因為某些商業銀行的困境而放棄獨立貨幣政策。為了顧全大局，最好的途徑也許是迅速撤出這家銀行。“一家哭勝似一路哭”。垮掉一家銀行總比全局性金融危機要好一些。

　　在北方農村，姑娘出嫁的時候，在陪嫁的箱子里放點錢，叫做“壓箱底錢”。非到萬般無奈，不動用這筆錢。中央匯金投資公司對國有商業銀行的投資就應當屬于這種“壓箱底錢”。甚至連“壓箱底錢”還不如。國有商業銀行在遭遇危機的時候絕對不能指望靠這筆錢救命。

　　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收到這筆錢后，可以將自有資本置換出來，用來沖銷不良貸款。如此一來，真正屬于商業銀行的自有資本就少得可憐了。為了防范金融危機，必須保證這筆外匯儲備不被兌換成人民幣。絕對不能分割，一旦被分割就很可能被動用。一旦國有商業銀行順利上市，就應當馬上將這筆資金從商業銀行中撤出來。

　　外匯儲備注資國有商業銀行有損央行在貨幣政策上的獨立性。前些時候，央行曾經再三聲明，不會再象1998年那樣注資，也不會象1999年那樣剝離不良貸款。這次大規模注資的一個后果就是加劇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依賴思想。不僅國有商業銀行，就是股份制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機構都會指望由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把他們從困境中解救出去。道德風險將有增無已。一定要采取措施讓金融業確信這是最后一次注資。

　　要加強金融危機意識。在動用外匯儲備之后，我們離開金融危機不是更遠，而是更近了。盡管動用外匯儲備可以為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創造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但是，卻把國有商業銀行的風險轉移到了整個宏觀金融體系上來了。動用外匯儲備離開惡性通貨膨脹只差一小步了。金融風險絲毫沒有減輕。反而更加復雜，更加危險。如果注入國有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收不回來，很可能導致一場金融風暴。這場風暴和2003年的非典不一樣。在非典襲來的時候，喚起了民族的凝聚力，萬眾一心，抗擊非典。而金融風暴的作用恰恰相反，在惡性通貨膨脹到來之際，人們將爭先恐后保存自己的血汗錢，在銀行擠兌風潮中，很可能將我們改革開放多年來的成果毀于一旦。

　　外匯儲備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個金娃娃。動用外匯儲備來補充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的權宜之計。切莫認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發了橫財，平白揀了個大便宜。外匯注資是在冒著更大的整體金融風險的情況下為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爭取了時間。出此險著，寄希望于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倘若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成功，順利上市，外部注入股本金之后，就可以置換出外匯儲備。萬一這些銀行出現金融危機，為了顧全大局，應當壯士斷臂，毫不猶豫地撤出外匯儲備。面對當前金融態勢，國有商業銀行只能背水一戰，勇往直前，推動內部體制改革，加速制度創新。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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