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出版的英國《金融時報》發表了一篇關于中國環境污染問題的書評，但卻讓我想到了另一個有趣的問題。根據這篇書評的介紹，最近美國康乃爾大學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書，翻譯過來應該叫《黑河在流淌：中國未來面臨的環境挑戰》。對于了解中國目前環境狀況的人來說，看到這樣的書名也許并不驚詫。的確，河流的污染在很多剛剛工業化的中國地區已經成為了最嚴重的生存危機。不過，我感興趣的是書評中提到的這么一段話：“讓中國與眾不同的不是它的環境問題的嚴重程度，畢竟這樣的問題與過去歐洲、美國和日本在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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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遇到的問題是類似的，真正的問題在于這個問題的規模。13億的龐大人口規模與幾乎每年10%的超常經濟增長的結合意味著中國對環境問題的處理方式不僅影響它的人民而且影響整個地球。”

　　實際上，我離開上海去韓國前剛剛在Shanghai Daily上發表了文章，表達了對資源消耗問題的關注。隨后，《紐約時報》駐中國的記者從上海撥通了我韓國辦公室的電話，對中國經濟增長可能給資源和環境帶來的至深影響與我進行了至少1個小時的采訪和討論。他在電話里告訴我，在他看來，除了美國人之外，似乎只有中國人擁有這么強烈的發展的愿望，希望有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房子和車子，總是相信明天肯定比今天好。而作為美國人，他希望知道作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我們是否真正認為并重視中國今天的經濟增長給環境和資源帶來的史無前例的壓力和挑戰。我說，照這樣的增長方式和增長速度，中國將很快到達資源和環境所能承受的極限，并將以一種完全不同的、從未有過的方式影響世界。

　　我并不認為我說的肯定是對的，只是相信我的這個說法的邏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我認為，對于以上這個問題，我們不需要去辯論我們應該使用什么樣的理論，也不需要討論未來可能出現的轉折與奇跡。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簡單的邏輯推論，因為只有邏輯推論才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未來所面臨的挑戰的性質，從而更好地指引我們去尋找出現轉折的可能性與備選的道路。那么，這個簡單的邏輯是什么呢？這個邏輯就是基于人口規模的“放大效應”。具體而言，任何在西方和東亞成功的發展模式在中國幾乎都遇到了一個“規模”障礙；任何一個在別的地方可行的“比率”在中國都涉及一個難以想象的天文數字。

　　正因為這個邏輯，上面提到的環境問題在中國才被說成了不是一個程度問題而是一個規模問題。也正因為這個邏輯，今天中國的崛起對世界的影響方式是任何一個已經在經濟上崛起的國家和地區(歐洲、北美和東亞)都不曾有過的。我們不妨借用一位在北京的環保人士曾經做過的類比來說明這個“邏輯的力量”：如果中國人要達到今天美國人的汽車擁有率的話，那么中國的街上就將有6億輛汽車在行駛(注：今天大約是2500萬輛私人轎車)。這個數字比全世界的汽車擁有總量還多得多。的確，如果今天的中國人都像美國人那樣生活，一個今天這樣的世界就遠遠不夠了，我們也許需要4-5個這樣的世界才能滿足中國人的這個生活水準。要知道，美國在19世紀初開始奠定其經濟發展的優勢地位時，它的增長問題最多也還只涉及一個500萬人口的規模，而今天中國開始經濟起飛時，它的人口幾乎是當時美國的260倍。毫無疑問，人口的基數“放大了”，所以問題在于規模而不是程度。而對于這個資源分配格局已定的世界來說，挑戰極限的正是所有中國問題的“規模”。

　　對于中國，眼下的經濟增長模式就是這么簡單，它幾乎取決于我們的增長意愿。即使只有15%的中國人要離開農村進入工廠做工，10%的中國人要住上好的房子，5%的中國人要擁有自己的汽車，中國經濟發展的馬力就足以加速了。中國的人均國民產值現在每年哪怕提高100美元，就意味著1300多億美元的經濟總量，而中國現在的經濟總量每年還在增加著這個數字，盡管總值上還只有美國的1/10。去年，中國僅出口就增長了50%，總值高達4800億美元，已經接近了印度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即使這樣，高達1.3萬億美元的國民產值分攤到每個中國人頭上每年也不過只有1000美元，而且事實上中國的人均支配收入仍然遠遠小于這個數字。

　　但就是這個小小的人均數字已經使中國去年消耗了全球40%的水泥和接近30%的鋼材。中國自己目前的鋼產量為2.2億噸，在這個產能水平上中國這幾年每年還要進口3000萬噸鋼來滿足國內的增長需求。因為這兩年對鋼材的需求增長高達30%以上，去年中國至少有8000萬噸鋼的生產能力已經開始或準備建設。另外，英國石油公司(BP)說，過去5年里全球石油需求增長量中，近乎一半都來自中國。中國現在40%的石油需求是靠進口滿足的，去年的石油進口量已經超過了日本，僅次于美國。對國際金屬礦產和谷物的大宗需求已經使中國成為了這些產品的價格制定者。

　　發生在過去10年的這些經濟活動還只代表著中國東部或沿海地區的迅速工業化進程。中國還有7-8億的人口在農村過著一點也不富裕的生活，還有至少1.6億的勞動力需要從落后的生產方式中轉移出來進入現代的生產方式。中國政府計劃在2020年讓3-5億人從鄉下移民到市鎮，中國政府手上還有幾十萬家國有企業及其龐大的幾十萬億的帳面資產和巨大的土地資產尚未變現和出售。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一個將要再持續數十年甚至更長的消費和投資的巨大流量。但是，滿足這么巨大的需求流量勢必遭遇我們的資源狀況、能源供給和環境承受能力的嚴厲約束。

　　今天這個世界上所有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全球的生產體系、國際貿易的規則、國際金融的體系乃至國際政治的結構，均是在未充分考慮中國這般崛起的前提下形成的。中國的經濟剛開始實現高速增長，在西方世界的視野里尚不如“柏林墻”的倒塌那么的耀眼。實際上，中國今天的經濟起飛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界并不看好的轉型方式下實現的，因此，當這個增長制造著更多的資源代價和環境代價的時候，幾乎沒有正統的經濟學家愿意相信在中國所看到的變化是可以長久維持下去的。

　　說到底，中國經濟增長給中國自身和整個世界形成挑戰的源泉并不在于它的產出的增長速度有多快，而在于其投入需求和資源消耗增長的規模。毋庸置疑，中國的經濟增長過度依賴了投入的推動，幾乎是在平面上發展的經濟，沒有形成精細的財富創造的模式。回顧一下世界經濟的歷史，無論是英國早期的工業革命，還是后來迅速崛起的美國經濟，盡管相對于其他經濟，在高速發展中它們無疑吸納了世界的主要資源和能源，但是它們能夠成為發達的經濟并奠定今天的強國地位，靠的卻是技術的創新和進步，即不斷外推“生產函數”，得益于技術的創新和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經濟學家發現，美國150年來的“實際增量資本-產出比率”(每增加一單位的產出所需要的實際投資)基本保持了常量。“東亞經濟”在它們的經濟起飛和高速增長的時期主要依賴了投入推動型而不是效率推動型的工業化發展戰略，由于其規模過小，不足以對世界經濟產生顯著影響。但即使增長迅速，從它們自身來說，過于依賴投入推動的經濟增長最終還是沒能在趕超發達經濟的人均收入方面持之以恒。“東亞”新興工業化的經驗幾乎都是這樣，在它們用了35年的時間將人均收入達到差不多美國人的40%的時候，就似乎再也難以高速增長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