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記者采訪溫鐵軍的報道之后(見2001年7月30日21世紀經濟報道，下同)，在部分同意他的觀點的同時，也感到很困惑。記者一再約稿，我一想，何不將自己的困惑公布出來，以便得到溫鐵軍和其他行家的指教。

　　先交代一下溫鐵軍的主要觀點。當記者問他是否反對簡單地以市場化思路來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時，溫鐵軍回答說：“一般認為，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根據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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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遞減的規律，資源會自動實現優化配置。討論農業問題，人們同樣認為，在市場的作用下，土地、勞動力和資本三個要素之間發生互相替代和優化配置。但我的問題是，假如要用市場經濟理論研究三農問題，人們首先應該討論這種理論得以成立的前提：是否市場經濟理論本身，就是討論三農問題的內在前提呢？我看沒有這么絕對。”

　　溫鐵軍的第一個理由是，“微觀經濟理論在中國農村很難找到適用的前提。一是由于人均土地面積不斷減少；二是由于土地承載的雙重功能。”所謂雙重功能指的是土地的生產要素功能和生存保障功能。據溫鐵軍說，“中國農村的耕地不僅具有雙重功能，而且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他的第二個理由是中國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他的第三個理由是農業的效益是負的，資本不會自動流入農業。相反，農業積累的資本本身在大量流出。但是，在對用市場經濟理論來研究三農問題表示強烈懷疑之后，究竟中國應該用什麼理論來研究三農問題，溫鐵軍沒有明說，這就使我感到十分困惑。

　　我同意他關于三大生產要素的現狀的描述，而且他用的理論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例如，存在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或農業資本回報率極低的情況下，勞動力和資本會從農業中流出。我想補充一句，連土地都會流出來，成為城市用地、工業用地、住宅用地和交通建設用地。用現代經濟學的標準語言來說，如果在所有的部門，所有的企業中，各種要素的邊際產品之比都能等于相應的要素價格之比，則經濟達到最高效率。目前中國要素的流動方向從總體來說，符合效率的要求。所以，我并不明白為什麼不能用現代市場經濟理論來分析中國的農業。其中，特別引起我困惑的是上述他的第一個理由。

　　我知道許多中國人被三年饑荒嚇怕了，一聽中國的人均耕地面積不斷下降，便有不詳的預感，以為總有一天大禍要臨頭。可是靜下心來想想，只要地球的面積無法擴大(大概不可能〕，世界總人口不斷增長(大概擋不住)，加上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人均耕地似乎在所有的國家都會不斷下降。所以，人均耕地不斷下降，大概并不只是發生在中國的事。中國沒必要自己嚇自己而不敢作其他國家敢作的事，享其他國敢享的福。中國在過去50多年中，害怕人均耕地下降太快的念頭，簡直象一個惡夢一樣揮之不去，所以大大延遲了城市化，造成今天1億多流動人口仍在流動之中，無法在城市落戶。也造成1億多鄉鎮企業的職工及其家屬只能散布于廣大的鄉間，無法向城市靠攏，享受城市的積聚效應。我們知道，美國的世界觀察所的布朗先生在1995年嚇了中國一跳，今天證明是虛驚一場。難道中國還要自己嚇自己下去嗎？這20多年來，農業生產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第一靠的就是市場導向的改革，大刀闊斧地解散人民公社，允許農民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第二才是科技。市場導向的改革是第一位的。只有制度對了，農民才會有積極性去發揮適用科技的潛力。盡管目前中國市場制度的重建尚未完成，要素的流動尚不充分，但是英國、美國的市場制度當年也曾不完善過，并沒有人否認當年英、美的經濟發展主要是市場導向的。認為中國農業在過去20年里的成功，并不是市場起了最主要的作用的結論十分令人困惑？

　　其次，按照溫鐵軍的說法，經過20年左右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在中國的GNP翻了4番之后，在中國連續多年出現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資訊 行情 論壇)全面過剩，農民不得不減少播種面積，或干脆撂荒的今天，中國農村的耕地反而‘越來越多地轉變為以承擔農民的生存保障功能為主’的結論也使我十分困惑。如果這里說的是農民的的食品保障，那麼中國的農產品從整體來說，不但能滿足農民的需要，而且能滿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如果這里說的是有一部分農民尚處于溫飽線之下或仍在溫飽線的上下浮動的話，那麼這部分農民的人數在快速下降之后，近年來的確有些不升不降的趨勢。這是因為剩下的這類農民大多生活在邊遠地區，自然生態很差。可以想見，他們的祖先作為弱勢群體，在歷史上被強勢群體從生態較好，土地較肥沃的地區排擠出來了。在農牧業為唯一謀生手段的時代，他們只能遷往深山老林或干旱的不毛之地謀生。今天，這些農民即使退出農業，中國目前也有足夠的剩余農產品可保障這部分農民的食品安全之用。問題是中國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仍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改革的是收入的再分配制度，而不在于給他們更多、更為平均分配的不毛之地。他們的大部分應該盡快地移出這些地區，徹底脫離農地，少部分留守當地，負責退耕還林，才能有望趕上其他階層的生活水平。如果他們還象著名的“黃土高坡”那首歌中所唱的那樣守著黃土高坡，作著祖祖輩輩同樣的夢，即使給他們更多的黃土坡地，他們也富不起來，恐怕只會使當地的生態越來越壞。

　　究竟依靠什麼來提供包括包括農民在內的整個民族的生存保障呢？

　　這個問題在早年的英國也曾發生過。盡管土地貴族用包括食品安全在內的各種理由反對谷物的自由進口，但是遠在19世紀早期，李嘉圖便有足夠的眼力看出，只有將英國的經濟建立在自己的比較優勢之上，也即工業之上，英國才能確保它的生存安全。他的比較成本學說勇敢地捍衛了自由貿易理論。雖然英國變成了一個依靠糧食進口的國家，但是英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說，獲得了更為堅實的生存空間，而不是成為另一個愛爾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當年英國指派為從事農業的愛爾蘭在19世紀的中葉卻發生了大饑荒，使得一半以上的人口棄國而去。中國今天也面臨同樣的悖論，在全球化步伐越來越加速的今天，人口中越是多的人依靠土地謀生，這個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保障。只有把人口的絕大多數移到第二和第三產業中去，使得依靠土地謀生的農民人口絕對地減少，民族的整體才能有堅實的生存保證。

　　為了不但使農民全體，而且使整個民族的生存保障更為牢靠，在我看來，只有進一步推行市場導向的改革。第一，可以以新一輪的全球化浪潮為契機，徹底改造中國的農業，使農業轉化為真正的高附加值而又勞動密集型的農業。中國經歷過幾百年的閉關鎖國政策，迫于糧食自給的需要，農業變成以糧為主。糧食生產其實是土地密集型的，附加價值又不高，因而中國的農業成了附加價值低、土地密集型的農業。今后在維持合理的糧食自給水平(例如80-85%〕的前提下，可以繼續大力發展蔬菜，瓜果，花卉，藥材，水果這類附加值高、面向出口的勞動密集型農業。中國還可以大力發展養殖業，成為世界最大的肉類，水產的生產、出口大國。要說服其他國家進口更多的中國蔬菜、花卉、水果、藥材、肉類和水產，中國自己就要拿出氣魄來，堅持市場經濟原則，和世界上愿意堅持農產品自由貿易的國家一起降低對農產品的保護。中國特別要帶頭表示愿意適當降低糧食的自給水平。目前的糧食自給水平，特別是飼料的自給水平定得太高，農民種糧既賺不到錢，生態又搞壞了。如果中國在進入WTO后，能和美國等國一起大力推動農產品的自由貿易，可以想見，轉型后的中國農業將在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容納較預期為多的勞動力。中國尚未開發的大片灘涂將能吸收很多中國的農民。中國的養殖業也將吸收大批的農民，所需要的飼料可以大量進口，因而養殖業的規模將不受中國糧食產量的限制。當世界主要國家依靠中國的肉類、水產、蔬菜和水果的時候，要搞糧食禁運恐怕只會使糧食出口國自己遭殃。它們大概不會有多少經濟動因對中國實行糧食禁運，除非中國真的作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它們才會忍受因糧食找不到出路，又失去肉類和水產的供應的雙重痛苦。況且，WTO的規則已經不允許任何成員國單邊地對另一國實行禁運，否則是要受到WTO懲罰的。

　　其次，多余的農業勞動力可以在工業和服務業中尋找就業機會。中國在過去20年的改革實踐表明，正是市場導向的非國營部門為中國創造了最多的就業機會。其中僅僅鄉鎮企業一項，在不花國家一分錢，并受到種種岐視(表現為不得向已有的城市靠攏，不得借已有城市的基礎設施的光〕的情況下，為中國創造了1億多個就業機會。市場導向的企業為什麼特別可愛呢？它們的可愛之處在于，如果它們的收益低于成本，它們就會自動消失。它們既不會賴著要國家補助，又不會無謂地繼續浪費寶貴的資源，生產消費者并不需要的產品。這種市場導向的企業的存在，使中國的整體經濟有一種自我擴大的良性循環。中國農業的徹底解決，就要靠這種市場導向的良性循環的不斷存在和擴大。

　　第三，要解決中國的剩余勞動力問題，最終要靠中國服務業的大力發展。美國現在制造業的勞動人口占全部勞動力的16%，其農業勞動人口只占全部勞動力的2%左右，而且兩者的份額都還在下降。剩下的82%以上的勞動力都在從事服務業工作。相比之下，中國的服務業只吸收了全部勞動力的30%，不但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顯著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其原因是城市化的低水平。服務業的發展前提是人口在空間的相對集中。只有人口的相對集中，其平均成本才有可能大大降低，并因高度分工成為可能，服務的種類可以大大增加。一般來說，即使一個國家能夠有50%的人口集中到城市中去，也只是基本實現城市化。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一般達到70-80%。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達到30%左右，不但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也低于發展中國家約10個百分點。然而，要實現城市化，靠的又是市場機制。這是因為已有城市要擴大，或新的城市要誕生，政府固然可以作種種規劃，以便將城區合理地劃分為住宅區，工業區和商業區。但是要保證導致城市長大所需要的人口來源，土地來源和資本來源的源源不斷，靠的主要還是市場機制。

　　三線建設時期人為建設起來的一些城市，現在不死不活。這一事實說明，一座城市能不能存在下去，或能不能長大，依靠的是內在的規律。有的城市政府再扶植也永遠長不大，有的城市政府再限制也會不斷長大。所以城市的誕生和長大必須要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當然，中國的城市化問題十分復雜，需要單獨寫一篇文章才能說清。這里只想指出，正是由于中國市場機制的發育不全，中國即使在1978年后城市化的速度也被人為地延遲了。由于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受到城鄉的分割和戶籍制度的限制，近億流動人口無法在城市落戶。中國特有的農村土地制度的集體所有制，使鄉鎮企業無法向城市靠攏，其職工和家屬當然也無法在城市落戶。因而在其他國家應該成為城市化的人口來源的近2億人口，在中國只能成為流動人口，或作為鄉鎮企業職工人口，散布于廣大的農村之中。如果允許他們自由地在城市落戶的話，近2億人口應該可以帶動相當規模的服務業。即使以30%計，近2億新增城市人口起碼也會再創造出幾千萬個服務業的就業機會，對解決鄉鎮企業的職工家屬的就業應不無小補。

　　第四，農民的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還是要逐步實現社會化，不能讓農民一家一戶地只依靠自己的一塊土地保障自己。離開社會化的保險，也就失去了保險的集少成多，分散風險的所有內在涵義。

　　所以，無論是解決中國的農業問題，還是解決中國的整個經濟問題，繼續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是唯一的出路。當然有些事情急不出來，例如，中國農業的轉型不但取決于中國的意愿，也取決于其他主要經濟大國意愿以多快的速度實現農產品自由化。再如，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城市化的進程也要依靠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個過程也許會長達幾十年。但是，中國要有面向全球，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的銳利眼光和決心。如果否認這個過程是一個向真正的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那麼，這是一個怎樣的經濟過程呢？指導這個過程的又該是什麼理論呢？這是我的困惑之所在，也是我要請教溫鐵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