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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犯罪和貧民窟問題，是世界各國都存在的。中國的讀者早在狄耿斯和雨果的小說中對當年倫敦、巴黎的貧民窟和犯罪便有領教。即便在今日世界唯一超強的美國，無論是其堂堂首都華盛頓，或是自稱世界首都的紐約，貧民窟和城市犯罪也是有待解決的問題。所以，如果中國有城市犯罪或者貧民窟問題，并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也沒有必要感到特別的丟臉。發達國家也沒有因為存在城市犯罪和貧民窟問題而放棄城市化。這是因為第一，生活在貧民窟的居民絕大部分并不是罪犯，他們只是窮一些。而貧窮本身并不是犯罪。第二，正是
因為存在貧民窟，才使得這些城市特別有活力。貧民窟的存在，使得城市擴大的成本特別低，包容性特別強。貧民窟房租低廉，同為天涯淪落人的鄰居對新來者多相濡以沫，抱有多一層的同情和照顧，使新移民比較容易找到安身立命的一片天地。如果一個城市的條條街道不是壁壘森嚴的摩天大樓，便是田園式的花園洋房，居民成分劃一，一見舉手投腳十分異類，說話又有外國口音的人便大驚小怪，新移民何從落腳？又如何融入社區？所以，新移民很少去大城市中心地區以及近郊的富人區，那兒是白人的天下。然而生活在貧民窟的大部分新移民一、二代之后，便融入主流社會。這不但發生在美國的紐約或芝加哥，也發生在中國的香港和上海。
美國的市長們是十分精明的，知道城市的發展離不開新移民的不斷涌來，所以不但允許貧民窟的存在，而且相互之間展開爭奪人口的斗爭。當然城市確實存在犯罪問題，但是發達國家并未因此反對城市化，或反對人口的流動。他們只是提高管理人口的水平。在有磁卡和電腦的今天，這一點想必是更容易了。發達國家中的一些理想主義者在60年代和70年代曾幻想用重返自然的口號阻制城市化，卻毫無成效。因為城市化的潮流不可阻擋的原因基于積聚效應的內在規律，即企業發現移近現有的城市，可以通過共享已有的城市基礎設施、其他公共財以及技術人員和專家群體而顯著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在自由市場經濟下，只要一個城市的集聚效應沒有窮盡，要阻擋一個企業及其職工的移入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中國，城市犯罪和貧民窟這種題目往往是用來反對加速城市化的。似乎城市化必須在沒有貧民窟的條件下進行，而一有貧民窟，便必然有城市犯罪的急劇上升。他們當然不會直接了當地說不要城市化，于是就喋喋不休地討論城市犯罪和貧民窟的可怕性。這就使我想起因噎廢食的成語。這個成語雖然大家都聽到過，恐怕不會太去想它的深刻涵義。大概在日常生活中，不會有人傻到因為怕噎，寧肯餓死也不進食。可是在中國的歷史上，因為怕這怕那，導致經濟落后，國家貧窮的例子卻比比皆是。
遠的不說，對比一下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和中國，頗發人深省。日本自古一直以中國為師，此時卻轉而全面模仿西方先進國家。短短20幾年便以彈丸之地，成為世界一流強國，先大敗天朝中國，10后又在中國的土地上使更為龐然大物的俄國潰不成軍。中國雖早在鴉片戰爭中便已吃到西方國家洋槍洋炮的苦頭，被迫賠款割地。然而幾十年中舉國上下喋喋不休討論的還是如何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真是到了國將不國之時，怕的還是祖宗留下，此時卻救不了自己的古學是否會后繼無人。
近的例子則更多。例如，中國曾怕城里的年輕人和知識分子變修，所以送他們下鄉，以為他們少看些書，少學些知識，腦子就會簡單些。今天中國到處存在的知識斷層，以及面對知識經濟感到束手無策，因而只能下崗的大量城市職工，是和當年的這個愚民政策分不開的。又如，當年怕第三世界大戰打起來，所以在深山老林中蓋了許多工廠。今天這些工廠不死不活，成了政府的沉重負擔。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以消滅了吸毒和賣娼引以自豪，殊不知由于長期鎖國，世界的新潮流，新知識，新科技也一并拒之門外，使得被國人一直視為化外之地的東南亞各國也一度凌駕中國之上。直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因為怕城市擁擠和犯罪率上升，所以不準流動人口在城市落戶，又不準鄉鎮企業向城市靠攏，美其名曰離土不離鄉，使本來可以成為城市化人口來源的近2億人長期被排斥于城市之外，因而大大延緩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這些錯誤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都是因為揪住某些枝節性的弊病喋喋不休，卻不知嚴重的，常常是災難性的后果正等待著他們。所以，因噎廢食這句成語今天還是有其針對性的。
對那些大談城市犯罪和貧民窟的先生們，我的態度很簡單。首先，我要說，如果這些先生們自己還在陜北的黃土高坡上或貴州的深山老林里，他們是絕不會對這樣的題目如此津津樂道的。其次，我承認城市化過程中，犯罪活動會有所增加，但是對策是學習先進國家管理高度流動的人口的經驗。再次，我要說，在城市化過程中不準出現貧民窟的奇談怪論，實質上就是將中國的城市化的過程推到無限的將來，并將幾億農民的進城問題置于腦后。如果真想加速城市化，則應該允許貧民窟的存在，甚至在一段時期內有所擴大，以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從而大大加速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使中國最大限度地從城市化的積聚效應中獲益。今天允許貧民窟的存在，甚至有所擴大，正是為了更快地消除全體農民的貧困。世界的一流城市都有這個過程。即使今天被國人驚為天堂的香港和上海，如果沒有太平天國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等非常時期的一批又一批的難民潮的涌入和貧民窟的跳躍式擴大，便沒有今天的香港和上海。這些先生好好想一下，如果說當年難民的大量涌入并沒有使香港和上海成為犯罪的天堂，或充斥貧民窟的地獄，那麼在擁有更為充裕的物資條件和更先進的管理手段的今天，為什麼城市犯罪和貧民窟問題會比當年更值得大驚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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