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缺乏回旋空間,城市化步履艱難

　　中國追求社會轉型和城市化已經持續了一個多世紀，期間遭遇特別的挫折和痛苦，至今中國的總體形象還是一個農民國家。在大多數國家里，工業化與城市化是同步進行的。在一些人口基數不大，又能自由進口農產品的國家，城市化甚至可快于工業化的進程。但當農產品無法經由對外貿易獲取時，城市化的進程歸根結底是由國內農產品的剩余量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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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一直面臨著嚴重的資源危機。它必須用有限的耕地資源養活大量的國內人口。自從1840年中國開始加入早期全球化進程以來，由于農產品可由國外進口，城市化的進程得以加快，出現以上海為代表的一批新興沿海城市。但是1949年之后，由于政府實施了封閉政策，使得國內的城市化發展速度大為放慢。雖然政府一直在大力發展工業化，城市化的進展卻一直滯后。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的農產品剩余較少。三年大饑荒進一步加劇了中國政府內部對糧食的危機感。因此，政府的反應是更加嚴格控制各類城市的發展，禁止人口從農村向城市轉移，并將大量的城市居民遷移到農村。

　　70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始逐步改革社會制度，并逐步開放了國內經濟，放松了對人口的管制。結果，大約有1億農村人口離開土地，進入鄉鎮企業工作。另有約1億人口則成為流動人口，到城市和沿海地區尋找工作。如果此類情況發生在其它國家，則這兩類人口將成為城市擴張的自然來源，城市化可望突飛猛進。例如當年的英國，著名經濟學家李嘉圖便不顧本國大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說服國人放棄對本國農業的保護，允許大量進口糧食，讓農民大批脫離土地，轉移到城市，使英國順利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但是80年代的中國門雖已打開，卻不知是否應該全身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政府在城市化問題上并無多少回旋空間。加上對工業化至少應與城市化同步的極端重要性認識不深,面對大批農民脫離土地，政府只能被動反應，既阻止鄉鎮企業及其職工向城市聚集，又不準農民進城落戶。然而城市化恰恰是社會提高資源配置和生產效率的重要源泉之一，并是解決失業的不二法門(見筆記之一)，中國顯然因城市化水平的低下蒙受嚴重的效率損失，同時惡化了就業前景。

　　中國用世界9%的耕地養活了世界20%以上的人口。這本身當然是個偉大的成就。但是這種一味強調自力更生、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方針使中國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首先，中國必須將其一半以上的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其中有許多人靠著貧瘠的土地勉強度日。這種綁在土地上的謀生方式不僅極度消耗了他們的體力，也使他們的智力無法充分發展，造成國民素質的低下。除非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能夠從農業部門轉移到非農業部門，到本世紀中葉使整個國民生活水平提高到世界平均水平的目標難以實現。其次，中國的人均木材占有率，人均石油占有率，人均水資源占有率，人均土地占有率，以及其它重要的自然資源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幾百年來在人口壓力下，中國的自然資源和生態已經遭到嚴重的破壞。想用如此低的人均資源占有率達到世界平均生活標準，單靠中國自己的資源和力量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任何企圖實現這一目標的人，實際上都是在透支后代的資源。

　　目前，中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城鎮，總數大約有4億人，其中約一半居住在小城鎮。到本世紀中葉，中國的人口總數預計將達16億或更多。屆時如果真如一些專家所預測，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80%左右，那么中國的城市人口將高于目前全國人口總數。換句話說，在未來的兩代人多一點的時間里，城市地區需要吸收8億多農村人口。中國的人口必然要以前所未有的規模作內部的大遷移。不難想像，在這一過程中，每個人的生活不是發生根本改變，便是受到極大沖擊。有一點十分清楚，如果不是在78年前受制于國內的糧食剩余，78年后受制于對利用國外糧食剩余的疑慮，中國的城市化任務不會推遲到21世紀。

　　2.入世與中國城市化的良機

　　加入WTO將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極其深遠的影響。從長期來說，中國獲得了加速從農業國向現代化國家轉變的更加寬松的外部空間和回旋余地。加入WTO將使中國最終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社會的成功幾率大增。一個半世紀以來，實現這一國民目標的前景第一次變得如此光明。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WTO是一個多邊協議，以保護和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中國一貫對本國的糧食安全切切在心，對利用國外糧食的想法顧慮重重，十分排斥。但是，中國依靠自力獲得的糧食安全是以犧牲農民收入和破壞環境為代價的。加入了WTO，將打消中國對利用世界糧食市場的重重疑慮。如果情況要求進口更多的糧食，中國將不必擔心受到某個國家的單邊制裁。中國進入世界糧食市場的權利會受到WTO條款的保護。國際糧食市場這種制度保障將使中國能夠擺脫過去那種不計后果增產糧食的困境，不必再為養活日益增加的人口而犧牲生態。客觀上，中國有了放手加速其城市化的進程的回旋余地。即使其糧食生產發生暫時性大幅下降，城市化發展也不必象三年饑荒時期那樣發生大幅逆轉。

　　其次，發達國家和其他國家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所施加的限制，將在中國加入WTO后大為放松。中國不用直接輸出勞力，世界各國便可通過進口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吸收中國的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出口行業就業機會的增加將有助于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向城市地區作永久性轉移。

　　第三，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最能得益于人口高度集中的服務部門將會獲得肥沃的土壤。中國目下服務業占勞動力就業總量的比重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簡單的數學計算表明，如果城市化進展得比較平穩順利，中國服務業可以吸收比目前多得多的剩余勞動力。一般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將達16億峰值。如果勞動力的參與率為55%，那時中國的勞動力將達8.8億，相對1998年增加1.8億。假設在今后幾十年間，中國愿意根據其比較優勢重組經濟結構以便在勞力密集型部門開發更多的就業機會，同時假設有10%的勞動力，即約9000萬人仍將繼續從事農業生產，30%的勞動力，即約2.6億人從事制造業生產，那麼中國仍需為5.3億人，即占勞力總量60%的勞動力，創造非農就業機會。目前，中國已有1.9億勞動力在服務業工作。因此，還需要為3.4億勞動力尋找工作。其中的1.8億是這一時期內的新增勞動力，2.6億是農業部門釋放出來的勞動力。初看這個數字，往往令人頭暈。但是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80%的勞動力可在服務業找到工作。如果中國的服務業能夠得到充分的發展，那么吸收這些剩余勞動力應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當然，這主要取決于中國社會組織水平的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城市化的速度和水平。一般來說，城市越大，服務部門在總就業量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因此，為了在城市服務部門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先驗地排斥大城市的發展無異自殺。

　　第四，中國將有機會重新調整國內的人口分布，以減少對水資源和生態的壓力。目前，發達國家的人口分布越來越取決于水資源的分布。觀察一下澳大利亞，美國和其它一些國家，不難看出水資源分布在決定人口分布密度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國大部分的水資源和降水都集中在南部。目前，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耕地的空間分布。盡管中國北部水資源嚴重短缺，但是中國42%的人口居住在這一地區，因為61%的耕地分布在這里。一旦人口的大部從農業部門釋放出來，他們并不需要全部留在干旱地區。相當部分可以移居到水資源充沛，降水豐富而且全年分配均勻的沿江、沿海或南方地區。在對北部的水資源的壓力大大減輕之后，是否需要興建耗費巨大、生態后果不明的引水工程，就值得三思而行。人是活的。為什麼不讓人口流動呢？人口流動起來后，南部地區現存的城鎮在市場導向下一定會獲得優先增長。新興的城鎮也會主要出現在這一地區，以避免未來可能出現的水資源的短缺和包括沙塵暴等在內的生態惡化。

　　第五，進入WTO將使中國得以通過生產和出口符合中國要素稟賦的產品，以換取土地密集型產品。因此而來的對土地壓力的降低意義深遠，它會有助于消除人們對一部分耕地因城市化而流失所懷的根深蒂固的恐懼。我們應該認識到，比起用作耕地來，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于城市發展所實現的價值要高得多，安置的人口要密得多。目前所有城市的市區面積加起來只有2萬平方公里，卻容納了幾億人口。這筆帳是誰都能算的。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城市面積在其領土總面積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容納的人口卻如此巨大，實在是再合算不過的事。將來，中國一方面必然要犧牲一部分耕地以保證現有城市的擴張和新興城市的建立。但另一方面，當大部分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地區之后，可通過合并全國范圍內的幾百萬個村莊、兩千多萬個鄉鎮企業(1999年中國統計年鑒)、和無以計數的細零化地塊，使中國重新獲得不少耕地，并使每塊耕地的平均規模有所擴大，以利機械化的推廣。順便指出，由于大城市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小城市，從節省城市用地著眼，中國也不應該片面限制大城市的發展。反而應從國情出發，鼓勵大城市的成長。

　　3.不失時機，放手市場引導城市化的突飛猛進

　　城市化是一項重要的制度創新，它保證企業和居民能夠從聚集經濟和外溢效應中獲益。較高的城市化水平意味著一個經濟可以在現有技術和資源水平下更有效率地進行生產。長期以來，由于要素稟賦的先天約束，特別是耕地極度匱乏，使得中國只能生產出有限的農產品剩余。因此在自給自足經濟下，中國不可能同時實現城市化的高水平，和生態環境的低破壞。為了限制人口不向城市地區流動，政府必須對農村居民和農村工業活動，比如鄉鎮企業，施加嚴格的，違背歷史潮流的政策限制。中國的水資源和耕地資源分布極不均勻。但人口因被土地束縛，無法向水資源充裕的地區流動，使當地的生態日益惡化。

　　加入WTO無形中使得中國獲得更多的生存空間，使其能夠最終走出幾百年來的困境。中國可以用其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通過自由貿易換取自然資源、糧食產品和高科技含量的產品。因此，中國不再需要象過去那樣，僅僅根據本國農產品剩余的多寡來硬性規定城市化發展的速度和水平。在WTO的多邊貿易條款下，中國可以在本國需求上升，本國供應正好下降時，不用遣送城市人口下鄉或關閉廠房達到平衡，因為可以通過國際糧食市場調劑。同時，當人口的大部不再被人為制訂的政策束縛在土地上時，人口的最優分布就很容易實現了。雖然預期中的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快速增長和出口有助于世界吸收中國部分剩余勞力，但筆者預料，剩余勞力將主要靠中國本土吸收，因為城市化的加速會使第三產業獲得快速增長的空間，發達國家及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反復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進入WTO為中國加速城市化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使中國能夠根據其動態的比較優勢進行生產結構的重組。阻礙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那些傳統束縛將不復存在，或至少得到放松。城市化是提高經濟效率，降低失業率，吸收大量國內剩余勞動力的關鍵一環。中國在制定城市化政策的時候必然會面臨種種困難的選擇。政府必須記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放手由市場主導決定城市化的速度、水平，城市的分布，以及城市體系所應服從的分布(見筆記之二)。中國政府應該利用外部空間獲得擴大和回旋余地獲得延展的大好機遇，不失機遇地對城市化，人口流動以及戶籍制度等問題采取更為大膽的，高瞻遠矚的政策。可以預言，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國在獲得城市化成功之時，不僅將徹底改變自己的落后形象，提高整個民族的素質，而且可以顯著地改變整個世界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