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從國際市場上能進口多少糧食，才不至于影響中國經濟穩定，不至于影響中國農民已經很困難的就業和收入？

　　- 要明確的是直接補貼的政策目標就是保護糧食生產，鼓勵農民多生產糧食。在當前糧食形勢趨緊的情況下，糧食直補的這一政策導向應該更為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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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今年夏糧取了好收成，但從長期來看，我國糧食安全問題正逐漸浮出水面。業內人士指出，對于我們面臨的糧食形勢，須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那就是，糧食安全問題的存在不是一種臆斷，而是擺在面前的現實。然而，一貫主張“靠市場來買糧”的茅于軾先生最近撰文認為，只要有市場，我們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并且對各種疑慮予以逐條地解釋和反駁。一句話，糧食不是個問題。中國糧食問題真如茅先生所認為的那樣樂觀嗎？

　　“谷物凈進口”的憂患

　　今年，我國的糧食種植面積結束了連續5年的下降趨勢，全年糧食種植面積預計超過15億畝，比去年增長1%。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今年夏糧總產量達到10105萬噸，增產4.8%。對于目前的糧食生產，茅先生顯然很自信。茅先生說，只要有市場，就會有糧食吃，而且，“我們誰現在還餓肚子？”。茅先生的這一判斷的前提應該是，我們有足夠的耕地資源，而且糧食種植技術有很大的進步。但事實并非如此。以土地為例，根據國土資源部公布的數字，我國現有的耕地為12339.22萬公頃，比1996年減少了近一億畝。這里面大部分都是退耕還林減少的土地，各地盲目無節制地占用農田還沒有完全統計在內。也就是說，我國農業耕地資源的減少已經是既定事實。事實上，耕地數量已經下降到了最危險的程度：全國已有600多個縣的人均耕地面積低于國際公認的0.795畝的警戒線。同時，部分地區的土壤質量惡化，也大大影響到糧食的增產。正在進行的全國耕地地力調查的階段性成果充分印證了這一點：全國有60%的耕地缺鐵，30%的耕地缺鋅。在產糧大省安徽，中低產土壤面積達4170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65.5%。

　　新華社在6月底援引一位負責農業的高級官員的話說，2004年中國糧食需求總量預計為4.9億噸，而產量最多可達到4.55億噸。現在我國的糧食還保持著每年3千萬噸的出口，但為了穩定國內的糧食形勢，出口量將逐漸有所減少。此外，供給缺口還需要依靠一定量的進口來補充。國家糧食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糧食產量自1998年達到創紀錄的5.12億噸后就開始穩步下滑，2003年糧食產量降到了4.31億噸，達到近年來的最低水平。雖然今年將有恢復性增長，但這并不能改變我們所面臨的嚴峻局面：由于國內需求持續增長，從長遠來看，中國將成為一個谷物凈進口國。

　　中國人只能靠自己養活

　　按照經濟學上比較優勢理論所得出的結論，的確很誘人：各自按照自己的優勢進行生產，出口價格有競爭力的產品，進口價格低的產品，從而達到福利的最大化。因此，“進口糧食從經濟效率上來講是很劃算的一件事情”。如此看來，“只要市場在，就不愁買不到糧食”：國內缺糧自然可以到國際市場上去買。茅先生是非常相信市場的。

　　能進口糧食當然是件好事，我國現在就一直在進口糧食。但問題是，我們從國際市場上能進口多少糧食，才不至于影響中國經濟穩定，不至于影響中國農民已經很困難的就業和收入？我們面臨的基本事實是，中國糧食消費水平的1%就占到世界糧食貿易的2%，如果進口大幅提高，糧食價格肯定會上漲，反過來高價又必然制約進口。盡管我們有超過四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我們總不能老是算計著用外匯儲備來填我們的嘴巴吧？

　　不過，需要說明的一點是，茅于軾先生對“怕國際糧食市場對中國禁運”很不以為然。他說，一般而言這種情況不會發生。因為WTO規定不許可用貿易做政治斗爭的工具，除非聯合國有決議。但我們看到的現實卻是，自由貿易背后也充滿了變化多端的潛規則，在當前國際局勢多變的情況下，誰能保證自由貿易的原則不被某些國家利用?芽而我們更不能在糧食安全的問題上押寶。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還要靠自己的努力來解決。

　　期待公平的城市化

　　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化、工業化的確需要大量的土地，而且應該有一個合理的土地供給。但一個必須強調的前提是，在現在的種植技術條件下，必須保證擁有足夠的用于糧食生產的耕地，才可以考慮土地的“農轉非”問題，而不是一股腦地將責任全推卸到城市化的遲緩上。現實卻讓我們驚醒：由于部分地區欠規范操作，本來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土地被在一級市場“壟斷經營”的地方政府廉價供給開發商。于是，便形成了這樣一種局面——“開發商低成本買土地，政府留足自己的，而農民有時候連基本的生存條件都難以得到保障”。

　　解決三農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減少農民，將農民轉移到城市。但我們的城市化應該是公平的城市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農民權利和權益得到尊重和保護。非常善于經濟學分析的茅先生卻“毫不含糊”地認為，“現在我們為了糧食增產，還制訂了保護耕地的政策，不許將農業用地轉為非農用地，這也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其它用地比農用地更緊張”，而且“保護耕地所付出的代價遠遠高于進口糧食的代價”。我不清楚茅先生所說的代價的含義。然而，因為耕地保護不力，付出代價的卻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兄弟，以及我們不得不正視日益趨緊的糧食生產。

　　至于保障方面，“失地”農民更無法和城市居民同日而語。土地是農民最大的財富，可一旦失去了土地，農民更沒有與開發商們討價還價的砝碼。一些企業在利用低成本土地擴張后獲得巨額利潤，又有多少經濟學家替農民計算一下成本和收益呢？

　　幾千萬“三無“農民的出現充分說明，缺乏公平的城市化造成的后果貽害無窮。在大量的濫占土地案件中，沒有一個農民是心甘情愿地“洗腳上田”，踏入城市化的浪潮中。

　　價格杠桿與補貼并用

　　就當前的情況來說，增加糧食生產、提高農民收入更為迫切。今年以來，我國農民增收難的問題得到初步解決。上半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1345元，同比增長16.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9%，同比加快8.4個百分點，是1997年以來增收形勢最好的一年。其中，糧食價格上漲“功不可沒”。在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的基礎上，加強科技投入，采用價格杠桿來推動糧食生產無疑是一種比較現實地選擇。

　　截至今年6月，全國已撤銷各類開發區4735個，占開發區總數的70.2%；核減開發區規劃用地面積2.41萬平方公里，占原有規劃面積的64.3%；目前已退出開發區土地2617平方公里，復耕面積達1324平方公里。在實行最嚴格的土地保護制度基礎上，如果糧食價格在一定范圍內上漲，必然會激發農民來的積極性，而糧食價格一旦低迷，農民種糧賺錢不多甚至賠錢，誰還會來種糧？因此，推進國內糧食市場化改革，讓價格杠桿自發地引導糧食的生產，將是最終解決糧食問題的關鍵所在。

　　同時，政府也應該加大對糧食生產的補貼力度。動用糧食風險基金直接補貼種糧農民，直接目的是補償低效公益產品，增加糧農收入，間接效應則是鼓勵和刺激農民發展糧食生產。而要明確的是直接補貼的政策目標就是保護糧食生產，鼓勵農民多生產糧食。在當前糧食形勢趨緊的情況下，糧食直補的這一政策導向應該更為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