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前不久舉行的“科學與中國”院士專家系列巡講活動中，軍事醫學院院長、中國工程院士秦伯益做了題為《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妨礙中國科技發展的社會政治因素》的主題演講。演講中，這位行伍出身、敢于直言的科學家，再一次重申了他對當下盛行的科技浮躁風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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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浮躁的又何止科技？

　　面對浮躁的社會，我們需要冷靜的批判。

　　目標文章略作刪改，本期批評者為大西。

　　往者不可諫 來者猶可追

　　為什么中國沒有諾貝爾獎獲得者？為什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國家發明獎一等獎連續4年空缺？為什么科研投入增加，我國科技競爭力排名卻從第13位掉到第28位？為什么學術腐敗現象頻生？一切都是科技浮躁的惡果。

　　浮躁危害甚于“瘟疫”。它不顧社會基礎和客觀條件，不按科技發展自身規律辦事，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標、高水平。浮躁之心，有時可以造就一時的虛表成績，但往往是“竭澤而漁”，結果是“明年再無魚也”。

　　當前，我們的科研形勢總體是喜人的，然而其中“泡沫”也不少，表現在科技成果多，但轉化率低；科技論文多，但引用率低；科技創新多，但高水平的原始創新卻沒有。

　　醫藥界近20多年來雖然小成果多如牛毛，大成果卻寥若星辰。現在許多地方熱衷于召開各種研討會，玩弄一些科學新名詞，浪費了大量資金，沒有任何實際效果。解放后，我國實際上只有兩種被國際承認的創新藥物，最近20年更是一項都沒有。還有一種傾向是熱炒國外新觀點、新技術。長此以往，滿足于花哨熱鬧，不研究深層次問題，早晚會暴露出浮躁帶來的惡果。如果浮躁加劇，影響了科技體制格局、科技工作的主要面向、科技人員的基本素質，甚至影響到科技運行的正常秩序，危害就更大了。

　　科技界的浮躁自上而下存在著。有的領導往往好犯政績浮躁的毛病，總希望在任期內多出成果，快出成果。這沒什么錯，可問題在于他們制訂規劃時過多強調出成果的數量、速度和檔次，卻很少強調成果的內在質量。

　　有的領導者提供條件時只重經費、待遇、儀器、實驗室等有形條件，不注意人才素質、環境氛圍、人際合作等無形條件，在科技管理中搞“一刀切”，顧此失彼，厚此薄彼。很多政策和規定，往往是便于管理者的管理，卻不便于被管理者的科研實踐，最終影響科研成果的數量和質量。

　　科研單位的“口頭創新”既能將上面的浮躁意向刮成風，又能將下面浮躁動態助成勢。把剛想到的，說成做了的；把剛開始的，說成完成了的；把剛出現苗頭的，說成成果已到手了的；把剛做完的，說成完美無缺的……一些科研單位以此來撐場面，把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當成長遠措施推出，甚至逐級定指標、攤任務、造聲勢。他們不在實驗室里實實在在做事，只一味地注重“口頭創新”，在新詞匯上下功夫，不管是國外的還是自已杜撰的，都拿來“武裝”自己。

　　在醫藥衛生界，3年前就有“一個實驗室一年完成全部人類基因組測定”的說法，最近又有“5年完成全部人類器官的復制”的豪言，這類天方夜譚式的“口頭創新”不勝枚舉，讓人感到可笑，也讓人痛心。

　　“細功慢活”逼成“熱鍋快炒”，中國有應試教育，科研工作其實也在“應試”，這迫使科技人員心浮氣躁，不得不去搞那些“西紅柿炒雞蛋”式的短、平、快的科學研究。被評的人、評人的人、管評的人，誰都不滿意，誰都有道理，誰都沒辦法，又誰都照著干，而且誰也怨不著誰。這就是目前我國科技評估工作的尷尬境地。

　　現在的科技界，由于每提一職或一級，都要以任現職級時的成果為依據，科技人員就只能以短短的三年或四年為一個周期，安排自己的科研計劃，以免在提拔時因拿不出新東西而被“劃掉”。放在常規工作崗位，這種三年四年評一次的方法很不錯，可放在科技領域就顯得可笑了。任何一個科學家一生的創造高潮時期只有一次、兩次，至多幾次，哪經得起三年一評啊？

　　尚有待完善的現行評估體系助長了科技浮躁的滋生和蔓延。現在，學術腐敗嚴重，抄襲現象屢禁不止，深受評估體制影響。大家都想“熱鍋快炒”，擺擺花架子用來頂事。

　　科研導向一般有三種驅動，一是國家需求驅動，二是市場需求驅動，三是科學家自身驅動。現在，這三種驅動勢力不均，呈“紡錘式”的畸型發展，兩頭輕，中間重。

　　過去，靠國家驅動，我們基本消滅了血吸蟲病、絲蟲病、克山病等重大地方病，可是近年來這方面的驅動作用不明顯了，政府的許多投入沒有進入應該由國家驅動的科研項目，卻進了屬于市場驅動范疇的項目。

　　現在，科研成了一種職業、一種謀生手段，和社會上其他職業的人一樣，受利益驅動了，科研人員這方面的整體素質在下降。

　　這有什么奇怪的？我們為足球扔了多少錢，排名還不是一直往下掉？就像吃足球飯的那幫家伙球輸得越來越多可照樣開奔馳、當明星一樣，國家的錢給得多了，才能蓋房子、常出國不是？

　　牛群說過一段相聲，為了吃飯可以把“巴甫洛夫誕辰”當味佐料。有沒有魚關鍵靠智慧。在中國，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這樣的事在中國比比皆是。比如道路交通管理，比如戶籍管理，比如稅務工商管理。辦一件事，需要填一大堆表格、復印一大堆文件、排好幾條隊、跑好幾個地方，所有這些規矩都是管理者制定的，都是為了方便管理者管理，出發點都不是為了被管理者，也不是為了更能管出質量。管理者坐在椅子上，被管理者跑得腿都酸了。這是中國特色，不僅科技界獨有。

　　瘟疫的病根就在這里。但這也實在怪不得那些當官的，就像我們的學生考試，都說應試教育多么不好，但是如果不應試就考不上大學呀？評價體系不變，只怪官員不對，就有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感覺了。市場經濟了，有需要才有供給。不這樣，怎么坐穩位子？怎么往上爬？

　　主要是因為諾貝爾獎的評選方法不科學、不符合中國人的習慣。比如，評委都在遙遠的國外，我們要送個紅包之類的不方便；比如，評委會沒有行政級別，我們找領導批個條子不管用；比如，評委們都是老外，找關系拉個親戚太牽強；比如，他們不要中國的贊助，找個大款捧一捧不太可能。所以，究其根本，是文化沖突使然。諾貝爾獎不屬于中國。

　　現代社會需要高效率。一生只出一兩個成績，我養他的成本多高呀。再說，三年后我可能就高就了，在我任上不出成績，我拿什么高就？所以，三年一評，恰是一任周期，多合適呀。

　　能說會炒，這是現代社會的必備能力。多少年前不就有畝產超萬斤、超十萬斤的能人嗎？看看那些一夜暴富的人，不都是靠一個炒作在資本市場創造奇跡嗎？即便后來完蛋的，自己腰包也鼓起來了。現在，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炒勺。

　　做科研的人又不是火星人，看著別人一年年發財，我為何要苦著自己追求理想？追求理想的人值得尊敬，是因為這樣的人少，物以稀為貴。人的本性就是逐利，沒多少人活在象牙塔里。除非，你給我高薪，高到讓我心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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