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人文城市

　　受訪人：國家一級建筑師 劉 澎

　　采訪人：本刊記者 寇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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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遠見：有人說，近20年來城市文物建筑受到的破壞，已經超過了過去200年。但建筑師并不是問題的全部，甚至不是關鍵。究竟問題出在哪里？問題的關鍵何在？

　　劉澎：建筑是集約大量社會財富的大型產品，建筑師對建筑有一定的設計影響，但總的來說，社會的整體變化對建筑的影響才是至關緊要的。

　　20年來城市古建筑受到的破壞超過過去的200年，這正符合從世界角度看過去200年的社會變革遠遠超過了人類近2000年的變化，而中國又不得不在短期內跟上世界的腳步。另一方面，社會制度的變化，文化的傳承的速度必然遠遠滯后于技術的變革。文化的遺失，文明的建立是需要幾代人的努力才能修補的。巨大的落差必然帶來巨大的破壞。歷史上也有這方面的例證。我想塔利班如果沒有大炮的幫助，要摧毀巴米揚大佛，恐怕是個巨大的工程吧。從另外角度來講，破壞所帶來的反思,正是我們用巨大代價換來的寶貴財富。

　　最關鍵的是當下中國，“發展”成為壓倒一切的主流意識形態，“發展”原本不錯，但糟糕的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發展”只是“經濟發展”，當這種單一的意識成為霸權、專制的力量，另外一些同樣正確和寶貴的意識如：尊重文化的意識、具有人文關懷的意識卻被排斥在權力機制之外，也被排斥在市場之外。

　　新遠見：城市建筑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破舊立新的情況，在建筑哲學中，破與立，新與舊如何權衡把握，對城市建筑和社會的作用與影響是什么？

　　劉澎：破舊立新是重要的，一個變化著的發展著的社會永遠都是破舊立新的。

　　我們現在缺少的不是對“新的”價值論證和研究，和對將來的光明前景的描繪。我們缺少的是對“舊的”——我們即將破壞的——價值(人文價值、歷史價值、科學價值)的研究和認識。這方面的研究和認識遠遠滯后于世界的水平,我們現在只有感性的來自民間的“保護古建筑”的呼聲，這些由于缺乏行政體系的有力支撐而顯得乏力。

　　“歷史建筑”總體來講是過去人們生活的一種物質反映和體現，對“它們”的草率行為使得曾經有過的創造得不到應有的尊重，長此以往，會形成整個社會對于自身歷史的冷漠，寶貴的人文精神的缺失，最終使得文化的延續性受到極大破壞，新的文化創造乏力。

　　新遠見：從上世紀80、90年代到21世紀初，我們遇到了中國建筑史上從沒有過的大好機會，但是為什么沒有世界性的作品出現，根本原因是什么？

　　劉澎：建筑是社會的產物，深深受到當時社會各方面條件的制約。建筑設計師、施工人員、業主、材料水平、建造技術、甚至有關建筑的行政管理體系等等都在共同影響著建筑產品的品質。換句話說就是只有整體社會具有世界性的水平，才可能有世界性作品的出現。

　　新遠見：請問建設性破壞與破壞性建設對于當今社會與城市建筑的影響，哪個更深遠一些？如何對待，用什么替代社會發展中不可避免的破壞與建設.

　　劉澎：如前面所說，如何對待破壞與建設的問題，最基礎的是建立科學的、文明的、人性的行政管理體系和法治體系。

　　事物多重角度的價值得到更充分的考慮，不同的觀點能夠真正進入決策渠道是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

　　新遠見：最近以來，“實驗場現象”遭到眾多專家學者的的激烈批判。最主要的是反對建筑文化中的自覺殖民主義。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能不能探索到一條把現代主義和我們中國建筑的傳統文化結合起來的路？

　　劉澎：如果要我來講建筑文化上的自覺殖民主義，實際上這和對于發達國家的物質富裕的盲目崇拜有直接聯系。我們首先是折服于發達國家的物質繁榮，進而對自身的文化產生不自信。

　　具體體現為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整體文化自信缺失的社會環境中，業主們對于國外大師的盲目追求；其次是中國建筑師自身缺少甘于寂寞、清苦的探索精神；再次也有相關建筑評價體系重視國外大師、輕視國內建筑師的問題。

　　應該存在著將現代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建筑文化結合之路，但尋找這種結合本身即為一個漫長過程，需要本土建筑師和整個社會一起付出巨大努力，同時，需要對漫長而艱難的過程具備足夠的信心、寬容、耐心和自覺意識。

　　新遠見：現在城市建設幾乎一個模子，一味的高樓、廣場、大片綠地，不考慮實際功能，這樣的建設，是否是城市規劃的失敗？

　　劉澎：這顯然是規劃的問題。城市規劃是一個復雜系統，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是一項需要多方面的專家參與其中做很多艱苦的研究和考證工作。但是中國城市規劃人才幾乎出自建筑和地理兩個學科，缺乏多學科參與的規劃，一個只從較少的角度去考慮問題的方案顯然對于錯綜復雜的現實沒有太多指導意義。

　　新遠見：各個城市的建筑何以難以保持協調的風格和應有的水準，其所透露的其實是體制文化的變異，以及城市建設中長官意志和部門利益博弈的結果，而且這種現象已經滲透到城市的各個角落，您是否認為這個才是城市形態的真正危局？

　　劉澎：我認為這不是城市形態的真正危局，所有的過程都是解決問題的過程，各種力量的博弈并非壞事。關鍵是建立建筑師、施工人員、官員、業主相應的責權利考核機制，尤其是決策者的責任和權利的考核機制。

　　我認為城市形態的真正危局主要在于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人文意識被“物質意識”所取代，后者成為主導一切的意識形態，如果握有城市建設權力的人只關注物質世界，關注于物質的量上的增長，那么城市形態質量的下滑是不可避免。

　　新遠見：中國建筑學會教授級高級建筑師顧孟潮指出，城市面貌越來越趨同這種現象是全球性的。您認為是什么原因？

　　劉澎：現在壓倒性的意識形態是“經濟和市場”，這是全球性的問題。

　　城市面貌的全球化是很自然的現象,城市建筑最主要的功能是滿足城市的發展,適應人們的使用,他的建造過程和使用過程必然要用與當下技術相適應的材料以及空間形式.只有你創造了新型的生活方式,有特色的文化習俗,才會出現與之相適應的建筑形式和城市景觀。當然,建筑藝術上的探索也可以促進人們文化面貌的改進,但這不是建筑的主要義務。

　　新遠見：我們應當考慮從一個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我們的城市文化，尋求一種在傳統體制下，不可能生成的新的城市人文空間，進一步則是說，如何從文化沙漠中崛起，建立一種新型的城市文化類型？

　　劉澎：等到那一天，當“錢”和“環境”、“人的生命”等等多種價值真正成為共同有力量的意識形態，被整個社會大多數人認可，而有一部分關注“人文價值”的人能夠進入決策體制，發揮作用時，也許我們能夠看到一種新的城市文化類型。

　　我們需要做的是行動、等待與希望。

　　對于每一個個人來講，具體行動表現為提升自己，控制對物質的過多欲望，幫助他人。當然，這是很難的。所以我們需要等待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