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齡化呼喚養老保險機制

　　受訪人：中國社科學院老年科學研究會 熊必俊

　　采訪人：本刊記者 萬 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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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遠見：為什么說在城市化的過程中，社會養老保險是工業化和人口老齡化的產物？

　　熊必俊：城市老年人作為社會的資深公民和家庭的尊長，是在完成了國家、社會和家庭賦予他們的生產生育的責任后進入老年的。按照代際交換的經濟觀，“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思想，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倫理道德觀，國家、社會和家庭理當為他們提供維持生存的物質和勞務幫助，保障他們的“老有所養”。

　　養老模式在各個不同的社會和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不盡相同，它是由不同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不同的社會結構和不同的家庭結構所決定的。

　　在過去，父母養育未成年子女，以自己的勞動向他們提供生存資料；子女成年后，以自己的勞動贍養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作為他們對父母養育自己的回報。這種以相互提供物質供養的反哺式家庭養老模式是代際交換在家庭范圍內進行的。老有所養在家庭實現是天經地義的事，社會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向老年人提供養老保險。

　　而產業革命帶來了生產方式的根本變化，人類開始由自然經濟社會進入商品經濟的工業社會。生產單位由家庭轉變為工廠，家庭成員成為各自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依靠參加社會化勞動而取得工資收入。作為工廠的雇員，他們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不能完全歸自己和家庭所有，而是在扣除為社會發展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所作的積累以后，按雇傭關系的分配原則領取剩余中的一部分作為個人的工資收入。在這種情況下，家庭財產共有制解體，在家庭范圍內育幼養老的代際物質交換的一部分發展為社會范圍內一代人與另一代人之間的代際貨幣交換。家庭養老不能適應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需要，喪失勞動力的老年工人需要由社會養老保險來保證晚年的生活。

　　新遠見：您是從剩余價值來看社會養老保險的本質？

　　熊必俊：對，每一個勞動者都會隨著增齡而衰老和死亡，而社會發展則需要源源不斷地補充新的勞動力。因此，勞動者不僅要養活自己，而且要養活自己的家庭成員，繁衍后代，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使人類社會能夠存在和發展。勞動者的剩余勞動，是為社會的勞動，其勞動成果用于社會需要，是擴大社會生產、推動社會進步的基礎。如果說勞動者以必要勞動時間所生產的必要產品撫養了子女而取得了進入老年后受子女贍養的權利的話，那么，勞動者以剩余勞動生產的剩余產品為社會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基礎，則是他們在喪失勞動能力后取得社會物質幫助的投資。

　　新遠見：您認為城市社會養老保險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什么樣的促進作用？

　　熊必俊：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功能是從社會與經濟角度對公民退休后的生活提供經濟保障，在老齡社會里，它不但有利于勞動力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的順利進行，而且對經濟發展還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特別是有利于勞動力的流動：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必然帶來產業結構的變化與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需要勞動力合理流動。全國統一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建立，打破了分散的企業保險所造成的流動障礙，人們攜帶社會保障卡片在不同地區和不同企業變換工作，可以在新崗位上繼續享受各種福利待遇。有利于改變“養兒防老”的生育觀使人們免除了晚年生活的后顧之憂，不再為“養兒防老”而多生多育，造成人口膨脹。

　　生育觀的轉變，也可以保證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既有利于控制人口，又有助于優生優育，提高人口素質，有利于經濟發展。變部分超前消費為滯后消費：把一部分消費基金轉化為生產基金，增強發展經濟的后勁。一方面企業向職工發工資，另一方面企業和職工把工資收入的一部分交納社會養老保險費，通過這一渠道，把這一部分消費基金轉化為儲備基金，用于擴大再生產。這樣做既保證了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基金穩定，又增辟了發展資金的財源。據統計，發達國家的養老基金已超過了3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為1萬8千億美元。

　　新遠見：城市老齡社會中養老保險的困境與出路如何？您是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的？

　　熊必俊：國外的社會養老保險在1973年石油危機以后，受到經濟不景氣和人口老齡化加劇的不利影響，一些國家的養老保險遇到了基金不足的困難。據經合組織統計，發達國家用于老年人的社會保險與福利支出大幅度上升。美國、日本、聯邦德國、加拿大、法國、意大利、英國的社會福利支出占國內總產值的比重，在1960-1981年的22年期間增加了9-13個百分點。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促使很多國家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為越來越多的退休人員提供退休金的問題。世界性的緊張局面甚至使有些人產生養老保險制度能否繼續下去的疑問。

　　為了擺脫這一困境，不少國家采取了一些應急措施，像英國曾考慮調整與工資掛鉤的退休金，美國延長了退休金上調的間隔時間，對高額退休收入征稅，提高養老保險費率，提高領取退休金的年齡，提倡建立私人退休金計劃的儲蓄養老，試行強性退休制度，鼓勵退休人員從事非全日制工作等等。但是這些措施在執行上困難重重。為了回答社會上關于養老保險能不能繼續和社會保障制度會不會崩潰的問題，國際勞工局1980年組織國際專家小組進行了調查研究，并于1983年寫成了《展望21世紀：社會保障的發展》專題報告。指出：“所謂社會保障的‘危機’問題，應該明確并強調兩個更深刻的要點。首先，現存危機的主要起因，既不是領養老金人數的持續增加，也不是由于改進醫療技術的結果，而是經濟基礎由于運營不良而受到侵蝕所造成的危機。社會保障既不是經濟危機的起因，也不是衰退的起因”。對前景的預測：“如果能找到可接受的集資方式，或者能克服交納保險費的心理障礙，社會保障的發展就能為克服現存的經濟危機做出貢獻”。

　　近幾十年來，城市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給一些國家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了壓力，同時也帶來了緩解問題的有利因素，那就是人口平均壽命延長帶來的有效勞動歲月的延長，是發展經濟的積極因素。養老保險說到底是一個經濟問題，充分開發利用包括有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在內的人力資源，發展科學，繁榮經濟，從而增加養老保險基金的財源，就能使這項制度在改革中得到完善，進一步實現城市人口老齡化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