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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信用問題對于公司來說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它和我們有什么相干？當我們試圖對境內所有的上市公司以一系列科學嚴謹的指標進行評判的時候，這是我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本周，美國雅芳公司傳出來新的消息，稱其已經被口頭通知確定為直銷立法試點企業。這肯定會使直銷立法的話題再度升溫。
我們粗淺地研究過外國開放直銷業的條件，希望了解在其他地方如何防止直銷企業進行老鼠會式的詐騙，其中一個重要的前提條件就是整個社會尤其是商業領域建立了完備而且有效的信用體系。犯罪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但是，我們必須有能力控制它的危害，使其破壞力保持在可以容忍的最低限度之內。如果我們還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就必須認同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慎重。
如果一家公司的所作所為可以影響到并不購買其股票或者產品的每一個普通人，那么它就和我們所有的人都有了關系。如果它的不良行為最終會破壞整個社會的道德體系、信用體系，破壞和諧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那么，就必須有一種力量代表公眾來制約它。
我們認為這屬于作為社會公器的媒體的責任。
“信任度的確是股票投資的基礎。離開這一基礎，市場的交易行為不能被看作是投資，倒是可以看作賭博。說到賭博，我看更好的去處是澳門，或者是美國的拉斯維加斯。”美林證券前首席經濟學家唐納德·Ｈ·斯特斯澤姆可能是第一位知道《經濟觀察報》“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數”和“信任100”兩項指數的外國人。7月22日，他在與本報項目負責人清議的會晤中，以十分堅定的語氣肯定了這件事的意義。
稍加留意便不難發現，在全球范圍內，幾乎每一個成功的媒體都擁有自己的獨立研究機構，其中有些本身就是在成功的獨立研究機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設立獨立的研究機構不僅是尊重媒體發展規律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一家新聞媒體獨立地擔當起自己的責任而不受外界因素干擾。與中國經濟全球化相一致，媒體的社會責任正在由單一的新聞報道向積極參與社會評價的方向發展。毫無疑問，社會評價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一系列有利于全社會健康發展的行為標準，促進法治，維護道德。在這一過程中，媒體特有的社會傳播功能可以大派用場。
進一步說，在經濟學家眼中，信任度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賴以進行的基礎。在貨幣市場，銀行不良貸款總是與不可信任的債務人相伴。在資本市場，熊市總是與不可信任的上市公司相伴，十八世紀初葉英國爆發的南海公司泡沫事件如此，幾年前橫掃華爾街的會計丑聞也是如此。在中國，以巨額不良貸款和股價過度波動為背景，銀行債務人和上市公司的信任度已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視。如此說來，確立一個信任度評價標準，并以此推動信任度建設及市場健康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價值。
必須承認，圍繞上市公司信任度指數的研究與發布，有兩個意想不到。一是意想不到在研究的過程中沒有受到來自任何一方的壓力和阻礙，許多上市公司對信任度瑕疵報告做出積極回應，許多投資者給予了熱情鼓勵和支持；二是意想不到在指數發布之后市場會立即做出強烈反應，而且沒有因此受到任何一方的指責。我們深信，其中的原因只有一個，這就是從監管部門到上市公司，再到廣大投資者，大家都懷有一個共同愿望——提升上市公司信任度，促進中國資本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這也是《經濟觀察報》開展上市公司信任度研究的初衷。
在進行這一研究的時候，我們充分尊重了特殊國情并且接受了經合組織(OECD)公司治理標準和國際公認會計標準的影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本年度中國上市公司的信任度指數為35.6，而且出現了得分在10分以下的公司，但是這并不奇怪也不算苛刻。在其他新興國家的市場這種情況也并不鮮見，即使在西方成熟發達的市場內，許多上市公司的信任度同樣會受到投資者的強烈質疑。根據經驗，我們可以知道，所有這些指數研究包括由此引起的公眾對于上市公司的質疑，一向是公司進步的最好的外部動力。如果這種動力越是能夠長久保持，它所表現出來的現實意義就越是能夠顯示出其非凡無比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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