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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權(quán)力”？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它是“一個人將其意志強加于他人的行為能力”。然而在《規(guī)訓與懲罰》或者《瘋癲與文明》中，米歇爾·福柯認為，“知識的占有帶來權(quán)力，而權(quán)力又反過來壟斷更多的知識，以作為征服和獲得更多權(quán)力的工具”。
這種對權(quán)力的詮釋曾一度成為學界主流觀點，以至于已故著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的那部出版于二十五年前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也延續(xù)了這種理論。
在書中，薩義德運用后現(xiàn)代理論，開啟了后殖民批評的先河。譬如他認為，在西方視野里的所謂東方是西方人精心建構(gòu)起來的，是一種出于想象而非真實的形象，是西方出于殖民主義目的而推出的產(chǎn)物。在這種語境下，東方是富有異國情調(diào)的，但總是充斥著卑微的生命和神秘的精神世界，其人民不是絕望地消極，就是莫名地反復無常——就這樣，東方總是被西方丑化為野蠻和缺乏理性的妖魔。
知識作為權(quán)力，像這樣的轉(zhuǎn)化并非西方首創(chuàng)，尤其當我讀到由伊恩·伯魯馬(Ian Buruma)和阿維賽·瑪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合著的《西方主義：敵人眼中的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時，更加確信了這點。英國著名記者伯魯馬和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的哲學教授瑪格里特，在書中將這種東方對西方的想象稱為“西方主義”。他們認為，西方主義發(fā)展至今，其擴散之廣、影響之深已遠甚于東方主義。薩義德本人就曾在其后期的一篇文章中不無憂慮地指出，阿拉伯世界的許多人已經(jīng)陷入了一種簡單的反美主義，而對作為一個社會的美國卻知之甚少。
《西方主義》一書的精彩之處，在于兩位作者不僅首創(chuàng)了“西方主義”這一術語，而且還追本溯源，試圖將這股思潮的源頭挖掘出來。伯魯馬和瑪格里特在書里指出，西方主義下的西方是這樣的：淺薄而傲慢，缺乏東方那樣的古老傳統(tǒng)；追求罪惡的城市，唾棄美好的鄉(xiāng)村；以商業(yè)原則替代英雄主義；總是物質(zhì)至上，漠視精神和靈魂，道德敗壞……等等。在這樣的前置邏輯下，西方自然是邪惡的，東方則是圣潔的，為了保衛(wèi)東方的圣潔，必須要動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阻擋西方，甚至摧毀西方文明。從這個意義上講，西方主義剛好為那些伊斯蘭激進分子發(fā)動對西方社會的攻擊提供了某種意識形態(tài)基礎。
很顯然，伯魯馬和瑪格里特并不認同薩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s)，盡管后者因為本身的宏大和抽象而一直被作為主流話語來對待。相反，他們認為雖然文明之間存在種種差異，但沖突卻是由想象造成的，只要去除想象，沖突也將不復存在。
“9·１1”之后，美國人一直納悶，“為什么那些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會如此討厭我們”，而對這個疑問，伯魯馬和瑪格里特給出的解釋是，西方主義的大部分論調(diào)實際上來自西方文明本身；西方主義是浪漫主義思潮“西學東漸”后與本土宗教或哲學相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就拿伊斯蘭激進思想來說，在作者看來，其伊斯蘭部分的內(nèi)容屬于阿拉伯世界，而其激進部分的內(nèi)容則來源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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