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中唱道：“家是我最安全的港灣。”

　　真的是這樣嗎？

　　至少，對山城重慶的市民來說，可能就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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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4月16日，凌晨和下午的接連兩場爆炸，造成10余人死傷，15萬市民被緊急疏散，國家總理親自批示，軍隊動用機槍、大炮、坦克等一系列重武器摧毀爆炸元兇，才得以排險成功。

　　多像美國的災難大片。

　　事故原因是重慶天原化工總廠年久失修的氯冷凝器，泄漏的黃綠色的氯氣從被打破的潘多拉盒子里釋放出來，迅速彌漫。

　　事后，輿論從安全生產、企業管理等諸方面予以極大關注，關注的焦點之一是：這家存在巨大安全隱患的企業為什么會安身于人口稠密的市區？

　　據了解，天原化工總廠成立于1940年，是一家有著輝煌歷史和虧損現狀的國有企業。建廠之初，廠區屬主城區之外，附近并無太多居民。后來，工廠四周土地被迅速開發，廠區逐漸被淹沒在了擴展的城市規模中，變成了主城區。

　　很像侯耀文等合說的群口相聲“新扒馬褂”，為解釋“狂風把地上的井從院子里面刮到了院子外”，“吃人嘴短者”費盡周章，說明不是井被刮出去了，而是院子的圍墻被刮進來了。這場事故也不是因為工廠建到了里面，而是因為城市建出來了。

　　據報道，重慶市政府幾年前就提出過動議，要求工廠搬離主城區。但由于涉及到人員調配、設備更新、廠房建設等諸多問題，一直未能落實。事故發生后，重慶市再次“高度重視”，緊急研究后，決定該廠整體東移，年內啟動搬遷工作。

　　媒體評論說，看似偶然的災難，實際上是和治理松懈和規劃失調的必然因素相聯系的。更重要的是，主城區建有化工廠的現象，并非重慶獨具。

　　據了解，去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內地發生過化工廠失火、有毒氣體泄漏及爆炸事故的大中城市，有南京、沈陽、杭州、武漢、長沙、寧波、鄭州、長春、東莞、錦州、常州、襄樊、湘潭、銅陵、張家口以及上海的嘉定和北京的大興。何況，除化工廠之外，同樣具備相當殺傷力的還有制藥廠、橡膠廠、電池廠、油漆廠、造紙廠、水泥廠等等。它們都是懸在城市上空的“定時炸彈”。

　　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副局長孫華山指出，目前身在主城區的設備老舊的化工企業全國大致有6000余家，而從事危險化學品生產、儲存、經營、使用、運輸等六個環節的單位全國共有37萬多個。僅2004年4月16日到4月24日一周時間內，共發生了10起危險化學品爆炸、火災和泄露事故，共造成20余人死亡、300余人中毒或者受傷、15萬余人緊急疏散。

　　災難的一周，災難的鏈條。

　　只要災難的鏈條存在，災難的一周就不會僅有七天。

　　專家指出，我國的城市發展已經進入高速增長期，人口和財富日漸集中，一旦發生災害或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和社會影響極大。但另一方面，城市的災害應急能力又十分脆弱。

　　重慶市政協常委、民族宗教委員會副主任陸愈實認為，隨著城市建設的發展，一些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的危險源明顯向城市整體區域擴散，嚴重危及城市安全。同時，大部分城市對重大危險源的分布、分類及動態情況不清楚，無法進行有效的監控管理。

　　據了解，占地67公頃的元大都城垣遺址公園是一個能為25萬人“提供生命線”的避難場所，也是我國唯一一個現代化公共應急避難場所。雖然北京計劃到2008年在8個城區都設立類似的避難場所，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跡象表明其建設進度。

　　危機管理學家、日本防災心理學博士小松昭良在對中國的一些城市進行考察后，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城市安全進行了評價。他說，在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安全方面的硬件設施已與歐美諸國不相上下。中國最缺的是“預測意識”這個軟件，沒有這個軟件，任何優秀管理體系和硬件設備都難以發揮作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城市公共安全學者對“軟件”的缺陷進行了補充。他介紹說，在我國的建設歷史上，除“一五”對工業布局有所控制外，很長一個時期，工業布局隨意性很大，不合理布局比比皆是，給以后的工業和城市發展帶來巨大危害，改造和治理也十分困難。

　　潘多拉盒子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也是我們自己把它打開的。

　　看一看那些仿佛被安裝了拉鏈的公路，看一看那些剛剛通車立刻就擁堵不堪的路橋，看一看那些被居民區和超市商店包圍的破舊的工廠，我們就應該知道擁有遠見是多么重要，也多么難。

　　當城市領導者為了政績表現而造廣場建大廈的時候、為了經濟效益而拉項目建工廠的時候、為了城市規模而開荒地建別墅的時候，請回頭看看你的身邊，是否有一個小盒子在閃閃發光？

　　今日的短視，是明天的災難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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