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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禺山默客]
6月29日，蒲城縣蘇坊鎮有關工作人員到北一村李進元家征收今年的農業稅和往年尾欠；因李進元無錢交稅，催稅人員拉走他6袋小麥及5袋復合肥，待交完稅后再將糧及化肥拉回。但就在當晚，村民李進元服毒自殺、搶救無效死亡(7月5日《華商晨報》)。
由于報道對鎮村干部催繳稅款的交涉詳情，語焉不祥，故無法判定是否存在暴力征稅的情況。不過據蒲城縣委縣政府對鎮村相關責任人處理通報看，征收稅款人員可能存在工作“方法簡單”和“作風精暴”的問題，還違反該關于縣農業稅征收不得采取“拉糧裝物”的規定。
樸實的村民因農業稅款征收問題而憤然自殺，無論如何都讓人覺得沉重和悲哀。然則類似的悲劇，卻不時見諸報端。通過這宗悲劇，我想到了當前農村稅費征收工作中的種種困境，以及由此折射出來的農村治理之痛。
開展農村工作難度大，這是眾所公認的事實。正所謂“上面千條錢，下面一根針”。上面的政策、措施，大小事務，芝麻綠豆，落實下來，最終要由鎮村干部一力承擔。對基層干部而言，收取農業稅和計生費等稅費，又是一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些地方為確保各種稅費能及時收上來，往往采取分片包干負責的辦法，落實到每個干部的頭上，并將稅費征收情況作為干部考核內容之一，甚至跟干部個人的工資收入直接掛鉤。于是，基層干部為完成其稅費征收任務，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也就在所難免，嚴重者則不惜通過恐嚇甚至暴力的手段去征收各種稅費，各類違法違規行為便由此衍生。以至于，在一些地方竟然出現惡官治村、惡人收稅的可怕局面。在一些基層領導看來，只要能夠完成收費任務就是好干部，就是能干事、有魄力。這無形中又助長了基層干部簡單、粗暴的工作作風。長此以往，一些基層干部不愿動腦筋、想辦法，一味崇尚粗暴工作方法的有效性，從而使其工作顯得剛性有余而柔韌不足。
基層干部工作方法簡單、作風粗暴，容易造成對群眾利益的直接侵害，一定程度又破壞了基層干部的形象，并導致干群關系的緊張和對立，使群眾對基層干部失去信任。一些群眾認為，“干部下鄉，就是收費”。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基層政府部門重管理、輕服務的執政觀念依然根深蒂固。
村民自治尚未真正落到實處。由村民選舉的村委會本是為村民服務的，理應替村民爭取權益，但一直以來卻成了對上負責的“準政府”，而服務村民的意識卻不斷被弱化。農業稅和計生費等稅費的征收，本來并不是村委會的本職工作。按照有關村民自治法規，村委會只有“協助”的義務�？梢�，村委會并非農業稅等稅費征收的主體。但事實上，各地的村委會已成為各種稅費征收的最主要力量。當然，這是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習慣做法，乃歷史遺留問題。但在農村稅費改革逐步推進，同時又遇到不少阻力的今天，這種傳統的治理模式恰恰已經難以適應現實的要求了。(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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