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貿正引發中國銀行業的重新洗牌

　　——就中國加入世貿一周年銀行業發展問題的訪談

　　　　　　　巴曙松

　　記者：加入世貿一年來，中國的銀行業的變化真的是有點目不暇接，如何看待這一變化？

　　巴曙松博士：中國加入世貿一年來，銀行業的變化引人注目。在世貿所代表的市場競爭理念的沖擊下，中國銀行業管制的堅冰正在加速融化，中國銀行業正在迎來一個重新洗牌的大調整時期。

　　縱觀中國加入世貿一年以來中國的銀行業發生的種種變化，如外資大舉進軍城市商業銀行，如民間資本積極進入金融領域，如國內金融業從分業經營探索進入混業經營等等，看起來各自精彩，實際上閃爍著同樣誘人的光輝，歸結為一點，那就是在長期嚴格管制的銀行業引入新的投資者、引入新的競爭者，促進銀行業運行效率的提高。

　　記者：中國的銀行業加入世貿以來的這些變化，與中國加入世貿后的總體變化有哪些關聯？

　　巴曙松博士：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時，有外電評論：“中國決定放棄重商主義，融入全球化”；“從現在開始，世界貿易組織中終于有不同于美國和種種發達國家話語的話語了！”；“多哈的八分鐘終于給中國人15年的努力以適當補償。”目前，中國入世接近一年了，可謂“涉世未深”，這個短短的一年，在中國社會經濟中因此而帶來的急劇變遷，確實是難以盡述的。僅僅從宏觀經濟和政府的職能角度看，目前看來朱總理對“入世是先甜后苦”的判斷確實是正確的，從宏觀經濟看，外界對中國入世后，可能成為亞洲經濟增長引擎的贊譽也許是溢美之辭，但中國經濟的確出現了加速跡象；從政府職能轉變看，陽光正透射到這個領域。中國的銀行業放松管制、引入競爭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展開的。

　　從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趨勢看，目前外資在華新增的“綠地投資”在快速增長，同時通過兼并、增資做大在華原有業務，將合資企業控股化乃至獨資化的趨勢也在抬頭，外資甚至開始介入中國成為WTO正式成員之前高墻森森的產業中。2002年5月28日，中國第一家通信領域外商投資股份制公司，上海貝爾阿爾卡特公司誕生，其中阿爾卡特擁有50%加一股，這突破了中國電信業外資控股底線；2002年5月24日，世界第一大水處理設備設計和生產商威望迪水務下屬的法國通用水務公司，受讓自來水浦東有限公司50%股權，城市供水服務業由此對外資打開了大門；2002年5月，在華投資最大的外資企業、總投資額34億美元的摩托羅拉公司的中國總裁透露，為適應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摩托羅拉亞洲中心將轉移到中國。

　　應當說，加入世貿之后外資進入中國的序幕也是只是剛剛拉開，在中國加入世貿之際，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和亞太財務總監雜志社層聯合調查了分布在亞洲、歐洲和北美的680家公司。結果顯示，89%的在華外商計劃未來3年增加對華投資，年增資額將達45億美元。WTO對外資注入的正面影響，相當于中國政府通過WTO相關文本給外部世界以一個清晰可信的、不可撤銷的承諾，這樣的“一諾”之下，“千金”涌入就相當自然了。在眾多的行業之中，長期以來受到嚴格管制的銀行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沖擊。

　　僅僅從政府入世的角度考察，加入世貿一年來，我國政府為適應WTO要求而進行的改革是有明顯成效的，但總體來說，但其進度存在一定的失衡，如對內開放的速度明顯滯后于對外開放，如政府職能的轉變明顯滯后于政府機構改革，這些宏觀層面、體制層面的問題，實際上也在時刻地影響著金融業開放和發展的具體進程。

　　記者：如何看待近期外資紛紛入股城市商業銀行呢？

　　巴曙松博士：首先，這是中國的銀行業管制放松的一個具體表現，與上述外資紛紛進入中國市場的總體趨勢是一致的。正因為是在管制放松的初期，引起外資往往是選擇一些規模較小、需要動用的資金規模不大的中小商業銀行，參股這些中小銀行易于用較少的資金取得控制權并改善銀行的經營。因此，目前外資紛紛參股中小銀行，是外資介入中國的銀行業的一個試水性質的動作。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和金融管制的繼續放松，如同其他產業一樣，外資進入中國也會采取更多的形式，從相對松散的戰略聯盟到小額參股、控股，乃至設立子公司，合作的對象也可能從城市商業銀行擴大到一些地區性的銀行、乃至全國性的大型銀行。

　　其次，從短期來看，城市商業銀行的客戶定位、區域定位與外資銀行進入忠告 目標市場具有一定的重合度。外資銀行進入中國，當然不可能向中國的四大銀行設立機構一樣迅速地“上山下鄉”，而是必然集中在大型城市，定位于較為富有的高端客戶。這些方面的要求與城市商業銀行有相當的重合之處，因此城市商業銀行也就成為首選。

　　第三，引進外資參股實際上也是中國的城市商業銀行發展的迫切需求。據上海銀行的統計，全國的111家城市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總額在1000億元，不良資產比率高于全國金融機構的平均水平，清理這些不良資產、補充資本金、以及這些區域性銀行要進行跨區域的擴張，都需要外資的進入，更不用說外資進入可能帶來的改進經營管理、促進公司治理效率提高的積極效果了。中國在入世之初，對于外資進入銀行業還有相當嚴格的限制，這個管制帶來的效果之一就是銀行經營牌照價值的居高不下，隨著管制的逐步放松，這個牌照也未必那么值錢了，在值錢的時候引入外資，當然要好一些。

　　記者：那么，如何看待民間資本也紛紛進入銀行業呢？

　　巴曙松博士：這實際上是進入銀行業方面民間資本和外資取得平等待遇的表現，體現了所謂國民待遇的原則。我們曾經批評，中國許多管制行業對于外資開放的速度要快于內資，在銀行業領域同樣也是如此。

　　近年來，徐滇慶教授、陳平教授等知名學者就建立民營銀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已經有了相當的影響力，我自己也參與了部分的研究。實際上，呼吁建立民營銀行的問題，也就是銀行業放松管制的問題，特別是加快對內資、對民間資本開放的問題。

　　我們認為，民營銀行的出現必然會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只有通過國內金融市場的競爭才能促進國有銀行的改革。什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金融機構現代企業制度？恐怕只有通過民營銀行的試點才能摸索出來。至于說，民營銀行可以疏通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等等都是改革的必然結果。中國經濟改革的一條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在給國有企業動大手術之前放手發展了體制外的各種經濟成分，從而在各個生產行業中形成了較好的競爭環境。發展民間金融，有利于發展金融市場的競爭和對競爭的管理，最終促進國有銀行的改革。經濟理論和實踐都反復證明了，壟斷性越強，競爭性越弱。在出現了大量生機勃勃的民營金融機構之后，國有銀行才會真正感到競爭的壓力，才能夠從比較中認識到自己的差距。較之于國有商業銀行，現存的股份制銀行已經有了許多改進。然而，大多數股份制銀行的內部結構、營運方式、決策過程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原有體制的影響。它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過度干預。

　　有人認為當前在國有銀行之間的競爭就已經非常激烈了，為了拉存款，幾乎什么手法都用出來了，哪里還有民營銀行的生存空間？這種看法沒有考慮到競爭的同質性問題。在國有銀行之間的競爭是相同性質的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從業務范圍、服務對象、金融手段上來講，各家銀行之間沒有什么顯著的差別。因此，一旦要爭奪客戶就會拼個你死我活。如果民營銀行問世的話，它們肯定會在不同的地域，經營不同的業務，采取不同的金融手段，服務于不同的客戶。在民營銀行的初期階段，必然集中服務于中小城市的廣大中小企業，促進服務的差別化。

　　記者：目前，不少金融機構在紛紛試水混業經營，有的是銀行在境外設立投資銀行、保險機構然后轉移到國內市場，有的是探索金融控股的形式，如何看待這個趨勢？

　　巴曙松博士：金融機構探索混業經營，首先是市場競爭的壓力促使的，所謂的南京愛立信事件中，花旗銀行就占據了混業經營帶來的競爭優勢。目前看來，混業經營的發展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

　　實際上，我國建立的分業經營體制是特定發展階段的產物。由于金融機構缺乏自我約束機制、金融監管部門也較為缺乏監管經驗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曾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系統性風險，并在不同地區、不同程度上引發了金融混亂。于是，國務院在1993年12月25日頒布的《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明確了對銀行業、證券業、信托業和保險業實行分業管理，1995年通過的《商業銀行法》對此作了進一步的明確。1997年6月，為抑制證券市場的投機氣氛，中國人民銀行強調“禁止銀行資金違規流入股市”。應該說，在當時條件下選擇分業管理體制是有必然性的；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這種體制有效地防范了金融風險，打擊了股市的過度投機，保證了金融市場的健康平穩發展。

　　混業經營之所以正在成為發展的趨勢，首先是因為混業經營體制能夠增強金融機構對金融市場變化的適應性，從業務開發看，全能金融機構的多元化經營為金融產品創建了潛在的巨大的發展空間，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商業銀行對金融市場變化的適應性。其次，混業經營體制能夠降低服務成本，形成“超市式”金融服務。

　　記者：目前大家關注的更多的似乎都是中小銀行，那么，加入世貿之后的國有銀行狀況如何呢？

　　巴曙松博士：目前的金融改革和金融開放，對于國有銀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和支持，實際上國有銀行改革的成敗才是直接影響總體金融效率和金融開放的關鍵。

　　目前，四大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比普遍不佳，依靠財政注資和自身盈利補充資本金的可能性有限。以工商銀行為例，在2001年全年工行提取呆賬準備金174.6億元，核銷歷年各種財務損失106億元，實現賬面利潤58.88億元。假定其不良資產狀況今后不再惡化，再假定新增的銀行資產不帶來新的資本金要求，那么為靜態地補充資本金，工商銀行至少需要200億美元，靠工商銀行自身的利潤積累約需要20年，因此中國國有銀行系統補充資本金目前看來只能依賴外部注資，其中當然包括外資。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不良資產仍然偏高。中國國有銀行不良資產比率的估算有多種結果，其中，穆迪氏在1999年和摩根大通在2002年的研究均顯示，中國國有銀行系統的重組成本可能高達GDP的18%，根據公開披露的信息，目前國有銀行的“四大”不僅與2000年世界前20家大銀行(不包括中國的銀行和未提供數據的銀行)3.27%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相去甚遠，而且也遠遠高于亞洲危機前東南亞各銀行的水平(東南亞各國銀行在金融危機前不超過6%)。

　　縱觀改革開放的進程，當前國有銀行體系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充當漸進改革成本支付者的角色，銀行體系的高度壟斷性保證了中國政府對金融資源的行政占有和支配權，而任何市場取向的改革都是對這種占有和支配權的弱化，這是中國國有銀行業改革難以起步的根本原因之一。國有銀行業的糟糕狀況不應被歸咎為其領導人的過失，而應當通過加快改革、放松管制來予以積極改善。

　　記者：那么，按照當前中國加入世貿之后一年的趨勢，下一階段中國的銀行業經營環境會發生哪些變化呢？

　　巴曙松博士：我認為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金融立法的調整問題，這會對銀行的經營環境帶來多方面的影響。針對世貿基本法律原則的要求和中國發展完善的銀行業市場的需要，可以預計，加入世貿之后的中國的銀行業立法工作無非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是按照世貿組織有關金融服務的普遍原則和要求，以及在加入世貿組織中中國政府的承諾，對中國現有的銀行業金融法規進行理；其次，是修改現行銀行業法律，重點表現為設定新的條款；三是專門針對新的金融環境和客觀需要制定新的銀行業法規。 從當前的環境看，下一階段的重點應當包括：

　　第一，促進內資和外資銀行的平等競爭

　　在世貿組織的框架下，內資和外資銀行應當基本遵循統一的監管原則和法律框架，與此相對照，中國傳統的銀行立法將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分別立法的做法已經需要作出重大的調整，其發展方向應當是國民待遇平等對待轉變。

　　目前的內資和外資銀行，在不同領域分別享有政策優勢和政策的劣勢，影響了市場公平競爭的展開，例如外資銀行在客戶和地域方面受到的限制多一些，但是在稅收優惠、同業借款的期限方面則得到了較之內資銀行更為寬松的政策條件。

　　借鑒國際經驗，從發展趨勢看，中國在未來不應當再分別對于內資和外資銀行制定不同的監管要求，或者說，未來的《商業銀行法》應當同時適用于加入世貿之后的內資銀行和外資銀行，在這個共同的商業銀行法的基礎上，內資銀行和外資銀行開展平等的市場競爭。因此，根據世貿的要求開展對于商業銀行法的修訂，也應當提上議事的日程。

　　第二，根據新的經濟金融環境著手建立和完善新的銀行法律制度

　　當前看來，中國的銀行業立法中需要考慮的法律制度至少應當包括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市場退出程序、儲戶隱私保護、打擊洗錢以及適應金融創新的立法等等。。

　　第三，促進中國銀行監管的市場化、國際化

　　世貿組織的一系列法律框架和基本原則，與其說是對銀行業的約束，還不如說更多的是對政府行為、對中央銀行的監管行為的約束。世貿的一系列市場化原則反映在對于監管的要求上，可以進一步歸結為市場化原則和國際化原則。

　　所謂市場化原則，無非是強調銀行監管不能再單純或者主要依賴繁瑣低效的行政管理和行政審批，而是要根據市場化的要求參照市場化的原則，以審慎監管為基本原則建立以風險為本的市場化監管體系。

　　所謂國際化原則，主要是為了適應中國國內金融市場上外資銀行的進入帶來的多元化、以及中國的金融機構進入國際市場所帶來的國際化趨勢，銀行監管必須嚴格按照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和金融監管的國際慣例進行，更多地參與國際監管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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