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20年中國經濟暖意融融的同時，造就了一塊拒絕融化的寒冷堅冰，那就是中國銀行業。中國是否將爆發金融危機一直是各國所關注的，而近期的種種爭議尤其令人矚目。

　　在2002年10月底，英國《金融時報》刊登文章，預言中國將在2006年之前爆發金融危機，世界銀行和國際基金組織的一些經濟學對中國銀行業表示憂慮，近20年來，大國中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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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爆發嚴重的銀行業危機的國家只有中國和印度。

　　在2002年底，全球不少有影響的金融研究機構、評級機構不約而同地發表了對于中國銀行體系的一系列研究報告，其中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象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

　　穆迪公司在其2002年10月的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業在改革中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是中國政府在制定其改革日程表時優先考慮的行業。這是由中國獨特的改革路徑所決定的：中國銀行體系積存的高額的不良貸款，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經濟轉軌的成本；中國政府如果要試圖建設一個健康的銀行體系，必須要尋求適當的方式和渠道為這些巨額的成本買單，同時控制新的不良貸款在銀行體系中產生。幾乎所有的國際評估報告都認為，近年來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進展甚微。

　　為什么中國銀行業的改革這么難？其一，通過國有銀行集中金融資源，以高度計劃化的方式進行配置迄今無退潮的跡象，銀行資金被作為準財政資金使用的巨大慣性，使得人和對銀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取向都市將直接導致政府對資金直接調配能力的下降；其二，當初國有銀行業改革的推進者，很大程度上就是現在需要被改革的對象，因此“羅素悖論”再度浮現：誰為理發師來理發？誰能企望既存國有銀行體制的最大收益者去觸動和推進可能弱化其權力和收益的改革？

　　中國銀行業已經走到了無法回避深淵的境地：其一，中國銀行系統的資本金實際已枯竭。根據高盛在2002年12月的報告，截至到2001年底，即使不考慮剝離資產管理公司中的不良資產，則四大國有銀行已經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僅僅為國有銀行全部不良貸款的6.1%，中國銀行業所計提的貸款損失準備金僅僅為銀行業全部貸款的4.9%。其二，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深不可測，要對中國銀行業進行注資，并使其恢復續存能力是一件極其昂貴的事情，高盛給出的樂觀、中等和悲觀三種方案中，重組中國銀行業的成分分別占GDP的21%、44%和68%。即使政府獨力支撐危局，即使未來經濟增長維持在7%-8%的水平，如果財政收入增速維持現狀，那么為中國銀行業重新注資，可能需要耗費未來中國政府8年(樂觀)、12年(中等)、25年(悲觀)的全部財政收入的增量部分。我們認為在2007-2008年左右，是中國銀行業整個不良資產開始全面暴露并趨于峰值的危險和敏感年份。當我們俯視中國銀行業黑暗不良資產的深淵時，這個深淵也在冷峻地回望并可能吞噬我們。

　　一切水落石出了：如果不對中國銀行業進行改革，那么所有的改革成果就會面臨驟然間被危機而洗掠得面目全非的可能；不正視問題的姿態并不意味著問題可以不存在或者蒸發。就目前中國四大國有銀行而言，最緊迫者在三點，一是轉變以官本位為基礎的激勵約束機制，促使銀行內部黨政企分開，使銀行具備可能形成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土壤；二是吸收外部注資,這種外部注資既可以來源于民間也可來源于外資；三是強化內部風險管理機制，使得銀行的操作風險盡可能地降低。

　　官本位造就的悲劇可以使得優雅的銀行家家破人亡地成為階下囚，而這竟仍然是中國國有銀行業目前最主要的激勵約束機制！以官本位為基礎的激勵約束機制要么激勵不足，要么激勵過度。官本位制本質上是行政激勵和約束制度，而非市場化的。如果行政激勵是充分市場化的，那么官本位制相對于市場機制就是多余的；如果行政激勵不是市場化的，那么官本位制就只能領導干部行為的扭曲，即所謂“只要委員，不要美元”現象的流行。更為可笑者，在于管本位還導致政府在“單一雇主制”的幻象下，對甚至并不擁有產權的金融機構，也派出行政干部來實施行政控制和經營干預，官本位和中央把國有銀行搞成真正的商業銀行的意旨越來越格格不入。

　　如果捉襟見肘的公共資金不能為銀行業改革提供維系生存的注資，那么至少不要堵死國有銀行自我拯救的一切可能。國有銀行應該考慮通過分拆上市、存轉股、存轉債來補充資本金。

　　所謂分拆上市，就意味著國有銀行必須進行集團化改組，集團內部至少應該形成以側重未來發展的好銀行、側重于作為銀行內部剝離不良資產的壞銀行(資產管理公司)以及側重于混業發展的類投資銀行(之所以稱類投資銀行，在于目前的框架仍然是嚴格分業的)三大塊，這樣作為好銀行的一塊，才有可能通過分拆的方式爭取上市并獲得外部融資。國有銀行整體上市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一則是海外資本市場難以吸引投資者接受這樣的“好銀行”，上市路途艱險；二在滬深股市目前風聲鶴唳的狀態決定了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四大國有銀行不可能整體上市。這樣的集團化改組可以為國有銀行上市創造條件，未來國有銀行集團能否具有自生能力取決于可能獲得外部注資和相對甩出包袱的“好銀行”，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煥發青春并重塑自我積累能力，而這種“造血”的自我積累又能否和“壞銀行”在清理和再出售不良資產的嚴重“失血”取得動態的平衡。

　　所謂存轉股，就是改存款為股權。應考慮通過制度創新讓私人部門參股到國有銀行中來，例如可以給儲戶一個類似期權的選擇，即他們或可選擇繼續保持儲蓄，或可選擇將儲蓄轉化為對國有銀行的股權，如此則一石三鳥，一是銀行在負債降低的同時股本金大增；二是民間投資也可得到有效啟動；三是避免了直接在滬深股市上市可能造成的動蕩，私人部門的參與是較理性的選擇。

　　所謂存轉債，就是允許銀行發行次級債券。這是目前啟動中國債券市場和銀行改革稍縱即逝的突破口。國有銀行發債可以較為巧妙地回避一般工業企業的這些難題，畢竟國有銀行發債的信用水準較之工業企業比可比擬并且現在處于人民幣利率的空前低位。因此，趕在利率市場化之前，為國有銀行發行次級債券是非常有必要的。目前中國的空前低利率和債券市場的舉步唯艱，使得銀行發行次級債券不僅融資成本低，并且可以激活債券市場。

　　人不能兩次掉進同一條河流，而在民營銀行的發展方面，我們可能正在重復這樣的悲劇。中國的基層金融正面臨嚴重的空洞化危機。工行從網點最多時的47000個到如今只剩下28000個分支機構，撤掉的網點達到近兩萬個，。四大行撤并縣以下的網點留下的空白遠沒有彌補。四大國有銀行的"瘦身"和郵政儲蓄對基層的資金“虹吸”，都使得原本困頓不堪的基層金融更加困難。目前難堪的資金"失血"現象沒有可解決的思路？這迫切需要民營銀行能夠進入政府的視野。

　　民營銀行的設立可以緩解農村基層的資金"失血癥"。作為大型銀行的國有銀行天然地具有資金"虹吸效應"。即更多地注重將全國范圍內吸收的存款轉移到經濟發達地區使用，這使得本來急需資金的欠發達地區的資金通過大型銀行的分支機構網絡，被轉移到資金已經較為充裕的發達地區。以社區銀行為特色的中小銀行具有鮮明的"根植社區、服務社區"的特點。而中國若能制定《社區再投資法案》，鼓勵社區銀行資金取之社區，用之社區，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問題。遺憾的是，對民營銀行能否在中國銀行業中生存，人們似乎仍然充滿疑慮，以為這樣的思路是可以回避的。

　　關于民營銀行能否設立存在諸多紛爭，第一種說法是，國有銀行的改革乃金融改革的主戰場，而發展民營銀行等等乃屬于顧左右而言它。第二種說法是，國有銀行體系需要手術，而發展民營銀行，有點像服用中藥。在某位官員看來，銀行業向內資開放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民間資本對現有的中小銀行進行改造，這是手術；而從頭建立民營銀行見效太慢，只是一劑"中藥"。中國銀行體系存在的諸多問題"更需要的卻是一次手術"。第三種說法是，既然國有中小金融機構搞不好，民營銀行自然也搞不好，如若放開民營銀行準入限制，即使可以避免新生銀行再次成為‘能人'們顯神通、玩關系、圈錢的‘燙手山芋'，可杜絕一些鄉鎮地區新生銀行成為滋生黑惡勢力或利益集團、家族勢力把持、操縱的領地，但也不敢保證是否會重現‘金融三亂'的重新上演。

　　種種紛爭提醒我們，如果現在沒有看好民營銀行的氣度，至少不應該缺乏20年前寬容民營企業存在那樣，寬容民營銀行存在的氣度，或者說，至少我們應該有讓民營銀行上演哪怕是自生自滅的失敗悲劇的氣度。

　　就第一種說法而言，將國有銀行的改革絕對地放置在第一戰場，乃是一種“三大戰役”就是解放戰爭的邏輯。回顧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如果在20世紀80年代，認為"搞活"國有企業就是企業改革的全部內容的話，似乎無可指摘，畢竟當時三資企業和民營企業還是鳳毛麟角，外資多在觀望，民營企業連拾遺補缺都談不上。但廿年過去，企業構成從國有企業"一柱擎天"演變到國有、民營和三資企業"三足鼎立"，沒有民營和外資企業的迅猛發展，國有企業的脫困攻堅乃至擊破壟斷就會瞻前顧后，頗多憂慮。因此，試想如果當初眼中只有現在的"國有企業"，沒有未來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那么目前國有企業就會更獨木難支。現在銀行業改革的情況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以為對四大國有銀行的改革就是銀行業改革的全部，對發展民營和外資銀行過于輕描淡寫，豈非漠視了國有企業已做過的困境，甚至使國有銀行的改革較之已進行的國有企業的改革更人為地曲折難辦？

　　就第二種說法而言，金融改革需要重癥下猛藥，但在目前猛藥不見蹤影的情況下，對民營銀行的發展至少應該有"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寬容。即使以后有所謂猛藥、大手術，那也總需要用藥的君臣相濟之道，需要民營銀行的存在和發展。

　　就第三種說法而言，更是匪夷所思。勿用諱言，民營銀行的確會給金融監管帶來許多難題乃至悲劇性事件。但一談民營銀行的風險，似乎民營銀行就可以免談了，如此天下哪里有從不下游泳池而能游泳者？將當年國有和集體基層金融的缺陷和失敗直接作為民營銀行可預見的缺陷和失敗，只能說是奇特。

　　未來中國經濟的繁榮需要國有銀行頑強地活下去，用較之國有企業改革更為殫精竭慮的姿態考慮國有銀行的改革和出路，已不能回避；未來中國民營銀行作為草根金融的角色不能被先天地剝奪。回顧國有企業改革的20多年，如果當初我們武斷地以為，因為國有企業當時還是壓倒性的企業存在形態，民營企業當時還是十分弱小乃至罕見的企業形態，就否定了后者生存發展的必要性，那么后果不堪設想；如果我們現在武斷地以為，四大國有銀行的生存及其風險釋放是壓倒性的首要任務，民營銀行是可有可無的陪襯，那么我們就可能犯了兩次掉進同一條河流的失誤，并且可能失誤得比20年前更離譜。

　　中國銀行業經過了20多年的風風雨雨，已經臨深淵履薄冰了，已經到了不能靠虛與委蛇的小修小補就能迎來明天的時刻，中國銀行業的改革，直接牽系到中國經濟能否享有長久的繁榮。我們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會突破我們。這是社會前進的必然規律，未來中國的銀行業，也勢必應該突破現有銀行業的種種雷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