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報記者 黃宇 發自上海

　　在美國，杜邦的問題是所謂行政程序問題，而且公司的態度之強硬，不僅全然否決環境保護署(EPA)的所有指控，更言之鑿鑿要反訴，甚至認為錯在法案本身；而在中國，杜邦的問題是產品安全，要知道，對一家制造業企業來說，客戶和公眾對之產品安全的質疑簡直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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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利得的策略是兵分兩路，他把他的法律專家派去和EPA交涉，而把技術專家送到中國來。因為和絕大多數跨國公司的掌門人一樣，賀利得對中國市場的期待是毋庸贅述的

　　你可能不知道查爾斯.賀利得(CharlesHolliday)，但你不會不知道杜邦；你可能沒聽說過全氟辛酸銨(PFOA)，但你也許早已用過萊卡；你可能不了解特富龍(Teflon)，但你總不會對不粘鍋太陌生吧？這就夠了，擁有超過200年歷史的全球化工巨頭杜邦公司，就是以這樣“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地潛入你的生活。

　　一向以安全策略管理為標榜的杜邦眼下因為產品的安全問題惹了麻煩。需要厘清的一點是，雖然事出同因，但它在美國和中國面臨的問題或危機性質截然不同，不夸張地說，在中國市場如此“一石激起千層浪”班連鎖反應，是賀利得和他的杜邦高層們很難料想到的。

　　在美國，杜邦的問題是所謂行政程序問題，而且公司的態度之強硬，不僅全然否決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ProtectionAgency,以下簡稱EPA)的所有指控，更言之鑿鑿要反訴，甚至認為錯在法案本身；而在中國，杜邦的問題是產品安全，要知道，對一家制造業企業來說，客戶和公眾對其產品安全的質疑簡直是致命的。

　　賀利得的策略是兵分兩路，他把他的法律專家派去和EPA交涉，而把技術專家送到中國來。因為和絕大多數跨國公司的掌門人一樣，賀利得對中國市場的期待是毋庸贅述的。雖然生產不粘鍋的材料特富龍只是杜邦在中國銷售的200多種產品中一種，目前也尚不知它在杜邦中國的全部收益中到底占多大份額，但他不遺余力試圖把中國公眾對杜邦的不信任降到最低。

　　他正竭盡全力使人們相信而不是原諒杜邦。但這對于在杜邦公司打拼了34年，從田納西州杜邦纖維部工程師做起，1998年終于成功登頂的賀利得來說，現在還很難說，是一個什么樣的任務。

　　什么才是真相

　　對于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杜邦在美國究竟發生了什么他們并不清楚，話題的焦點集中在使用不粘鍋到底對人體有害無害，說得專業一些，也就是杜邦的產品到底安不安全。

　　這樣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賀利得似乎一時難有化解的良策，最初他只是竭力地強調，美國環保署的指控并非針對杜邦產品的安全性，而是環保署與杜邦在行政報告的程序問題上存在爭議。也就是說，EPA對他的巨額罰單是因為申報程序和內容的問題，而不是最終產品的安全性問題。

　　但賀利得很快意識到中國市場對安全的追問遠甚于制度的缺損，因而這里需要的是技術權威而不是其他。于是，7月20日下午，在中國全國范圍的不粘鍋銷售寒流之下，三位在杜邦美國總部負責“氟產品”的技術專家攜帶相關技術資料被派到了北京，他們此行的目的，用杜邦中國公司公關部門的話說，是“把事實的真相告訴消費者”。

　　三位技術專家與杜邦中國公司總裁查布朗一起，舉行了一場遍發英雄帖的媒體見面會，據了解，在發布會前收到杜邦中國公司邀請的媒體超過100家，杜邦方面認為一段時間以來對杜邦不粘鍋的報道與事實有偏差，主要是技術和概念上出現偏差，因而要讓美國總部的技術專家來回答媒體記者以及消費者的問題。

　　而當天出席見面會的更令人關注的角色是杜邦公司在中國的一些主要合作伙伴———炊具生產廠家，在這當口，他們成了首當其沖的直接受害者。但來自杜邦方面的反復澄清一時仍難消除彌漫的恐慌，大家現在要等待的是中國國家質檢總局的一個說法。

　　一個需要指出的事實是，杜邦公司是美國不粘炊具的頭號供應商�！疤馗积垺眲t是公司旗下的一個知名化工產品品牌。用于炊具的杜邦“特富龍”不粘涂層最早在1962年進入美國市場。而美國市場上銷售的炊具以及美國家庭使用的炊具約80%屬于不粘炊具，你可以推算出，美國有多少家庭會在使用中“遇見”“特富龍”。

　　但這次事件中，美國消費市場的反映比中國要平靜得多，除了炊具和美國人日常生活的關聯度要遠低于中國，以及烹飪方法上的巨大差異外，用賀利得日前接受人民日報駐美國記者采訪時的話說，美國消費者信任這種產品，信任杜邦在產品質量和安全性能方面的良好聲譽。

　　這次的采訪似乎是賀利得惟一一次就此事表態。賀利得說，我們掌握的確切的科學數據表明，用杜邦“特富龍”不粘涂層生產的炊具不含全氟辛酸銨，對人體絕對安全。美國環保署和其他許多美國聯邦機構目前都并未要求消費者停止使用上述產品。請中國的消費者對杜邦產品的安全性放心。我們可以拿整個杜邦公司的名譽作擔保，杜邦不粘鍋絕對安全。

　　但賀利得也不得不承認，杜邦的聲譽正在受到挑戰，盡管“任何人對杜邦產品的安全性表示懷疑，我們都會感到失望”。但目前賀利得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竭盡全力解決目前我們面臨的問題，保證向任何對杜邦產品安全性有疑問的消費者和相關機構提供相關事實�！�

　　作為公司的董事長兼CEO，賀利得覺得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是，要讓“消費者將繼續把杜邦視為這樣一家公司：誠實，坦白，全心全意致力于提高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品質”。他決定用這樣的方式捍衛杜邦的立場，“如果環保署最終裁定杜邦違規，我們將向美國聯邦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什么才是機會

　　杜邦公司與中國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上上個世紀，1863年，杜邦與當時的滿清王朝完成第一筆與中國的業務，1920年杜邦在上海設立了代辦處。此后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杜邦重新開始在中國經營業務，1989年它在深圳設立了第一家全資投資實體———杜邦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成為杜邦在華20年持續投資的開始。1998年賀利得就任公司董事長兼CEO，目光敏銳的他絲毫沒有錯過近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帶給杜邦的機會，他把杜邦在中國的拓展一步步推向高潮。

　　但身為雙百年老店，杜邦在新經濟的發展中也無法回避地面臨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杜邦的研發機器似乎運轉得并不順利。公司每年投入12億美元進行研發，但取得滿意成果的似乎只有一種治高血壓的藥物。業內人士批評說，杜邦將過多的資源用于擴大現有產品的生產，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新產品的開發上。在一些重要的領域，特別是農業生物技術領域，杜邦的決策甚至出現失誤，錯過了一些機會。

　　這樣的狀況在賀利得就任后迅速得到改觀。上任伊始，賀利得立即著手重振杜邦科研部門的雄風。在全球范圍內，杜邦重新布陣，力圖在研發方面重拳出擊。上任幾個月后，賀利得就開始了杜邦自100年前放棄火藥業務以來最大、最全面的變革。幾年中，他分離了杜邦的能源業務，在生物科技領域投資數十億美元，降低了公司對傳統聚酯業務的依存度，同時投入大量資金進行顯示器、燃料電池和新的印染技術的研究。

　　賀利得是一個十分自信的人。當被問及對這樣一個古老而規模龐大的公司進行如此大膽的變革，他本人有無顧慮時，賀利得毫不猶豫的回答：沒有。他說，他和其他人在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從來沒有懷疑過它的正確性。他又是一個追求更好的人，所以在他的人生和杜邦的發展中，就有了很多的超越。

　　2002年，在世界經濟低迷、地區局勢動蕩的大背景下，杜邦公司仍然宣布實現全球銷售收入240億美元。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司在亞洲的良好業績，而中國業務的持續增長更是其中一個亮點。到2002年年底，賀利得領導下的杜邦已在中國擁有22家獨資及合資企業，3個分公司，杜邦在中國的投資超過7億美元，擁有3000多名員工。

　　更重要的是，杜邦的在華策略，也一直是體現了“科技當先”。在賀利得的推動下，從2002年開始，杜邦在華投資開始進入了一些新的領域。在食品與營養方面，杜邦的先鋒種業在山東省萊州市建立了一個合資企業；杜邦全球合資企業Solae公司在華成立了獨資的“杜邦鄭州蛋白有限公司”和合資企業“杜邦雙匯(漯河)蛋白有限公司”。2002年10月，“杜邦-旭化成(張家港)聚甲醛有限公司”破土動工；杜邦工程塑料部設在深圳的技術中心開始運作。2003年初，杜邦又為包裝用塑料和工業用樹脂部以及工程塑料部在華的新生產設施舉行了奠基慶典。作為杜邦全球研發努力的延伸和拓展，杜邦還斥資1500萬美元在上海張江設立綜合性研發中心。

　　2003年11月，作為上海市長國際企業家咨詢顧問團中的一員，賀利得來到上海。在談到杜邦的成功時，他特別強調人的重要性。他把杜邦的成功發展歸于團隊的功勞，說自己周圍聚集了一批十分優秀的員工，他們給予他了不起的支持。他認為，作為CEO，一個基本的角色是要選對人，讓他們最大限度成長，在最大的空間內發揮其才智。合適的人選加上正確的支持，這是無往不勝的最重要要素。

　　什么才算獎賞

　　在過去的30多年中，賀利得本人的成長和杜邦公司互為見證。他出生于納什維爾，畢業于田納西大學，獲得工業工程學士學位。1970年加入杜邦公司，在杜邦公司纖維部設在田納西州老胡桃樹(OldHickory)的工廠任工程師。1974年，調到特拉華州威明頓市，在纖維部任業務分析員，隨后升任產品規劃師。1978年，他先后參與了纖維部的多個生產項目的工作，包括在南卡羅萊納州的查爾斯頓(Charlesto)、弗吉尼亞州的馬丁斯維爾(Martinsville)以及特拉華州的塞福德(Seaford)，并在塞福德工廠擔任助理經理。

　　1984年，賀利得被調到企業規劃部，負責纖維制品以及企業生產效率的研究工作。1986年，被任命為Nomex®的全球業務經理。1987年他成為Kevlar®全球業務總監。1988年，調任化學產品及顏料部市場部總監，后于1990年3月1日出任國際部亞太地區副總裁。1990年11月1日，賀利得升任亞太地區總裁，并于1995年7月1日起擔任亞太地區董事長。

　　自1992年11月1日起，賀利得擔任杜邦公司高級副總裁并于1995年10月1日被任命為執行副總裁和首席執行官辦公室成員。于1997年7月，成為杜邦公司董事會董事，并于1997年10月29日當選杜邦公司總裁。

　　1998年2月1日，賀利得出任杜邦公司首席執行官，并于同年12月31日就任杜邦公司董事長。

　　2001年1月1日，賀利得當選為可持續發展世界商業委員會主席。賀利得是杜邦光掩模公司、國際先鋒良種公司及Analog設備公司董事。同時他還任田納西大學校長顧問委員會委員以及工業工程研究協會榮譽會員。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杜邦曾經因為減少了氟利昂對臭氧層的破壞獲得了美國政府的褒獎；2003年10月，因為在追求革新方面的突出成就以及在保護環境、承擔企業責任、改善人類生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賀利得獲得了美國國際企業聯合會的獎勵，聯合國秘書長安南親自為他頒獎。此后的一個月，賀利得曾經表示，“希望杜邦下一次能夠在中國獲獎�！�

　　也許，在現在的賀利得看來，能有效化解眼下的這場危機，就該被視為一個無上的獎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