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我們正在向意識形態告別。進大學已經不必考政治，大學生不再談論國事是非，網絡上充斥著商業炒作，電視臺頻頻出鏡的是俊男靚女；無論是白領還是藍領，大家的目標都是一樣的：扎扎實實地掙錢，快快樂樂地享受。所有這些都說明，中國正在走向市民社會。對于一個習慣了皇權和僵硬的教條的民族來說，這個變化來之不易，因此就更值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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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

　　在制度方面，中國也正發生著一場悄然的革命。新通過的《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在無特殊情況下，農戶的土地不得進行調整；同時，農戶的土地可以繼承，土地使用權可以永久性地轉讓。這樣，農村土地所有權就基本具備了私有產權的兩大特征，即排地性和可轉讓性。因此，在無人注意的情況下，中國農村悄悄地發生了繼土改、家庭聯產承包之后的第三次土地革命。在城市方面，大規模的企業改制正在改變中國經濟的面貌。對于大部分國有企業而言，改制的實質是民營化，“國退民進”是許多城市的改制口號。許多國有企業一夜之間變成了私人企業，企業職工變成了私人企業的雇員。當企業還是國有企業的時候，職工動輒上訪；當變成私企雇員之后，他們反倒安分了許多。所有權就有這樣的神奇力量：既然企業是別人的了，除了應得的報酬，其它想法就都是非分的。企業改制屬于那種只能做，不能說的事情，因此，盡管其程度不亞于任何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國際上對中國經濟制度的巨大變化竟然沒有多少反應，就連普通的中國人，如果不是親身經歷的話，也不會對此有多少察覺。無論是因為什么原因，中國已經在九十年代悄然地完成了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轟轟烈烈但結果慘痛的經濟轉型。

　　中國人民曾經飽受意識形態之苦。在計劃經濟時代，每個人都不得不在整齊劃一的意識形態下生活，哪怕是邊遠山村里的一個老農也要早請示、晚匯報。這樣強加的意識形態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天就實現共產主義的夢想激勵著每個人暫時放棄了對自我利益的考慮。但是，人們的熱情很快就被六十年代初的饑荒所燒滅，而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則把意識形態變成了迫害他人的工具。從經濟效率的角度來看，計劃經濟無疑是一場失敗的試驗；但是，如果從對普通人的生活和自由的束縛來看，則計劃經濟時代僵硬而多變的意識形態比計劃經濟本身的作用還大。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速度并不比同期的世界平均水平低，同時又在教育、衛生和婦女解放等方面遠遠超過其它發展中國家。因此，計劃經濟的三十年并不是一無是處。但是，僵硬而多變的意識形態給我們留下的，除了痛苦的回憶和今天仍然可見的不良影響，別無他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確立的務實取向意義非凡，正是這種取向導致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市民社會。然而，在舊有的意識形態失去影響之后，一個適應于市民社會的新意識形態卻沒有建立起來。當意識形態褪去的時候，利益就成為一切的主宰。對于個體而言，這可能僅僅是一個生活態度問題——你可以選擇沉湎于物質享受，也可以為人類的命運暗自神傷；而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這卻可能是災難性的。

　　時下最好的反面教材是前蘇聯國家。當戈爾巴喬失開始他的“公開性”改革的時候，前蘇聯就開始出現一批由官而商的寡頭；當前蘇聯于1991年解體的時候，這些寡頭迅速地控制了俄國的金融，成為金融寡頭。他們的權勢如此之大，連俄政府也要讓他們三分。不僅如此，一夜之間形成的民主政治為這些金融寡頭控制國家提供了一個平臺，國家機器被他們挾持了。盡管存在一個名義上的民主機制，國家卻實際上控制在少數寡頭的手里。

　　如果把俄國的政治比作滑坡，印度的政治則是慢性自殺。在英國人到來之前，印度從來沒有形成完整的中央集權國家。到1947年獨立時，民主似乎是統一印度的唯一可接受的選擇。然而，由于人口和民族的過度分化，在這樣的民主框架下所形成的任何決策都是徹底的妥協，結果往往是社會無法取得實質性的進步。一位在世界銀行工作的朋友講過這樣的一件事。印度的國有企業不多，但虧損嚴重。因此，當右翼政黨執政的時候，政府就要進行私有化。私有化意味著裁員，工人們就要失業。這時，在野的左派政黨就領著工人上街游行，私有化因此不了了之。然而，當左派政黨執政時，政府也要私有化，因為國有企業的虧損造成了政府財政的巨大壓力。左派政黨已經把它的意識形態拋在腦后，而完全被利益所左右。更有意思的是，此時在野的右翼政黨卻反過來反對私有化，也領著工人上街游行，私有化又不了了之 。右翼政黨也不顧自己的意識形態了，一心只想和左派作對。

　　既使是最徹底、最自由的民主社會也需要建立在最基本的公民共識之上。在阿富汗戰場進展不暢的時候，英國的一些國內報紙開始批評布萊爾緊跟美國的政策，有人甚至懷疑英國參戰的正義性。布萊爾的發言人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說：“英國是一個知道對錯的國家。”我們盡可以指責美國的人道主義干預是打著自由、民主的旗號而行其霸權主義之實，但是，美國的人道主義干預總體上卻得到了國內大多數民眾的認同，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和社會的民主是美國社會的共識。美國社會有一套明確的價值觀，而這套價值觀又同時體現在美國的國內和國際政策上，哪怕這種體現是字面上的，它也達到了爭取民意、獲取民眾政治認同的目的。

　　在很大程度上，中國優于俄國和印度。我們沒有經歷俄國那樣的巨變，也沒有印度那樣分散的利益集團，過去二十年的歷程表明，作為民意最廣泛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走過了一條基本正確的道路。然而，這條道路的成功，部分源自于由計劃經濟的失敗所創造的創新空間。必須看到的是，這個空間到今天已經變得非常狹窄了，進一步的變革必然要更多地涉及利益的再分配。在意識形態的真空中，利益更可能變成驅動各級官員的主導力量。現實中已經出現這樣的傾向。

　　中國政府架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高度的財政分權和高度的行政集權并存。適度的財政分權對調動地方積極性有正面的作用，這是毛澤東早在1957年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就已經指出來的。但是，過度的財政分權則可能造成顯著的負面影響。問題之一是地方公共品提供不足。目前的財政分權已經到達縣一級，各縣獨立負責本區縣的財政。在這種情況下，養老和醫療保險也只能統籌到縣一級，而保險的正常運行依賴于保險的覆蓋面，覆蓋面越大越容易進行，目前高度分割的養老和醫療保險出現捉襟見肘的現象就不足為奇了。另外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教育。教育的日常開支是全部由縣級政府負擔的，對于富裕縣來說，尚不成問題，而對于貧困縣來說，則成為大問題，因為有一些縣60%的財政支出花在教育上。教育是立國之本，可惜我們的財政支出并沒有反映出這一共識。

　　過度財政分權的另一個不良后果是地方政府行政的商業化和機會主義傾向。每級政府的目的都是減輕自己的負擔，增加自己的收入；一個顯著的后果就是矛盾的逐級下放。為什么鄉鎮一級政府人滿為患？就是上級政府矛盾下放的結果。大、中等畢業生，特別是農林、師范院校的畢業生要分配工作，省、市、縣都不要，鄉鎮只好兜底。軍人轉業安置也是一樣。鄉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近年來國有企業全面虧損，擁有國有企業對地方政府來說僅僅意味著負擔，因此，企業便逐級下放。縣級以上的政府只抓住少數效益尚可或可以賣掉的企業，大部分企業則下放給了區縣一級。對于改制企業，幾乎所有城市都要求新的企業接收全部原廠職工，無論原廠的臃員有多少。為了平衡新的管理者的利益，各個城市在資產方面大打折扣，以極便宜的價格把企業資產賣給新的經營者，而新經營者能否兌現不解雇職工的承諾則不在近期的考慮范圍之內。這種做法看似解決了問題，實則是下放矛盾，在一定條件下，這些矛盾會重新暴露出來。比如，某市一國企的新經營者將企業賣給另一家企業，后者接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員。

　　過度分權的弊端和中國高度的行政集權有關。一方面，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有絕對的權威，可以要求下級政府按自己的意圖行事；另一方面，各級政府的行政很少受來自底層的監督，兩方面的迭加造成各級政府行政的機會主義傾向。在和平時期，一個國家的財政架構決定了她的政府架構；更進一步，如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一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是她的意識形態。”國家的意識形態是什么，不在于國家說它是什么，而在于國家財政支出的流向。就中國目前的狀況而言，情形不容樂觀。自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財政支出在各省之間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一些以煙、酒業為經濟支柱的落后地區甚至成了財政凈輸出地。時至今日，中央政府仍然沒有建立一套完整的收入轉移機制，中央對地方的撥款不是以轉移支付的形式發放，而是以投資項目的形式發放。由于投資項目一般要求地方的配套基金，發達地區自然要比不發達地區具有優勢。這樣的財政支出方式不是縮小，而是放大了地區差距。

　　市場已經被證明是配置資源的最有效的機制，但是，市場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近些年來，哈耶克等古典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知識界的影響日益擴大。在批評計劃經濟的弊端方面，哈耶克無疑有卓越的洞見；但是，他的一些觀點被國內知識界進行了不恰當的引申，表現之一就是過分相信市場的作用。比如，有人認為，地方政府之間就稅收以及地方官員之間就升遷所展開的競爭就足以約束他們的行為，使他們的行為和社會效率相吻合。但是，市場的競爭原則恰恰不適合于政府。市場要求每個參與者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對于政府而言，恰恰是不能只最大化參與者的個人利益；政府行為的商業化和由此所產生的不良后果為此提供了一個例證。政府是為公共利益而創立的，因此它必須為公共利益服務；而政府行為的商業化恰恰與此背道而馳。

　　把政府行為的商業化歸咎于政府官員的理性并因此而容忍是沒有道理的。理性可以是一個研究者研究政府行為的一個工作假設，但此時得到的只是關于“現實是什么樣”的實證性結論，而不解決“現實應該是什么樣”的規范性問題。同時，盡管政府行為的商業化和制度設計有關，如垂直行政和財政分權之間的矛盾，但是，制度也不是根本性的問題。根本性的問題是我們沒有一套完整的關于社會公正的理論來回答下面這樣的問題：公民應該享有什么樣的權利？什么樣的社會分配才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分配？對于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而言，回答這兩個問題是維持其政治性統一的前提條件。走向市民化的中國也在同時走向多元化，這個過程已經不可逆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解決的恐怕不是代表性的問題，而是如何為民眾提供一個公正觀的問題；這個公正觀應該向民眾展示一個理想社會的圖景、一個判斷社會分配好壞的標準和一套適應當代世界的價值體系。

　　烏托邦不是現實的存在，但是，烏托邦中包含著人類美好的追求。在經濟日益市場化、社會日益市民化的時候，務實并不意味著我們一定要放棄理想。一個沒有理想的人將碌碌無為地度過一生，一個沒有理想的國家將是一盤散沙；一個沒有理想的人必定注重眼前的蠅頭小利，一個沒有理想的國家就會變成少數人撈取私利的工具。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沖破了舊有意識形態的束縛，民眾的認知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現在是建立新的理想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