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

　　當理論界還在為國營企業改革的方向爭論不休，而政策制定者也舉棋不定的時候，廣東省順德市已經悄悄地完成了一場產權革命。這場革命的一個中心思想是一個“賣”字。以前，順德是以鄉鎮企業聞名于全國的，涌現出了諸如美的、科龍和萬家樂這樣家喻戶曉的企業。自1992年以來，全市近7000家市屬和鎮屬的國營和集體工商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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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出賣或出租給了企業職工或管理層。轉制剛開始時，企業以賣給全體員工為主。但是，許多員工由于對企業信心不足，不愿意買股份，或者是買了也很快賣掉。美的就發生過這樣的事情。1992年底轉制時，美的采取的是全體員工持股的轉制方式，股份由總經理的20萬股到一般員工的5000股不等，每股一元。許多員工對企業前景的信心不充分，以等額價格將屬于自己的股份賣掉，引得許多外地人紛紛到美的購買股份。誰料想，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美的股票在國內上市，股票價格一路上漲，當初賣掉股份的員工后悔莫及。另外，全體員工持股仍然沒有徹底地消除以往集體或國營所有制下產權不集中的弊病。在分散的產權安排下，企業經理所扮演的仍然是代理人的角色，因而必然要出現一個對他的監督問題。另一方面，產權的分散也意味著權威的分散，以往國營、集體企業里相互制肘的弊端沒有解決。最后，全體員工持股還帶來搭便車的問題，因為，即使我不好好干，到年終時我仍然可以按股分成。因此，在汲取改制初期經驗的基礎上，順德的改制多以買或租給管理層為主。有人可能會對這種回復原始的資本主義的做法不以為然，認為它不符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潮流。但是，我們將看到，在順德，正是這種原始的資本主義造就了一批真正的企業家，也淘汰了一批不稱職的企業家。讓我們先從順德如何把企業賣給管理層說起。

　　賣與租的差別是前者是把整個企業，包括機器設備、廠房、土地等一起賣給管理層，后者是政府保留對廠房和土地的所有權，企業管理層買斷機器設備，并租用政府的廠房和土地進行生產。出租適用于凈資產較大或管理層無力購買的企業，轉賣適用于凈資產較少或管理層有足夠購買力的企業。對于凈資產是正值的企業，管理層需要用現金分五年買斷這些凈資產。對于那些凈資產是負值的企業，政府將其全部凈債務背起來，管理層則需在五年內購買企業總資產的百分之十五。同時，政府相應地額外負擔同等數額的債務。兩相抵消，從長期來看，管理層沒有花一分錢就得到了企業的所有權。但是，在短期內，他們必須出資購買企業總資產的百分之十五。順德人的聰明就在這里。一家虧損企業實際上是白送給管理層的，但在短期內，管理層必須拿出自己的錢來玩。玩得好，不僅可以回本，而且會增殖；玩得不好，企業倒閉了，那就血本無歸。在許多情況下，這些錢不是小數目。我采訪的一個廠，總資產二千萬，轉制時處于虧損狀態。管理層三個人，必須每人拿出一百萬元，湊齊三百萬元來購買總資產的百分之十五。如果這個廠一路虧下去，以至于最終倒閉，這三百萬元投資就算白丟了。然而，改制一年，這個廠就開始贏利。和我交談的江西來的年輕副總抑制不住對未來發展的憧憬和喜悅，并告訴我，他很快將自己蓋一幢住宅。看來他那一百萬不會虧掉。

　　然而，并不是任何企業在轉制之后都有良好的發展。轉制剪斷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臍帶，把它們一股腦地拋入到市場經濟的洪流中去。一些能夠駕馭風浪的企業生存下來，另一些則被風浪擊沉。我在采訪中遇到一個商業行業的經理，他的企業在改制之后不到一年就垮掉了。他只好在另一家小廠謀生，并因此對改制大有微詞。可是，此人和我交談時連完整的思想都無法表達，他的企業倒閉該是命中注定。

　　如果要對企業家下一個通俗的定義，那么，企業家就是那些敢于用自己的錢去冒險的人。順德改制過程中“賣”的精妙之處也就在于此。當然，順德人自己未必意識到了這一點。事實上，順德轉制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開始的。在以加工業為主導的珠江三角洲地區，順德可謂一枝獨秀。它的經濟支柱是本地工業，并以市辦、鎮辦和村一級的“帶紅帽子”企業為主。在八十年代，順德就走上了一條以家電為主導產業的發展之路。“萬家樂，樂萬家”，“容聲，容聲”，汪明荃的廣告讓萬家樂熱水器和容聲冰箱的名字走遍大江南北。進入九十年代，美的、科龍、萬寶等大企業相繼崛起，成為順德經濟的支柱。但是，在輝煌背后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幾乎所有的鄉鎮集體企業都具有和國營企業相同的弱點，這就是預算軟約束問題。在發展初期，這個問題還沒有積累到足以引起重視的地步。到了九十年代初期，隨著新的一輪經濟擴張的開始，企業的盲目借貸投資對各級政府構成了巨大的威脅，因為幾乎所有這些貸款都是由地方政府擔保的，一旦企業無法歸還貸款(事實上，它們當中的大部分也沒有打算這樣做)，政府將背上巨大的包袱。同時，由于企業是集體或國家的，企業領導層可以放開手腳大玩一把，因為賠了是國家的，賺了是自己的。預算軟約束和企業領導的不負責任使國家資金無聲無息地流失了。順德人把這種現象稱為“流血”，而改制則是“止血工程”。因此，與其說順德改制是一種有意識的創新，還不如說是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對舊體制的一種突圍。然而，“流血”并不僅限于順德一地，這是全國的普遍現象。為什么其它地方沒有想到突圍，或者即使突圍了，也半路夭折？

　　我想，這里有兩個思想方面的阻力。一個阻力是認為改制導致國有(集體)資產的流失。這種想法不僅地方干部有，理論界、知識界更有。但是，持這種想法的人沒有看到，國有資產早就在流失了。也許企業的設備、廠房還在，可是，國家寶貴的資金卻通過無效的貸款大大地流失了。另一個阻力是不愿意看到國有(集體)資產落入私人之手。這一方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嫉妒的成分：“憑什么經理們就可以得到國家(集體)的資產？”但是，即使不改制，經理們也在享受國有(集體)資產的收益；而且，由于這些收益的不合法性，經理們只能私下以非常的手段來獲得它們，而這些非常手段往往帶有破壞性。經理們的這種行為產生于兩個不對稱性。一是國家(集體)所有權與經理控制權之間的不對稱性，另一是經理控制權與其收入權的之間不對稱性。在這里，關鍵是經理的控制權。掌握了控制權的經理一方面具有追求相應收入權的沖動，另一方面有缺少對所有權的責任感。兩相疊加，便產生了腐敗。

　　解決問題的根本是在企業所有權、控制權與收入權之間建立一種有效的平衡機制。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兩種這樣的機制。一是三權一體的原始私有制。這種制度的好處是財產所有人掌握一切權利，因而也不存在監督和激勵問題。另一種是通過股票市場實現所有權與控制權的分離。在這種制度下，監督是通過股票市場和與之相聯系的經理市場實現的，激勵則是通過與控制權相一致的收入權達到的。中國目前的股票市場還未發達到可以接納多如牛毛的中小企業的地步；況且，與股票市場相適應的監督機制倘未完善。因此，采用第一種機制，即原始的私有制，是必然的選擇。

　　有人可能要問，經理們在改制前把企業弄得一塌糊涂，把企業白送給他們是不是太便宜他們了？對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回答。首先，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過去的失敗的根源不是在于誰當經理，而是制度本身存在缺陷。其次，這里有一個“向后看，還是向前看”的問題。向后看，我們看到的是企業資本存量被送給了管理層。這樣一看，我們無論如何也難以接受順德的企業改制。但是，如果我們向前看，則順德的改制是理所當然的選擇。向前看意味著過去的失敗是政府必須接受的一種沉沒成本，不應該再去追究(這里有點兒像博弈論里的序慣理性)；更何況，這種失敗是制度造成的，追究起來也只能追究制度的不合理性。同時，向前看使我們看到，倘若不改制，政府(間接地，全體公民)會因為企業越來越爛而背上更加沉重的負擔，損失將更大；改制至少使政府免于背上新的負擔。再者，企業資產并沒有毫無報酬地損失掉；而且，順德的經驗告訴我們，資產到了私人手中之后得到了更有效的運用，整個社會的餅因此被做大了。在順德，從政府官員、企業家到普通百姓，已經形成了這樣的共識：私人資本即是社會的資本，因此不應該受到歧視。

　　這種共識是如何形成的呢？我在采訪中多次向當地人提出這個問題。許多人的回答是：這與政府領導的決心有關。如果把這個回答翻譯成學術語言，我們大概可以說：順德改制的成功得益于市政府有意識地對新的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的投資。在經濟學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強調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所謂社會資本，即人們有意或無意之間建立的一種人人可以同等受益的共識或不成文的行為規則。海外華人之間相互的借貸被認為是社會資本的一個典型例子。但是，由于建立在個人之間互惠的基礎之上，社會資本可能是脆弱的，同時也難以在短期內建立起來。制度資本是組織和以組織為依托而建立起來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行為規則和社會共識的集合。它與社會資本的不同之處是包括了組織。組織好比制度資本的硬件，而行為規則和共識則是它的軟件。相對于市場而言，組織的特點是其成員受其規章制度或領導的強制。通過強制，組織為制度資本的軟件提供制度化的保障。正因為此，制度資本可能比一般社會資本形成得更快，并且更加穩定。

　　順德有益于改制的制度資本是通過市政府自身的改革而確立的。早在1993年，順德市政府就完成了機構精減，黨政機構由原來的四十九個減少到二十九個，黨政人員由一千四百人減少到不足九百人，真正做到了小政府運作。政府真正做到了政企分開，養成了不過問企業經營、一心一意做社會事務的習慣。順德市長已經多年不用手機了，因為沒有企業來找他批條子。市政府強調行政的公開和公平性，它出版的《順德政務》，在我們住的旅館里也能看到。與政府精簡和功能轉變相一致，政府工作人員養成了一種新的與商業運作類似的工作規范。所有這一切構成了一種新的制度資本：政府的精簡和職能轉變提供了它的硬件部分，即組織；而政府行政的公開化和公務員新的工作規范的形成則提供了它的軟件部分。它的確立成為顯示政府致力于改制的一個可信的承諾，從而促進了整個社會有益于改制的社會資本的形成。

　　順德改制成功的經驗為我們思考政府的角色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從原則上說，政府的角色是為社會提供公共品。我們以往只重視物化或制度化的公共品(前者如道路，后者如法律)。順德的經驗告訴我們，政府還可以通過自己的行動，利用其制度優勢，為社會創造適宜于經濟發展的社會資本。在成熟的商業社會，政府的這個角色也許是不必要的，因為民間力量已足以完成這項工作。但是，在不發達國家，特別是在中國這樣既不發達、又面臨艱難的體制轉型任務的國家，政府的作用卻不容忽視。斯蒂格列茨在北大的一次演講中就指出，俄國經濟轉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原有的制度資本在一夜之間被毀掉了，而新的制度資本又倘未形成。中國在過去二十年間的改革是漸進式的，對制度資本創新的需求不高。但是，面對私有化這樣劇烈的制度變革，我們無疑需要制度資本的相應創新。順德市政府在這方面為我們做了一個很好的榜樣。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二日于北京大學朗潤園

　　* 原文發表于《讀書》200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