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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中國人不是一個認真的民族，但我們的政府卻是一個十分認真的政府。打個比方說，一百只雞蛋要送到市場上去賣，哪怕其中只有一個壞蛋的可能性，政府也會情愿將全部一百只雞蛋拒斥在市場之外。這聽起來有些聳人聽聞，但現(xiàn)實中我們所看到的與此也相差不遠。
就說出國護照吧。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要求護照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可是我們卻要到公安機關去申請，而公安機關有權拒絕申請。公安機關的用意無疑是好的，因為它想通過嚴格的審查篩選掉諸如在逃犯這樣大概不到人口百分之一的壞人。當然，如果這樣做的確能防止這些壞人獲得護照的話，老百姓的心里也許會覺得平衡一點。然而，能夠潛逃國外的罪犯用不著來公安機關申請護照，他們要么在黑市上買護照，要么買通內部人員，從后門把護照領去了(遠華的賴昌星不就是一個例子嗎？)對于那些不辭辛苦到公安機關申請護照的平頭百姓，還有什么好審查的呢？有過申請護照經歷的人都知道，以往主要是審查國外親友的邀請信和資金能力；現(xiàn)在改進一些，申請者自己的銀行存款也算數(shù)。可是，為什么要審查一個申請者的資金能力呢？難道我們怕他們在國外流落街頭嗎？這種事應該是接受國操心的，我們的公安機關花了很多的時間和人力，老百姓跑斷了腿，卻都是在為他國節(jié)省金錢，怎么算也劃不來。
出國護照只是一個小例子，現(xiàn)實生活中政府設置的進入壁壘無處不在。政府這樣做的初衷可能是好的，就是想把可能危害群眾的商品和服務排除在市場之外。但是，這樣的初衷卻是建立在對政府行政能力的過度信任的基礎上的。要想通過進入壁壘來防止壞蛋進入市場，政府需要大量的信息和強大、廉明的行政力量，而實際的情況卻恰恰相反。其結果是，除了市場上的壞蛋不斷而外，我們還擁有了龐大卻不怎么廉明的行政機構。《南方周末》最近報道了鄭州的饅頭辦事件，聽起來真有點匪夷所思之感。鄭州市政府成立了饅頭辦公室，給做饅頭的企業(yè)發(fā)許可證。許可證當然不是免費的，各區(qū)見有利可圖，也紛紛成立饅頭辦，自顧自地發(fā)起了許可證。市饅頭辦到下面檢查，發(fā)現(xiàn)許多饅頭企業(yè)沒有市里發(fā)的許可證，便要罰款。企業(yè)當然不干，因為它們有區(qū)里發(fā)的許可證。于是，此事演變?yōu)槭欣锖蛥^(qū)里饅頭辦之間的沖突。此事雖然荒唐，但政府良好的初衷是如何被官僚系統(tǒng)利用來謀取私利的，由此可見一斑。
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思考防止壞蛋進入市場的問題。設想政府放松進入管制，從而讓那只壞蛋和其它九十九只好蛋一起進入市場。我們是否就會大禍臨頭了呢？大概不會。消費者自己會仔細檢查雞蛋，那個發(fā)現(xiàn)壞蛋的人會去找到賣雞蛋的小販，要求他退換；小販又會找到雞蛋供應商，要求后者退換。因此，即使沒有政府的檢查，市場本身也會發(fā)現(xiàn)那只壞蛋。當然，消費者可能無法識別雞蛋的好壞，從而吃下那個變質的壞蛋而大病一場。但這也不能成為將所有一百只雞蛋拒于市場之外的理由，因為我們還有事后的補救措施。比如，那個吃下壞蛋的消費者可以把小販和供應商同時告上法庭，要求他們賠付一大筆侵權費。一個以社會利益為重的法官應該判消費者勝訴，因為有了這樣的判例，所有小販和供應商都會變得十分小心，力圖不讓一個壞蛋進入市場。如果那個吃了壞蛋的消費者并無大恙而認為不值得去法院的話，他也可以打個電話給消協(xié)或政府的衛(wèi)生防疫機構，而后者有義務去追查。最壞的結果是那個吃下壞蛋的消費者并無大恙，因此什么都不做，但他至少可以不再去那個賣給他壞蛋的小販那里買雞蛋了，而且也會勸鄰居們不去他那里買雞蛋，小販的生意因此每況愈下，從此注意不再進壞蛋了。
因此，當換了一個角度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市場和私人利用法律的監(jiān)督可以達到和政府管制一樣或者更好的結果。市場之所以能做得更好，是因為市場將信息收集的任務分散給了無數(shù)象每天提個籃子上街買菜的老太太那樣的斤斤計較的個人，而這無數(shù)個人的監(jiān)督加總起來會比政府獨家的管制好得多。政府管制的結果可能是使消費者都吃不到雞蛋，市場和私人的監(jiān)督可能讓百分之一的消費者吃了壞蛋，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將吃上好蛋，而且那個吃了壞蛋的人還可以通過司法訴訟得到補償。兩相權衡，明白人自然知道取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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