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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
中國的城鄉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在2000年，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貨幣收入是農村居民貨幣收入的2.79倍，僅次于津巴布韋；但如果包括非貨幣收入，則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高于津巴布韋。如此巨大的城鄉差距不是現在才出現的，而是根在計劃經濟時代。1978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已經是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8倍，和2000年的水平相當。計劃經濟時代
的城鄉收入差距來源于工農產品價格之間的剪刀差以及對農村地區產業結構的限制。在一個農業社會里，農產品的價格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個社會的收入水平。八十年代初期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原因固然和農村改革增加了農業產量有關，但七十年代末農產品價格的快速提高也是功不可沒。但是，農村地區要靠農產品致富是不可能的，非農產業的發展對提高農村地區的收入水平是不可或缺的。費孝通老先生在《江村經濟》中已經描述了三十年代非農產業在長江三角洲的萌發，可惜這一趨勢由于隨后而至的戰爭而中斷了。建國之后，本該是恢復三十年代“黃金十年”的最佳時機，但隨后而至的集體化運動再次中斷了農村工業化的進程。“農村”被迫和“農業”劃等號，農村“居民”被迫和“農民”劃等號；時至今日，這兩個等號仍然頑固地盤踞在許多人的頭腦深處。農村被定位為單純地為城市提供便宜糧食的生產基地，農村居民的收入自然無法提高。事實上，農村和城市之間的差距在1958年正式實行城鄉隔離政策之時就已經固定下來了，因為在隨后的二十年間城市也幾乎沒有調整過工資，而城鄉收入差距到1978年仍然高達2.8倍。
但是，農村產業的開放也不一定意味著城鄉差距的縮小。八十年代鄉鎮工業的迅猛發展的確對縮小城鄉差距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這是以城市沒有進行市場化改革為前提的。當九十年代城市經濟充分市場化之后，城鄉差距又一次拉大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總是向回報高的地方流動。在中國，城市的資金回報遠遠高于農村，因此資金集中在城市就不足為奇了。城市居民掌握了更多的資源，他們的收入自然要比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快。
戶口制度一直是為人所詬病的制度安排，在計劃經濟時代，它也是城鄉隔離的基礎。進入九十年代之后，農村居民沖破戶口的束縛，千百萬人在城市找到工作，有些甚至在城市長期居住下來。經過九十年代初期的移民潮之后，在城市的農村移民的數量已經趨于穩定。在這種情況下，戶口對于限制農村居民向城市的流動還有多大意義呢？在尋找工作方面，恐怕戶口的作用已經不是很明顯了。根據宋鴻遠等人的研究，在城市的農村移民中，87%沒有達到初中畢業的水平，這意味著絕大多數農村移民無法和城市居民競爭工作崗位，而只能做城市居民所不愿做的工作，如建筑工和家政服務。八十年代的城鄉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又呈擴大趨勢，至2000年，已經回復到1978年的水平。然而，九十年代是農村移民急遽上升的時期，說明開放農村移民并不足以消弭城鄉收入差距。事實上，對于不發達地區而言，移民加劇了移出地的收入差距，因為能夠到城市里找到工作的人，往往是具有較高教育水平和較強能力的人。
那么，城鄉差距到底差在哪里呢？差在教育和社會保障。盡管教育在工資回報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較低，但是，人人都知道，一定的教育是獲得一份體面的工作所必須跨過的門檻。如果一個年青人有職高或中專文憑，他就至少可以在工廠里做一個技術工人；如果他有大專文憑，他就可以找到一份白領工作；如果他有本科文憑，他就可以找到一份報酬不錯的白領工作；…… 如果一個年青人沒有上述任何文憑，他就只能做最低級的工作。在現代社會里，教育是決定一個人能夠在社會階梯上爬到多高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間最顯著的個人差異就是前者的教育水平遠低于后者，農村收入低于城市收入就理所當然了。
教育不僅僅帶來個人回報，而且還對社會中的其他人產生正面效應。教育對兩個人的回報不等于對兩個人的分別回報之和，而是大于這個和，因為他們之間可以進行有效的討論，從而提高兩者的生產率。因此，教育投資具有規模經濟。
既然如此，為什么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如此之少呢？因為投資人無法獲得所有的回報。對于社會而言，一個農村孩子接受教育具有正的外部性，但是，外部性所產生的收益無法全部被他的父母獲得，后者自然不愿意對這個孩子進行社會所需的教育投資。具有外部性的投資本該由政府來做，或由政府實施補貼，可惜政府官員太短視：教育回報的周期長，短視的政府官員等不及。所以，中國的現實是，農村父母有義務完成子女的“普九”教育，卻沒有權利享受城市父母所享受的優惠：免費子女教育。從這點看，現在的狀況遠不如集體化時代，那時的農村基礎教育至少還是免費的。
農村的倒退更表現在醫療方面。中國的計劃經濟在總體上來講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失敗，農村的集體化更是一場災難。但是，在強烈的理念的支持下，集體化時代在改善人民的基本衛生條件方面卻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以最常用的嬰兒死亡率為例，全國的嬰兒死亡率在1964年高達千分之180，到1981年，這一比例急劇下降到了26.92，其中農村地區36.96。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印度在1981年到1997年間的嬰兒死亡率只由110降至70)。在農村地區，這個成就無疑和集體化時代重視農村基礎醫療有關。那時的合作醫療雖然家底很薄，但卻提供了基本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然而，合作醫療所賴以存在的基礎是人民公社制度，隨著公社制度的消失，合作醫療也自行解散了。二十年之后，其后果開始明朗起來。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嬰兒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低于其它發展中國家；進入九十年代之后，嬰兒死亡率不降反升，農村地區在1990到1995的短短五年間由32.24上升到了44.79。這種逆轉的形勢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極大關注。中央政府于2002年出臺的重建合作醫療制度的計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推出的。但問題是，僅僅恢復合作醫療是否足夠了？加強對農村的公共衛生支持無疑是正確的舉措，但對于個人疾病的防治，合作醫療可能遠遠不夠。農村貧困的一大原因是疾病所致。嚴重的疾病對農戶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降低了農戶的收入能力，而另一方面它又極可能迫使農戶舉債；兩者疊加的結果是農戶陷入不能自拔的貧困。因此，醫療不僅僅是一個衛生問題，而是關系到農村居民的收入和社會經濟地位的問題。重建農村醫療體系必須要有全局眼光。城市醫改的目標已經很明確，就是要使醫療保險覆蓋所有城市勞動者。重建農村醫療的目標應該是一樣的。在城鄉統籌試點地區，城市醫保已經在向農村地區擴散，這或許是今后的一個發展方向。
農村居民不僅在子女教育和醫療保障方面落后于城市居民，在退休、住房和失業保險方面，他們和城里人的差距更大。根據趙耀輝等人最近利用人口普查數據所進行的研究，城鄉收入差距中的45%來源于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享受得更多的退休等福利保障。城市居民在退休之后可以獲得滿足基本生活所需得退休工資，而農村居民的養老就全靠往日的積累和子女的贍養，許多老人不得不自己從事生產。在現行法律框架和主流話語中，老人的家庭贍養不僅是一種美德，而且是法律的要求，其實質卻是逃避國家的責任。沒有本質的理由讓人相信，城市的老人贍養應該社會化，而農村的老人贍養就必須由家庭來承擔。
討論“三農”問題的人往往希冀通過政府政策來快速地改變中國農村的面貌；在政策層面，這更是歸結為單一的收入問題。但是，農村地區能否快速地發展起來，并不是一朝一夕的政府政策所能解決的問題。中國已經是一個市場經濟，“三農”問題的最終解決很大程度上要依賴于市場來解決。這個過程可能是非常漫長的。
那么，政府能做什么呢？政府應該為農村居民參與市場提供基本的能力�！澳芰Α币辉~是阿瑪蒂亞·森用來論述人的自由時所使用的名詞，指的是那些能夠讓人們從事有意義的活動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的組合。在中國農村，最急需提供的能力是教育和基本的社會保障。國家無法改變一個人的出身地點，讓一個農村孩子一夜之間變成城市孩子，但可以為他提供基本的教育，使他具備參與市場競爭的基本能力。國家也無法保證這個孩子不生病，但可以為他提供基本的醫療、養老和失業保障，使他無后顧之憂，可以最充分地和城市的同齡人進行競爭。盡管因為成長背景的不同，和城里人相比他仍然可能處于劣勢，但國家已經消除了強加在他身上的一切可以消除的不平等條件，這就足夠了，剩下的就要看他的智力水平和運氣了。試圖在一夜之間解決“三農”問題，就一定導致拔苗助長的經濟政策；賦予農村居民同等的能力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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