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柏晶偉

　　適度調整宏觀調控的力度

　　中國經濟時報：今年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統計數據已經公布，從中可以看出一段時間以來宏觀調控政策產生的效應：投資增長勢頭得到遏制，貸款增速明顯下降，部分物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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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迅速回落。對此次為抑制經濟過熱所采取的以行政直接干預為突出特點的調控方式，您怎么看？

　　常修澤：現在宏觀經濟決策，我感覺頗有些左右為難。如果放松前一段比較凌厲的宏觀調控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反彈；但如果繼續實行過緊的政策，則可能對地方經濟和民營企業造成困難，甚至使改革受到挫折。因此，現在的焦點是，我們怎么從兩難選擇當中進行比較，慎重出招。從實際出發，權衡利弊，我認為需要放松緊縮力度。理由如下：

　　第一，目前宏觀領域人們所擔心的突出問題已明顯緩和。目前投資規模增長過快的勢頭已經明顯下降，二季度回落16.8個百分點；貨幣信貸增幅已經回落，據調查，有些企業流動資金難以為繼，有的地方民間借貸利率高出銀行利率二三倍；價格特別是基礎產品的價格已經開始回落，如鋼材價格比4月份下跌700元；一些熱點行業增長過猛的問題已經平緩。

　　第二，這是保持經濟穩定增長，防止異常性下滑的需要。對2004上半年局勢的判斷，我認為是包括了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其一，中國經濟總體發展態勢是好的；其二，在好的形勢下存在一些問題。前者是主要方面，后者是次要方面。但是在前一段討論中，有的論者對上述主要方面“虛晃一槍”，而在“但是”后面大作文章，只強調“緊”而不提“松”，只強調“收”而不提“放”，這是片面的。我認為，盡管宏觀經濟運行中存在不健康的因素，但是中國經濟并沒有失控，而且處在新一輪經濟增長期。這樣的判斷并不是“不到位”，而是恰到其位。問題是有些“信號員”給的信號似乎是“失控”的信號，這與經濟現實是有差距的。正是此類“失控”的信號使有關方面對形勢做出了比較嚴峻的判斷。下一步如果不對調控力度進行調整，極有可能造成“為調控而調控”、不計成本、不計長遠影響的局面。繼續下去，可能導致經濟出現異常性下滑。這對經濟的健康、持續、穩定增長是不利的。

　　第三，有一些宏觀問題，固然與運行有關，但更深層的是結構問題和制度問題。比如說煤油電運的問題，土地違法開發的問題，到今天沒有解決好，這類問題未必都攬在短期調控任務上。煤油電運的問題主要是一個結構性問題，短期的宏觀調控可能會使之有所緩和，但是難以根本解決。至于土地違法開發問題，情況更為復雜。據國土資源部提供的資料，今年以來，全國共發現土地違法行為4.69萬件，涉及耕地面積15318公頃，其中，立案查處3.39萬件，涉及耕地面積13583公頃。目前已經結案2.79 萬件，收回耕地950公頃 。我計算了一下，結案率已達82.3％，但回收率還不到7％。這樣的問題不是單靠短期宏觀調控就能解決的，除依法行政和制度變革外，別無他途。

　　第四，要充分考慮宏觀調控的成本和新的情況。前一段的緊縮政策成效是有的，但也付出相應的成本，例如對地方經濟發展和民營經濟發展以及資本市場的正常運行造成一些困難，地方、民營企業及其投資者對此有些反應。如果不調整緊縮力度，將會給改革帶來一些影響。

　　基于以上分析，我考慮，下一步要在調控力度上做些適度調整，包括對前一段的強硬手段相應放緩。這對統籌短期與長遠、整體與局部以及調動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是有利的。

　　推進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中國經濟時報：有學者認為，此輪經濟過熱是局部性的過熱，是部分行業投資增長過快造成的。也有學者將目前宏觀經濟矛盾歸結為經濟失調，即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您也談到宏觀問題，更深層的是結構問題和制度問題。下一步結構調整的重點何在？

　　常修澤��經濟結構失衡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痼疾”。從結構調整的角度看，目前有三個方面需要著力推進。

　　一是產業結構調整。當前中國產業發展中固然有一些產業投資偏旺，但是還有不少產業并不過旺，甚至是偏冷的。前一段的調控措施重點在于抑制部分行業的投資，下一步在“抑”的同時要考慮“揚”的問題，重點強化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比如說煤、油、電、運這些基礎產業現在是短缺的，是瓶頸部門；與生產和人民消費有關的服務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和水利建設等還是需要加強的；資源和環保類產業是需要開拓的；至于與人民群眾生活有關的教育、文化、衛生等行業，更需要大力的發展。應該說，需要“揚”的領域相當廣闊，為什么只盯住少數幾個需要“抑”的產業呢？要有“抑”有“揚”，有“壓”有“保”。在這個基點上，建立我們的產業結構調整方略。

　　二是區域結構調整。此次宏觀調控的實踐檢驗，使人們對區域不平衡性看得更加明顯。發達地區和不發達地區由于基礎不一樣，在發展中呈現不同的投資增長率是可以理解的。加上市場化進程不一樣，改革和發展動作有快有慢。如果實施“一刀切”的宏觀調控政策，就很可能出現“先行者切尾巴，后行者切腦袋”的狀況。因此要強調區別對待，特別重視西部等不發達地區和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的經濟發展問題。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避免“一家感冒、大家吃藥” 的現象發生。

　　三是城鄉結構調整。中國經濟發展中最根本的結構調整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調整。必須把解決城鄉發展的嚴重失衡問題作為結構調整的重中之重。而要解決城鄉協調發展，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從現實情況看，主要涉及農村土地制度、勞動力流動制度、農村稅費制度以及農村金融制度等。只有在城鄉二元經濟體制改革上取得突破，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鄉協調發展的結構性問題。

　　抓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中國經濟時報：宏觀經濟的問題，涉及發展模式的轉換和體制模式的轉換。從表面看，中國經濟患的是“冷熱病”，從深層來看，它患的是“體制病”、“結構病”和“增長方式病”，尤其是“體制病”相當嚴重。因此，要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賴于深化改革。

　　常修澤：研究中國經濟走向，視野必須開闊。要把握當今中國，什么是國家的主流？什么是次主流？在我看來，改革和發展是中國的主流，“宏觀緊縮”是次主流或稱支流。前不久有人提出“改革要服從于調控”，我不贊成提此類口號。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曾有過“改革服從于治理整頓”，其后果和教訓難道不足以讓幾代人刻骨銘心嗎？我認為要慎提“改革服從于調控”等短視性口號，切實擺正兩者關系。

　　中國改革的戰車怎么開？

　　第一點，瞄準當前宏觀經濟運行中暴露出的一些缺口和問題，乘勢而上，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結構的調整和產權制度的改革。比如面對煤、油、電、運的短缺情況，以去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允許并鼓勵非公有制資本進入基礎領域的精神，向煤炭、鐵路運輸、電力這些傳統的壟斷性或支柱行業推進。這就要“倒逼”打破壟斷，放寬產業準入。除“增量革命”的思路外，還要考慮“存量革命”，打破國有的存量格局。要抓住幾個重點行業，例如鋼鐵、電解鋁等，推動這幾個行業的重組，出售這些領域國有企業的一部分資產，推動民企參與重組，以減少“綠地投資”。

　　第二點，抓住當前的機會，推動以“土地制度改革”為中心的農村制度改革。農村改革里面有很多機會。例如土地的問題，現在不是清理土地嗎？可以借此機會深入農村，推動農村的土地改革，重點是產權保護制度、流轉制度、補償制度等。除此之外，還有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等問題，這都有新的機遇。改革的結果一定要城鄉協調發展，現在農村這塊發展比較滯后，可以借整頓土地把這條腿補上來。

　　第三點，抓住當前宏觀經濟調控中出現的新問題，推動政府體制的改革。所謂調控中出現的新問題，我認為是兩類，一類是作為調控對象、客體出現的問題；還有一類是作為調控主體，調控者自身出現的問題。現在加強宏觀調控，在這個過程當中暴露了政府管理體制中的一些深層問題，比如政府對微觀經濟過多干預的問題，權力失去制衡問題等。應結合《行政許可法》的貫徹實施，規范行政權力和行政行為，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

　　第四點，在經濟領域改革的同時，開辟“第二戰場”，推進社會事業領域的改革。控制投資規模并不妨礙對社會事業項目的投資。但是這個領域計劃經濟的影響根深蒂固，市場化的程度很不高，在轉軌中制度性腐敗相當嚴重。哪里矛盾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點。可以因勢利導，推進教育、衛生等領域的制度改革。使改革保持一個很好的勢頭。

　　除上述四方面改革以外，還特別需要深化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解決金融領域的一些深層問題，為防范金融風險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目前金融領域潛伏的危機是嚴峻的，必須抓緊進行金融體系的改革，用加快改革來化解潛伏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