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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擎
這兩天，武漢被暴雨給澆了個透，看著那些光著腳，提著鞋子佇立水中的市民們，心里有一種說不出的痛，想到前幾天北京大雨造成300個航班延誤、40個航班取消的被動局面，上海大雨造成7人死亡的慘劇，對下雨又增添了些許反感，我曾經有過對所謂的政府官員罵娘的沖動，但一看到值勤民警疏通交通，城管部門、環衛部門派人搶修路基等情況，心里
竟喪失掉了權衡的標準，啞然。
今天看到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專家陸建華在媒體上發表的《誰該為京滬大雨被問責？》一文，表現出了一種為民做主的“言官?的形象，陸說，北京正在準備2008年奧運會，上海也正在積極籌備世博會，這兩個城市都是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建設目標，但在這場大雨中的表現，卻與人們的預期相差太遠，與世界的預期更是反差太大，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出特殊的“雙城記?，有點悲哀，有點諷刺。進而把矛頭轉向了我們的某些職能部門、城市防災系統人員、行政主管責任人、政務監察系統的負責人、處理危機的系統等，認為這些部門或人應該站出來給公眾一個說法，甚至有必要因問責而承責。
我覺得陸建華同志說的還不夠深入，但我明白他的意思，至少應該有人出來說這是我的責任，我請求辭職，如果不是這樣，也應該有部門站出來說我們會處理好此事的，請不要追究我們的責任。其實，陸博士所謂的問責也就是責任主體最后一定要放棄掉自己的權力，或立馬將此事解決好，否則你就得被我罵，這也是今年以來，中石油、密云縣、吉林市、疾控中心等問責風暴的模本意義，而且中國的問責也只能是這樣，響雷也劈不死人，問了責照樣好好活，如此而言，陸博士關于京滬大雨問責一說恐怕也未必能站得住腳。
大雨算是自然災害吧，我不反對對這樣的災害應該有政府部門的預警機制，我也同意陸博士開文就說的“可以用某種方式減少損失?，但損失減少到什么程度依據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標準，死人嗎？誰都不想，對企業生產造成影響，算不算呢？對行人交通造成不便，算不算呢？對貧困家庭住房造成威脅算不算呢？將7名民工同胞的遇難看做是應該問責的由頭，顯得魯莽，并且草率，而且還很虛偽。試問，有誰真正關注過民工朋友的生存狀況，在路面施工，就在路邊搭一個小棚，在單位施工，就砌一堵磚房，施工完了，就拆棚走人，正因為其簡易性，所以平時有誰覺得民工住這樣的房子是危險的？陸博士未必，我也未必，作為社會底層勞動群體，他們的危險生存狀況已經被社會群體合理化了，現在大雨把人帶走了，用同情式的憤怒倡導問責其實是一種無力的嘶吼，是一種漠視背后的夸張，也是對死者的不尊重。
不管是京滬，還是從上月底受大雨襲擊的成都、哈爾濱、南京、廣州等地，最普遍的問題是漬水，交通不便，首當其沖的是城市的應急處理系統。政府部門在其中不是沒有責任，而是說這種責任所體現出來的問題到不到問責這一步。我們都知道城市應急處理系統是一個綜合協調的舉措，不存在哪一個部門單獨行動的問題，公安、消防、急救、交警、公共事業、城建、武警、軍隊等部門聯動，統一指揮調度車輛、物資、人員等相關資源，這才叫一個系統。雨災不是像SARS這樣的公共衛生危機，也不是像阜陽劣質奶粉這樣的監管問題，自然災害的預警也伴隨著人民的不重視性，有相當一部分慘劇是因為長期漠視安全的民眾，特別是一些不存在危險意識的勞動群體。近一段時間以來，問責所體現出來的特色是只要一個地方出了問題，行政首腦就要下臺，有人說這樣的問責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是一種得不償失的補救措施，何況在一個本身沒有預警系統經驗，起步晚于世界其他國家的領域里，玩問責這一招，并不太適應。
城市的發展是一個宏觀協調的問題，特別是當城市基礎設施遭遇自然災害的考驗時，我們需要不斷刺激城市的應急處理系統，刺激官員神經，問責一個部門，一個官員是沒用的，問責一批，最后采取的方式難免遭人質疑，所以，最有效的方式是各部門成立專家討論小組，人大代表向各級人大提議案，將城市自然災害應急處理系統納入到城市宏觀發展中去。最后說一句，問責這種舶來品，雖然目前在我國備受青睞，但在自然災害系統里還不宜采用，因為重大責任人不是一個明確的主體，而是一個系統，不管三七二十一，問責大頭最后只會產生很多冤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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