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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遍大街小巷找不到公共廁所，不僅是城里人的“內急”之痛，也反映了很多地方城市建設的“內急”之窘。
隨著城市人口的劇增，城市配套設施卻顯得比較滯后，“如廁難”問題就是最典型、最普遍的現代城市病。
圍繞“廁所問題”，甚至滋生了許多新“行當”。如某些飽受“內急”煎熬的出租車司機繪制“廁所地圖”拿去賣，竟比干老本行來錢還快；一些人專門為外地游客當“導廁”，生意相當不錯；更有人在網上制作了“城市公廁”網頁，點擊率出奇地高，市民歡迎不說，還因大賺眼球而引來廣告商。
然而，解決“如廁難”問題，光靠熱心“指路”和“導廁”遠遠不夠，必須盤活城市極其珍貴的“廁所資源”，讓已有廁所都能發揮出最大效能。
以北京市為例，二類以上標準的公廁僅有900余座，而全市613條街道6389家公共場所內都有數量不等的廁所，如果大部分公共場所能執行市政管委的要求，相當于北京街頭又多了幾千座公廁。
在一個講究“以人為本”的時代，廁所覆蓋率也應該成為考核城市文明程度的指數。北京市政管委把目光放在數量高出公廁數倍的公共場所廁所上，讓“不同所有制”的廁所共同行動起來解決現代城市病，思路無疑是對的。
但筆者以為，除了上述廁所的數量，遍布市區的各級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的廁所也應計算在內。
任何一個中等以上城市，都存在著市、區(縣)、街道辦事處和社區四級組織網絡，每一級都有相應的組織結構，基本覆蓋了城市的各個角落，把這批“公共廁所”
納入“城市如廁應急網絡”，不僅可以極大緩解公廁嚴重不足給城市帶來的壓力，還能拉近機關與公眾的距離。
倡導經營、服務場所的廁所向公眾免費開放，讓“不同所有制的廁所”都發揮作用，各級政府機關應當率先作為。政府的每筆開支都來自納稅人，政府機關的廁所都屬于公共資源，理應為公眾服務。如果把機關事業單位的廁所當成“府衙”的一部分，對老百姓出示“禁入”黃牌，這是不太合適的。
□張培元(河南公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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