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記得在1998年一次關于哈耶克《自由憲章》的讀書會上，鄧正來先生說“小心將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化”。我當時頗有同感。在當時的語境下，“自由主義”顯然是指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義，或者我們常說的經濟自由主義。我的擔心并非只是經濟自由主義會被某些人當作大棒揮舞，更重要的是，這會嚴重損害人們對其真精神的信賴。一般地，任何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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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都是對“好的”理論的雙重損害。

　　細究起來，何為“意識形態化”，似乎也難說清。在這里我估且做兩點描述。一是“簡單化”；一是“貼標簽”。簡單化，就是對一理論作過于簡化的敘述，舍去該理論成立的前提條件和范圍，以及很細微的判斷分寸。這固然對理論的普及有好處，但被意識形態化的語言，不僅失去了原理論的準確性，并且經傳媒的放大，往往比原來“小心求證”的理論更具有話語優勢。前提和分寸會被大眾忘掉，他們只做非此既彼、“愛憎分明”的判斷。甚至會有這樣的可能，某一理論的真精神會受到其意識形態化的變種的批判。

　　也許“自由貿易”理論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天中國有很多人已經知道“自由貿易”是件“好事”，但不知道“好成什么樣”。通俗點說，自由貿易“比”貿易保護要“好”，但不是“最好”。“更好”的事是要加上“自由遷徙”。這在“純潔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米瑟斯那里只是常識，因為“限制自由流動的影響與保護關稅的影響是完全一樣的”(《自由與繁榮的國度》，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第161頁)。然而，盡管米瑟斯聲稱為限制移民的政策辯護是徒勞的，但后來一些自稱是自由主義者的人卻“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比如，有一篇文章介紹說，與“經濟自由主義”一詞天然相聯的芝加哥學派多是反對“自由移民”的。由于文章較短，我沒弄清他們究竟憑據何種經濟學理論。

　　不過有一種與自由貿易理論有關的主張，最容易用來為“自由貿易而不自由移民”辯護，這就是所謂“要素價格均等化”定理。從這個定理我們可以推導出“自由貿易可以替代自由移民”的結論來，因為如果自由貿易能導致各國的工資相等的話，人們也就沒有移民的經濟動機了。然而最近看了楊小凱和張永生在《經濟學季刊》上的一篇綜述，發現這一定理連同它背后整個古典自由貿易理論都已經遭到了不少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大師級的人物如阿羅、德布魯，也包括楊小凱本人的猛烈批判，有人斷定，“兩國商品價格通過貿易達到均等化，通常并不能保證各國要素價格的均等化”(2002第一期，第29頁)。只是楊小凱不無遺憾地看到，這些理論成果并不為貿易經濟學的主流接受，我最近看到的《國際經濟學》教科書也依然故我：“要素價格均等化”還是“定理”。

　　被自由貿易理論忽略的另一個重要事實是，這個世界是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無政府社會。實際上，迄今經濟學分析的所有交易，都暗含地假定有一個政府。否則交易的糾紛就無人裁決，只能靠拳頭解決問題。到了沒有政府的國際上，拳頭就要換成堅船利炮，在今天就是核武器等等。在殖民主義時代，“貿易跟著國旗走”；在今天，軍事力量仍是國際經濟秩序背后隱蔽的支配因素。既然國家實力影響著國際財富分配，所以也應在貿易政策的視野之內。自由貿易帶來的好處，主要表現為商品價格的下降；而貿易保護的好處則表現為貨幣的聚集，這是可以集中使用以增強國家實力的資源。所以在其著名的《通論》中，凱恩斯一針見血地說，重商主義者(即主張貿易保護的人)“所追求的，乃是國家的利益，及國力之相對的增加。”(商務印書館，1977，第296頁)所謂國家利益，也包括國家內商人的利益，所以熊彼特更坦率地說，“強權與利潤可能有沖突，然而強權最終將導致更多的利潤，特別是在海盜式的帝國主義時代。”(《經濟分析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1996，第516頁)

　　除此之外，在通行貴金屬貨幣的近代早期，貿易盈余直接等于貨幣供給的增加；加上重商主義更有保護本民族幼稚工業之功效，都會為民族國家帶來好處。這兩點，貨幣和市場，也恰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條件。因此，重商主義、民族國家和經濟發展，應該說還有戰爭和殖民主義，是解釋近代史的互為因果的重要事件。W·羅斯托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在《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 —— 現代經濟的起源》一書中，他不僅用大量篇幅討論重商主義活動，而且給予了正面的評價，因為重商主義在整個西方世界的崛起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在16、17世紀出現的重商主義學派，與其說他們沒有發現自由貿易的“真理”，不如說是時勢造英雄。同樣的邏輯，后來一些國家從重商主義走向自由貿易，也并非經濟學家的功勞，而是重商主義政策本身具有階段性，即過長地實行重商主義會導致負面的結果，如工資上升和資本過剩(利率下降)，最終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以及資本外流。所以凱恩斯說，“故增加順差之努力，以后會物極必反，而歸失敗。”(第286頁)這時將貿易政策調整到自由主義政策上，又會有利于這個國家及其商人。熊彼特不無正確地指出，“正是以前支持保護主義的資產階級現在給予了英國的自由貿易以堅定的支持。”(第546~547頁)所以在他看來，“‘重商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之間并不存在任何鴻溝。如果對重商主義經濟學家的政治理想和興趣所在不抱任何偏見，那么自由主義經濟學本來是可以繼承重商主義經濟學的分析工作的。”(第555頁)

　　在所有經歷過重商主義實踐的國家中，最成功的當屬英國。這段歷史少為人知，是因為一些主流的西方歷史學家，為了使英國崛起的歷史顯得漂亮一些，慷慨地放棄了這一“光榮”。以致不少人認為，英國人是以自由貿易起家，靠自己產品的競爭實力成為“世界工廠”的。例如布羅代爾認為，趕上并超過印度的棉紡織業，只是英國及歐洲棉紡織革命的結果(《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三聯書店，1993，第三卷，第663頁)。而在費正清那里，“自由貿易”又變成了販毒戰爭的正義之旗(《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上卷，第251頁)。更有甚者，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作者，認為中國不肯與英國貿易(盡管是因為英商走私鴉片)，即違反了其國際義務(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57，第一卷，第158頁)，一個推論就是英國動用炮艦天經地義。全然不顧自由貿易之所以有效率，在于有“不貿易”的自由。當然，這個“貼標簽”的過程相當漫長，而且不僅僅是這三個人的功勞。而所謂“貼標簽”，就是將已經被簡化的理論主張與某些利益集團臉譜化地聯系在一起。

　　回到17、18世紀之交，當時印度和中國如布羅代爾所說，“合為一個超級世界”。面對潮水般涌入的印度棉布，1700年英國國會通過了一項禁止銷售印度棉布的法令。當然，這不過是16世紀都鐸王朝以來的重商主義傳統的又一新的應用。羅斯托承認，正是在這一法令保護下，“英國的發明者和革新者終于解決了用棉線作經線的問題，從而以機器同印度人的靈巧的雙手展開了競爭。”(《這一切是怎么開始的》，商務印書館，1997，第106頁)然而這只是開始，因為只靠當時的英國市場，是無法形成導致“革命”的規模的。看一看英國傳統的毛紡織業就知道了。應該說，根本的轉折來自英國對印度的殖民。在英國人的統治下，印度被強加了不公平的關稅。斯塔夫里亞諾斯在《全球分裂》中描述說，1814年，印度對從英國進口的棉絲織品的關稅僅為3.5%，而向英國出口棉織品的關稅則高達70~80%。“結果，在1814年至1844年30年里，印度棉織品輸入英國的數量從125萬匹跌到63000匹，而英國棉織品輸入印度的數量從不到100萬碼增加到超過5300萬碼。”他引證英國殖民史學家M·馬丁的話說，“英國制造品取代印度本地產品的事實，常被引用來說明英國技藝成就的輝煌例證，其實，這是英國的暴政以及英國為了自己的私利將可恨的關稅制度強加于印度，把印度弄得貧困不堪的有力的例證。”(商務印書館，1995，上卷，第254頁)

　　比起印度來，當時的中國更強大，市場也更大。盡管已經發生了棉紡織業的“革命”，即使到了鴉片戰爭以后，英國棉紡織品的成本仍較中國為高。鴉片戰爭時許多人預言，一旦英國獲得了在中國“自由貿易”的權利，英國工業品的對華出口將有大幅增長。然而1854年英國對華出口的工業品竟僅為1843年的59%。馬克思在其“對華貿易”一文中引述說，1844年一位先生將中國的各種土布的樣品寄往英國，并注明了價格。“同他通信的人告訴他，他們不能在曼徹斯特依照他所開列的價格生產那種布匹，更不能將其運往中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6，第二卷，第59頁)市場是公平的，它只看誰的成本為低，不管是“工業革命”的產品，還是“傳統家庭”的產品。事實上，英國棉紡織品成為向中國出口的第一大宗產品，是在鴉片戰爭的半個世紀以后。然而，任何一項新的生產方式，都要“眼前”的利潤來維持。不要說半個世紀，5年的賠本買賣都作不起。如果真是堅持“自由貿易”原則的話，英國的棉紡織業早就垮臺了。

　　在這一整個過程中，鴉片是重要的角色，而不像馬士或費正清所說，是偶然為之。事實是，直到19世紀初，英國沒有什么大宗產品可以與中國交易，反而中國的茶葉、絲綢和瓷器卻是英國必不可少又無法替代的。所以只能“出售”大量的白銀。《天子南庫》的作者張曉寧指出，“一直到18世紀中葉，在英國的對華貿易中，購買中國貨值的90%以上都用白銀支付”，在此之后雖然這一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有大量白銀流向中國(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第136~139頁)。這種情形其實在東西方貿易中延續了上千年。當初大量黃金被中國的絲綢換走時，曾引起羅馬人的驚恐。后來有兩個事件的巧合對東西方關系產生了重要影響：就在哥倫布于1492年“發現”美洲之前不久，明朝政府于1436年(英宗正統元年)解禁了白銀。再以后，一直到英國崛起之前，中西貿易的主要形式就是用中國的產品交換西班牙在美洲生產的“貨幣”。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中指出，約有一半美洲白銀最終到了中國。由于解禁后的白銀逐漸成為中國貨幣體系中的主要成分，中國大量的貿易順差直接等價為貨幣供給的增加。這為一些經濟史學家(如拉蒙·梅耶斯)認為明清時期存在的“經濟發展”提供了貨幣條件。然而后起之秀英國就沒有西班牙那樣幸運，它沒有在美洲發現那么多金山銀礦。它拿什么與中國貿易呢？

　　即使是“生產貨幣”的西班牙，也認為白銀流入中國的貿易黑洞不可容忍，以致在其殖民地菲律賓頒布了《禁穿華布令》。更何況沒有“貨幣”的英國。如果聽憑“自由貿易”，英國大量靠其它貿易掙來的白銀就會無情地被中國吸走，其宏觀結果就是造成英國國內的通貨緊縮；其微觀結果就是剝奪了對大機器工業的投資。英國也就不具備“經濟發展”的貨幣條件和資本條件。在這時，鴉片就具有戰略意義。撇去道德考慮，鴉片的生產特性是無需復雜的技術；它的消費特性是，一旦成了它的消費者，就會持續成為它的消費者。于是鴉片貿易既一本萬利，又有著穩定的且不斷擴張的市場。不是隨便什么商品就能擔此“大任”。然而鴉片作為一種毒品，無論是在當時(包括英國國內)還是現在，又是被排除在貿易之外的“非法物品”。“戰略性的商品”和“非法物品”的沖突，在英國國內表現為國會就要不要打鴉片戰爭的辯論，在無政府的國際上，就是中英之間的鴉片戰爭。兩次鴉片戰爭，使英國在中國販賣鴉片完全合法化，鴉片作為英國向中國出口的第一大宗“商品”的紀錄一直保持到了19世紀90年代。這戰略性地扭轉了白銀的流向。中國為進口鴉片每年流出3000~4000萬兩白銀，而據馬克思說，鴉片收入提供了英國歲入的六分之一(第28頁)。鴉片從中國的貨幣體系中抽血的同時，為英國的崛起提供了貨幣條件和資本條件。

　　退一步講，即使不談鴉片的非法性問題，當時的英國也很難與現代意義的“自由貿易”沾邊。它的所謂“自由”，大概第一是要打破在它之前的歐洲強國，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對貿易的壟斷，第二是打破政府對貿易的壟斷。只是到了鴉片戰爭的前夕，壟斷的東印度公司才將銷售鴉片的權利“自由化”到散商那里，卻仍然保持著強迫印度農民生產鴉片的壟斷權。與東印度公司相比，“廣東十三行”畢竟是獲得特許權的多家私人商號，特許權只涉及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大宗商品，并不壟斷其它商品的貿易。盡管這些特許商號共同成立的公行有價格卡特爾之嫌，但其主旨仍是行業自律，以致其“行規”開頭就說“中外一家”( Foreign and Chinese are of one family )。至于關稅率，直到鴉片戰爭時期，據林德特等人的《國際經濟學》，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還高達30%以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第254頁)，比當時中國官方規定的2%(據馬士資料)~5%(據張曉寧估計，第125頁)的關稅率高了許多，顯然遠不夠“自由貿易”的標準。

　　傳統中國作為一個超越國家的文明，一直是開放海外貿易的。據魯傳鼎的《中國貿易史》，漢唐以后，不獨長安、洛陽商賈云集，而且沿海的廣州，泉州，寧波，以至揚州，也都是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心。進口關稅率時有不同，但多為6.7%(粗貨)~10%(精貨)(中央文物供應社，1985，第1 ~ 30頁)。歷朝中國政府基本沒有重商主義的概念，他們開放貿易也并非信奉“自由貿易”；而是對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對外則要“懷柔遠人”。但由于清代只開廣州一關，且十三行制度仍有壟斷性質，加上吏治腐敗，經常出現在關稅之外加征規費和勒索之事。據梁嘉彬的《廣東十三行考》記載，康熙和乾隆兩代皇帝都曾直接干預過廣東海關勒索外商的事件(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第69~70頁，第92~98頁)。明清以后，政府也不時設有海禁。然而這并非想搞“貿易保護”，而是因海盜所致。明時海盜多為“倭寇”，清初為臺灣鄭氏集團，后來則與西方有關。事實上，歐洲的商人多出身海盜，后來也是亦商亦盜。當時經常有裝備大炮的“商船”開入中國的港灣，致使清朝政府采取“不得不防”的態度。這些海盜不僅不受本國法律的約束，卻經常是本國政府的座上賓。英國王室與海盜的關系更是源遠流長。例如伊利沙白女王在海盜德雷克那里持有股份，在一次對西班牙商船的成功掠奪中，女王分得了25萬英鎊。這部分錢為后來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提供了初始資本(斯塔夫里亞諾斯，《全球通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第280頁)。海盜德雷克也被加官進爵，官至海軍中將。因此在中國人看來，用大炮護送的鴉片走私，與其說是“自由貿易”，不如說更像海盜行為。

　　只是到了鴉片戰爭以后，英國的貿易政策才確實開始走向了“自由貿易”。但這時英國已經用“不自由的”暴力手段搬倒了兩個昔日的經濟巨人；并且為了這一天，如果從1700年算起，它已經實行了幾乎一個半世紀的重商主義政策，也到了該考慮克服該政策弊端的時候了。盡管中國的實力不是一下子能被打垮，但這條龍的脖子已經被勒住了：被強加的5%的條約關稅率。而英國的關稅仍然由自己做主。實際上，英國的“貿易自由化”的過程是漫長的，直到1900年左右，英國的平均進口關稅率才降到約5%；甚至在1860年左右，這個數字仍高達15%。而到了20世紀大蕭條時期，這個數字又回升到了20%以上。因而英國式的“自由貿易” 理想還有一層含義，即在貿易對手被強加低關稅率的同時，自己保持較高的關稅率；如同對待被殖民的印度和鴉片戰爭后的中國一樣。

　　當初在英國國會辯論該不該為鴉片出兵時，托利黨人曾義正詞嚴地譴責這場不義的戰爭。但我不知道在鴉片戰爭之后還有多少這樣的聲音。我想正像近代史所展現的那樣，道德信念經不起巨大利潤的重壓。我們只能在角落里聽到那些“不合時宜的”聲音。然而道德恥辱感卻進入了這個民族的靈魂深處。今天的中國刑法規定，販賣1000克以上鴉片的人，要被處以15年徒刑以至死刑。在整整一個多世紀中，一個憑借武力向其它民族販賣了至少242072800000克鴉片的民族，應該受到什么樣的懲罰？有時一個毒梟可能會逍遙法外，但除非沒有任何道德思考，一個販毒的民族怎能因它暫時躲過了懲罰就能心安理得呢？于是，一些西方學者下意識地將“自由貿易”這塊招牌做了夸張的處理，用來“對沖”整個民族為販毒而戰的道德恥辱感。這種努力如此成功，不僅今天的英國青年對那段歷史懷有虛妄卻強烈的道德優越感，甚至不少受這場戰爭損害的民族的青年，也真誠地相信英國人為了“自由貿易”的偉大理想而販毒。

　　這種將“自由貿易”標簽貼到英國臉上的作法引起了兩種負面結果。一是因喜歡“自由”而傾向英國。人們將自由的價值觀等同于英國的價值觀，又將英國的價值觀等同于英國的利益。他們認為只要符合英國人的利益，就符合自由的理想。回顧一下從1700年到1900年英國的所作所為，我們就知道這個標簽有多少真實信息。另一種是因厭惡英國而否定“自由”。既然英國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做了那么多損害其他民族的事情，“自由貿易”本身一定是值得懷疑的。有些人甚至懷疑一國之內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政策是否西方的陰謀。可以說，用“自由貿易”為販毒辯護導致了對“自由”的雙重踐踏。一方面，它打著“自由”的旗號踐踏真正的自由權利；另一方面，它又用罪惡的行為踐踏“自由”理念本身。這不能不是意識形態化毀掉經濟自由主義的極好例證。

　　在經濟學假定的情形下，自由貿易確實優于貿易保護。但迄今為止這種“自由貿易”沒有在世界上實行過一天。一個國家若想將這一理念變為現實，就要看與它打交道的國家是否愿意做同等的事。單方面地談“自由”和“開放”是沒有意義的。經濟學還將證明，如果僅有自由貿易而沒有自由移民，不是所有的國家都會皆大歡喜的。雖然中國在只強調“自由貿易”和“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中或許是贏家，但這絕不意味著我們不應去思考在這一過程中可能被“邊緣化”的國家的利益。這個歷史證明曾經為了道德信條而不惜犧牲經濟利益的文明，在今天也不應僅考慮自己的福利。在這時，經濟自由主義的真精神更加符合她的道德理想：只有自由移民，才能天下一家。

　　2002年5月23日定稿于北京郎家園，載于《讀書》200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