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承認了經濟學家就是一俗人，那就不能用圣人的標準去要求他，就要像對待俗人那樣去防著他，別什么話都聽他的

　　□ 王 安/文

　　每到周末，全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有一多半齊聚北京首都機場，然后從這里飛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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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各地，去給各地政府官員和企業家指點“錢”途。周末完了，候鳥們又回來了。

　　這肯定夸張了。但也還有道理。北京首都機場高昂的壟斷物價是誰發現的？又是誰嚷嚷出來并最終引入競爭者比如麥當勞的？是經濟學家。每星期到機場讓人宰一刀委屈大了，發憤發憤。捅這事的不大可能是較少坐飛機的農民，偶爾來一次宰就宰吧，犯不著發憤。

　　這事主要說明，經濟學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他們的研究、他們的錢袋、他們的情緒是與社會密切相連的。比如經濟學家去外地做研究，錢袋子被宰了，情緒不高了，于是說話了。呵，經濟學家也是俗人嘛。

　　憋這么大勁兒，得出這么個水水的結論，有點不好意思。但在生活中，就這么個水水的結論，或叫水水的公理，許多人還是不接受的。

　　話說6月11日，經濟學家魏杰宣布辭去上市公司新疆屯河的獨立董事職務，據說是因為無法把握企業的真實運行情況。此后，6月24日，上交所對未按規定披露重大事項的新疆屯河的負責人進行公開譴責，其中包括魏杰。

　　魏杰大喊冤枉。但有經濟學家說，“他在這個公司已經做了差不多3年的獨立董事，為什么在公司要倒臺的時候才選擇離去？這不是開溜董事嗎？”

　　瞧瞧，這位經濟學家不接受公理了吧，把包括自己在內的經濟學家當圣人了吧。俺魏杰在屯河呆得好好的，雖然獨立董事掙不了多少錢，但也沒多大的壞處吧，如今屯河這條船要沉了，誰都會張皇逃命，為什么經濟學家就不能低下高昂的頭，像俗人一樣開溜呢？

　　其實，大個兒的經濟學家是認同自己是個俗人的。比如吳敬璉。

　　2000年年底，吳敬璉一語驚人：中國股市像賭場，全民炒股不正常，股市市盈率太高。吳成了唱空的符號。一時群情激憤，包括許多經濟學家、券商和吳所說的“我是愛你們的”股民，都不喜歡吳敬璉了。

　　想必吳敬璉感受到了壓力，在其他一些場合，吳表示，他本人不炒股，他的家人也不炒股。吳此言一定是這么個邏輯：因為我在股市中沒有利益，所以我可以客觀地用經濟學的道理來判斷市場，而不會因利益去損害良知和專業判斷。

　　換句話說，吳敬璉是承認經濟學家也是俗人的，經濟學家的專業判斷也可能被利益所左右的。

　　高西慶也應該算個什么學家的，比如法律和證券專家。高曾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現任中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2000年1月3日，就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問題，高西慶與中國政法大學方流芳教授、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張維迎教授有過一場精彩的辯論。

　　高西慶有官員身份和政府職責的拖累，如何斗得過如狼似虎犀利剽悍且身份單一惟理是尊的方、張二人？最后高被逼到什么地步？簡直聲情并茂，完全沒了學家的風范——我以前工作的老廠，將近6000人有2800多離退休職工，這些年只靠一個100多人的家屬易拉罐工廠過活，問問所有的老企業，這么多人怎么處理？讓國家拿錢去給他們增加收入？你了解中國的稅收有多困難嗎？

　　既然了解了經濟學家的清純如此脆弱，既然承認了經濟學家就是一俗人，那就不能用圣人的標準去要求他，就要像對待俗人那樣去防著他，別什么話都聽他的。

　　至于魏杰俗人，他實在還算個好人，不就是開溜了嘛。什么叫壞？就是新疆屯河倒下了，魏先生還可以編一套經濟學說辭，賴政府、賴銀行、賴券商、賴股民、賴社會，這才顯出經濟學家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