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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有一個方面的質量是不夠穩定的。這就是我們的環境衛生。我們小區后面的通惠河，最干凈的時候清澈照人。記得那是今年二月份，當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由。稍差一些的時候，河水渾沌污濁，卻還有人在河邊釣魚。最差的時候河里滿是垃圾，十數天無人過問。這也許不只是我個人的經驗。相當長時間以來，我們享受的最
好的環境衛生質量，是大掃除剛完的時候。而大掃除的理由是“上面”有人來檢查。在兩次檢查之間的空當，就沒有什么保證了。古語云，女為悅己者容。她不會因為有人檢查才梳妝打扮。我們同樣喜歡生活在清潔美麗的小區，周圍是草地、綠樹和碧水藍天，并非有人檢查才想如此。為什么我們對環境衛生的內在要求卻要通過外在的衛生檢查制度來實現？更糟的是，由于周期性的衛生檢查，許多人的觀念已經顛倒了：大掃除只是為了應付“上面”，衛生只是給別人看的，與自己已經無關了。
有人將我國環境衛生水平的低下，歸因于收入水平低，消費層次還沒有提高到對環境的需求。然而這種看法有點似是而非。我猜想，如果對我國居民的戶內衛生和戶外衛生做一個調查，也許就會發現，戶內的水平會明顯高于戶外。記得臺灣學者柏楊先生曾對臺灣人將臭鞋放在門外，而屋內卻窗明幾凈的現象大加抨擊。我想大陸中國人也不會差得太遠吧。如果上述判斷成立，就足以說明環境衛生差并非收入低之過。那么為什么屋內屋外差距如此之大呢？有人會說，屋內為私有空間，一天生活起居多在于此；戶外是公共空間，只是散步健身匆匆而過。所以重屋內而輕戶外。然而仔細想來，這樣的解釋也有問題。即使每個人只將用于屋內衛生的資源的十分之一投入到環境衛生，社區和周圍環境也會有很大改進。因為人多。因此我們可以推斷，環境衛生質量低下，并非大多數居民的意愿。問題又出在所謂“公共物品”上了。盡管每個人都希望享受花園般的環境，但他們都沒有動力單獨去清掃和維護社區和周邊環境的衛生。因為不僅他付出的成本會與他獲得的享受不成比例，而且從心理上，他也不愿意別人免費搭車。一般出現了這種情況，人們就會說，應該由政府來管。
政府的通常作法，就是向老百姓征稅，然后雇人來清掃環境。但一來政府稅收所要開支的地方很多，用于環境衛生的資源畢竟有限；二來環境衛生不僅要有專人維護，還要居民們珍惜；更有時政府本身就低估了環境的價值。政府經常只雇用較少的清潔工人負責城市主要街道，同時將社區和周邊地區的衛生責任推給了居民和各個單位。由于上述“公共物品”性質的原因，居民與各個單位都沒有動力清掃衛生，于是就有了“衛生大檢查”制度。因此在批評這一制度的同時，我們應當承認，它雖然效率不高卻仍繼續存在的原因，是我們還沒有發現更好的制度。
面對衛生檢查制度的低效率，這些年也有不少探索。比如有些城市就比其它城市更為清潔。這并非這個城市的居民通過投票增大了對環境衛生的投入，更可能是由于偶然原因，市長更愛清潔。在不少城市，還有所謂的“門前三包”，即臨街單位負責門前的一段街道的清潔。但這一制度的施行，還要依賴于檢查制度。比較可行的，是利用市場規則，將小區衛生與居住的房屋作為一個整體賣給消費者。這就是科斯和德姆賽茲等制度經濟學家提出過的“擴張的企業”和“聯合銷售”的模式。即將交易成本較高的產品或服務(這里是環境衛生)與交易成本較低的產品或服務(這里是住宅)打包出售。實際上，沿著這一思路，可以將更大的范圍囊括進來。因為對于任何一部分區域的環境衛生，市場都可以作出評價。比如一條河清潔與否，直接影響到沿河房地產的價值。如果將某一段河道治理與清潔維護的義務和周邊土地的開發權捆綁在一起，出售給房地產開發商，也許會收到“衛生大檢查”永遠達不到的功效。
當然“聯合銷售”也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在自己建房的農村和單位分配公房的小區，這套辦法就不好實行。我們不得不仍然面對提供社區公共物品的問題。實際上，這件事并非很難。關鍵在于現有的社區組織，如居委會，并沒有真正用于解決公共物品的難題。它不被看作是真正的自治組織，只是作為執行政府政策的政府派出機構。我們在商業性住宅小區中已經看到，業主委員會已經就業主的共同事務發揮了作用。公房小區中的居民完全可以在居委會的組織下，或成立另外的什么組織，顯示居民對環境衛生的真實評價，從而就公共衛生事宜進行決策。考慮到互聯網帶來的便利，比社區范圍更大的“民主”也是可行的。在我看來，“市場”和“民主”完全可以替代“衛生大檢查”制度。它們不僅可以解決后者的低效率問題，更為重要的是，它們會將“女為查己者容”的觀念再顛倒過來，讓我們由衷地欣賞用我們自己的資源美化出來的賞心悅目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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