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洪
常聽說農民負擔重，但這還不是最糟的事情。因為無論負擔多重，多少還隱含著一種假定，即拿了農民錢的政府還有正面的價值。"負擔重" 無非是說政府對自己提供的服務要價過高。然而近來中央電視臺頻頻曝光的一些縣鄉政府的所作所為告訴我們，還有一種政府，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老百姓的災難。它向養活它的人民提供的，不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
ds),而是公共災禍(public bads)。例如內蒙古赤峰市崗子鄉政府竟然打起老鄉們的算盤，用行政命令"推銷"了假冒偽劣的土豆種子，致使農民幾乎絕收。如果花錢養活一個人浮于事、又要擺闊的鄉政府確實使人感到負擔沉重的話，那么這批被養活的人反而整天琢磨怎樣損害養活他們的人，則使老百姓受到了更深重的雙倍盤剝。還有比養活損害自己的人更荒誕的事情嗎？還有比這更沉重的負擔嗎？
制度經濟學把政府看作是一種制度安排。它的出現是因為有所謂"外部性"或"公共物品"問題。按照定義，"外部性"是指這樣一種情況，在其中，一個人并不能承擔他的行動的所有后果，很自然，這些他沒承擔的后果被別人承擔了。后果有好有壞，好的就是利益，叫正外部性；壞的就是成本，叫負外部性。而"公共物品"則是指一種"不可排他地占有和消費的"物品。例如，一個機構提供了"保證河水清潔"的服務，這條河邊的一個人對清潔河水的享受不會妨礙另一個人對它的享受，這種服務就是"公共物品"。如果任何個人或公司想提供這樣的服務，在滿足一個顧客的同時就自然會滿足所有到河邊的人，但他無法向其他沒有與他簽約的人收費，從而提供了"正外部性"；而一個在河邊生產化肥的企業向河里排放廢水，讓所有并沒有同意它這樣做的人承擔河水被污染的后果，則是制造"負外部性"。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服務和制止"負外部性"的服務一樣，都可被看作是提供"公共物品"。只是根據這種服務的特點，服務者無法分別地向消費者收費，因而政府形式被創造出來了：它可以強制性地向所有受益人收費，即征稅。所以一談到政府，我們就應想到，它的存在的合理性(從而合法性)是與提供公共物品密不可分的；它的征稅的權力來源于它提供公共物品的義務。
更嚴格地說，政府承擔的義務并不全是提供公共物品。有些事情個人可以做，但讓政府來做會更好。如一個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反抗別人對他的侵犯，但如果全社會的人都將這種抵御侵犯的權利轉讓給政府，政府可以集中資源更好地制止犯罪。所以道格拉斯·諾斯說，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具有規模經濟的形式。也就是說，隨著政府服務規模的擴大，單位成本會不斷降低。一個更為極端的說法是，當已經存在一個政府時，增加一個治安行動，增加一個司法審判，或執行一個新頒布的法令，即一個新增服務的邊際成本為零。在經濟學看來，這意味著政府的另一個特性，即自然壟斷。不同于企業的自然壟斷，政府的自然壟斷除了效率方面的考慮外，還有政治和法律上的唯一性的要求。因為如果一個社會有兩個政府、兩支軍隊、兩套法律的話，帶來的也許就不是社會安定和繁榮。然而，一旦具有自然壟斷的性質，政府就有可能走向反面。因為政府中人作為理性的人也有自己不同于社會其他人的獨特利益，再由于自然壟斷地位是一種優勢地位，如果再加上政府的強制性，他們為政府的利益而損害社會的利益，為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的利益的行為，就很難受到有效約束。結果本來應該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就有可能提供公共災禍。在制度經濟學中，這種情況被稱為"諾斯悖論"。
顯然，赤峰市崗子鄉發生的事情又一次證明了"諾斯悖論"的存在。鄉政府的行為明顯是說，它的存在優先于全鄉百姓的利益。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招牌，老鄉們接受了它"推銷"土豆種子的合約；由于其自然壟斷地位，它將每斤劣質種子又加價約46%；又由于其自然壟斷地位和政府的強制性，它可以任意違背"包銷"的承諾而老鄉們只能無可奈何。更值得警惕的是，崗子鄉發生的事情并不是一個特例?quot;焦點訪談"接連曝光的命令農民改種作物、又不承擔"包銷"責任的海南省瓊中縣政府，騙取國家出口退稅的廣東省潮陽、普寧兩市政府，利用假倉儲糧數字騙取國家補貼的湖北省神農架林區糧食局，以及去年曾經報道過的、不但不清除垃圾反而不許別人清除垃圾的邢臺市環衛處等等，都已經將自己的利益置于本地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如騙取退稅和補貼之舉)，從本應提供公共物品的機構走向了制造公共災禍的團伙。
更令人吃驚的是，他們在做這些令人發指的事情時，竟然毫無罪惡感。對給農民造成的損失輕描淡寫，為自己行為辯護卻振振有詞。俗話說?quot;吃人家的嘴軟"，但為什么這些吃農民、喝農民的人卻還理直氣壯地坑農民呢？應該說，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縣鄉政府機構還缺少來自納稅人的約束機制。當由于缺少制約而使制造公共災禍的現象非常普遍時，就形成了一種顛倒的文化，以為老百姓是為了這些政府機構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公共災禍嚴重的地方，從市場中掙錢就不如靠政府權力掙錢，人們就涌向政府機構，進而造成人浮于事的局面，反過來又要靠增加農民的負擔、甚至坑害農民來維持自己的生存。這種惡性循環最終導致當地的持續貧困。到這時，這些政府機構已經失去了得以存在的基本理由，他們不過是坐在農民家門口的強盜，他們的存在還不如不存在，他們在動搖我們社會的合法性基礎。 減少并且最終消除這種情況，還要靠"公共物品"四個字。這意味著，第一，決定什么是公共物品，誰來提供公共物品，提供多少公共物品，以什么代價提供的權力，應屬于納稅人；第二，政府官員不應用市場原則為自己制造公共災禍辯護，因為政府就是在市場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失靈的時候出現的；在公共物品領域適用市場原則，很難避免人們利用政府的自然壟斷地位和強制性特性；第三，任何制造了公共災禍的政府官員都同時證明了自己不配做政府官員，因而我們的法律應該作出相應的規定；第四， 我們要在觀念上，把"只有提供公共物品才能獲得征稅權"的邏輯突顯出來，把那種"老百姓應該養政府機構"的被顛倒的觀念再顛倒過來：只要不提供公共物品，一個政府機構就沒有存在價值；如果它反而制造公共災禍，那它必定是我們的社會應該擺脫的最沉重的負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