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莊乾志：去年，我拜讀了您的《什么是文明》，今年又讀了您的《經濟學怎樣挑戰歷史》，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您對經濟學、人類文明的發展等問題有獨到的見解，請問您對21世紀人類文明的發展有何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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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洪：要想對未來發表看法，首先要往回看。從大的文化背景來思考問題，人類社會這幾百年走過的路對還是不對？后"冷戰"時代，中國迅速崛起，西方的記者、傳媒對此表示擔擾。我們反思、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到底是中國做錯了什么，還是世界這幾百年走的路存在問題，或者說有什么別的原因？

　　西方人對這幾百年有他們的解釋。很多很漂亮，很堂而皇之。如民主，人權，自由貿易等，這些解釋沒有錯，但還有比這些原因更根本的。有兩個規則，西方人不太說，但卻高于前述規則的。冷戰后涌現出來的一些"理論"說明，一旦自由、民主、人權與這兩個規則相悖，西方寧肯不遵守它們。而這兩個規則，并不會給全人類帶來幸福，因而是"不文明的"。所謂"文明的"規則或制度，我曾給過一個簡單的判別標準，即當只有一些國家遵循某一規則會給自己帶來好處，而所有國家實行這一規則就會導致對全人類的損害，則這一規則就不是"文明的"規則。只有當全人類都遵循這一規則仍能帶來福利的改善時，這一規則才能被稱為是"文明的"。

　　問：這兩個規則是什么？

　　盛：第一個規則是戰爭規則。簡單地說，誰擁有更好的軍隊，誰就有優勢，誰就過得比別人好。這一規則實際上主導了這幾百年的近代史，直到今天。這個規則首先是在歐洲通行的，從16世紀到19世紀，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不斷。到了20世紀仍有一些國家遵循，如德國、日本，結果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中國接受這個規則是被強加的。同時中國接受這一規則也是有限度的。要富國強兵，主要是為了保衛自己。一百五十年前，英國人為了販賣鴉片的"自由"，憑借在歐洲練就的堅船利炮侵入中國，中國深深體會到富國強兵對保衛自己的意義。因此，我認為，中國的國防現代化是一種合理的反應，一種起碼的要求。當然，中國在軍事上的防御能力，放到另一個國家有可能會進行對外侵略。目前這個規則已經很"深入人心"。 不僅西方國家在用，非西方國家也在用。如印度，圣雄甘地曾倡導非暴力不合作，但現在印度卻能頂住聯大壓力發展核武器。

　　問：中國是不是也在遵循這個規則？

　　盛：我已經說過，中國到現在為止都是為了防御。但中國的崛起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令西方人畏懼。中國太大了，一想到世界上四個人或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中國人就很可怕。中國發展起來，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發展起來，而是意味著一個世界發展起來。民族國家發展起來是什么樣子？按西方近代人的邏輯，不是擴張，就是全球爭霸。所以按照西方人的邏輯想中國，擔心中國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又是很自然的。 　　西方現代化進程靠的就是"大棒"，以軍事力量占領土地，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貿易關系，英國、法國，甚至美國都是如此。所謂"自由貿易"，實際上是要由堅船利炮開路的。"貿易隨著國旗走"。所謂"國旗"，說穿了，就是一國的軍事實力。軍事有優勢，貿易也就占有優勢。西方國家利用這種優勢對付中國和其它非西方國家，侵略、掠奪中國近一個世紀之久。我們可以這樣想，世界上大小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都這么做，世界會是什么樣子呢？ 　　西方人似乎在告訴其他人，按照他們的規則做，會給全世界帶來幸福。但實際上，給他們帶來幸福的是什么？按照他們的規則，自然是暴力和軍事。實際上是這種現代化規則存在問題。如果中國遵循同樣的規則，當中國富強起來，中國的人均GNP、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將國民生產總值的與美國同樣的比例用于軍事會如何？

　　所以，散布"中國威脅論"的西方知識分子，如果愿意認真討論問題的話，應該想一想，到底是中國錯了呢，還是西方人強加給中國的規則錯了？這其實并不難想明白。關鍵看你愿不愿意想。很多西方人不會這么認為。這個規則是以小國、以一部分國家為背景，中國是一個大國，甚至本身就是一個世界。當中國采用這一規則時，就把問題推向了極端。

　　第二個規則就是利用不可再生的有限資源發展經濟。當世界上只有一小部分工業化國家時，工業化自然導致工業化國家的幸福。即使他們本國不擁有個種自然資源，他們也能比較容易地獲得；但是如果世界上大小國家都工業化就成問題了。當然技術進步，科技發展可以發現新的替代品，但無論如何，在既定的時點，資源都是稀缺的，人類的發展也是有極限的。

　　問：中國進行工業化，也應該遵循這個規則，不是嗎？

　　盛：是的，目前的工業化必須利用不可再生資源、以及生產可再生資源的資源，如土地。任何國家的工業化都得走這條路。中國進入工業化社會會如何？很顯然會極大地加劇不可再生資源的爭奪，土地也會變得更為稀缺。這個問題，西方學者都很敏感，他們不認為是規則錯了，而是中國錯了。如布朗說，誰來養活中國。美國總統克林頓所說，如果中國每一個家庭都擁有汽車，大氣層都得著火。但中國何錯之有？中國不過遵循了西方人一直倡導的規則，并且還沒有采取西方人實際采用的暴力手段。中國人均耗能是多少？到現在還遠遠低于西方國家。中國確實在走工業化道路，但中國沒有采用暴力手段，沒有遵循西方的戰爭規則。

　　只許自己工業化，不許別人工業化，這與西方表面倡導的邏輯相悖，但卻符合西方人心里的邏輯。布朗說中國的工業化會導致非洲饑民的增加，同樣邏輯不是可以說，現在非洲的貧窮是西方工業化的結果？但布朗為什么不先檢討一下西方的過錯呢？現在，我對西方知識界有一種失望感，而且這種感覺越來越強烈。原來我們認為西方知識界是比較公正的，但現在看來并非如此。西方知識界文化種族主義強烈，他們把文化種族主義放在優先位置，令人很失望。

　　這就不能不使人聯想起，以前的西方知識分子是否也對他國抱有強烈的偏見呢？一段時間以來，包括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在內的某些西方媒體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歪曲報道，他們的宣傳客觀上起到了一種加劇民族間仇恨、國家間緊張的作用。西方傳媒不少都是這個調子，這極大地損害了西方民眾對中國的形象，影響到中西方的交流。這種不友好的氣氛可以通過西方國家民主制反映出來。在美國國會中，罵中國能得到喝彩，與中國合作者只能壓低調子，怕受到攻擊。這種結果可能進而影響中美關系，導致對中國的懷疑，不信任，甚至仇視。如果任其發展與蔓延，甚至會影響到國家政策，引起國家間的沖突甚至戰爭。

　　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它涉及人類前途，涉及到21世紀是什么樣子。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反過來思考。西方傳媒，美國國會議員的言論傳到中國，中國會有什么樣的反應？如《中國可以說不》就是一種正常的反應，中國民族情緒上升，結果是什么？極有可能是民族沖突，民族間不信任，甚至國家間的戰爭。

　　這種文化、邏輯在全球蔓延，毒害非淺，顯然潛伏著很深的危機。

　　中國人要做什么，中國采取什么態度，這很重要。

　　問：你認為， 中國應該采取何種態度呢？

　　盛：我們有兩種態度可以選擇：一是針鋒相對；二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謂針鋒相對，就?quot;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就是"一報還一報"，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罵我，我也罵你；你用大炮，我也用大炮；你用坦克，我也用坦克；你用原子彈，我也用原子彈。最終結果是什么？肯定就是一場核大戰，代價是非常大的。值得一提的是，人類很少汲取戰爭教訓，只有在事情發生以后才汲取教訓。現在人類已經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才懂得和平、互相寬容的意義，是不是人類還要經歷一次核大戰才能從中汲取核大戰的教訓呢？當然這個結果是很可怕的，也不是人們所希望的。

　　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與西方人的規則相反，用愛來代替恨，用合作來代替沖突，用和平代替戰爭，用天下主義來代替民族主義。這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態度，當然我們也希望其他國家合作。 　　問：中國采取這種態度，會不會是一廂情愿？

　　盛：有這種可能。在一個崇尚武力的世界中，只講道德是不行的。所以在一定階段，發展自己的實力，采取"一報還一報"的策略也是必需的。原來中國只講道德，結果是"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沒有實力是不行的。經過一百多年的努力，我們的先輩流血、流汗。現在，中國已經有了一定的軍事實力；十幾年改革，中國也有了一定經濟實力，這個經濟實力轉變為軍事實力，中國人低估了它，西方人高估了它。 一個國家要對世界發揮作用，還必須同時能有對世界的愛與關懷。也就是說，必須一要有實力，二要有道德，中國慢慢具備了這個條件。

　　道德，是一種對全球關懷的自覺，這方面中國人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基礎。儒家文化，孔孟之道，重視禮，講求仁，用之于國際關系，則是天下主義文化，不強調國，強調的是天下，特別是到了漢代完成文化統一，這種天下主義更是發展到極致。這種中國古典哲學的倫理基礎導致的結果是：中國一般是通過文化擴展、而不是軍事擴張施加影響；中國人不強迫別人信仰他們的東西，中國信奉的是天下主義、和平主義、文化主義，中國文化具有極強的包容性，民族國家的觀念非常淡。中國人信奉天下主義，強調國與國之間也要講道德，而西方就不是這個樣子，如英國人向來主張，只有永恒的利益，沒有永恒的朋友。最近我看到梅杰首相說，英國的利益，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第一位的，我方信確實如此。只要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損害別的國家也是可以的。顯然，在西方文化中，國與國之間是可以不講道德的。所以中國知識分子擔負著在?quot;冷戰"的條件下，走出一條文化間的整合、溝通的路子的歷史使命，這個任務非常重大。 　　問：在文化融合與整合的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要完成歷史使命，應做些什么呢？

　　盛：我認為，有幾件事情要去推進。第一件事，是探尋文化間平等交往的規則。西方人提不出也不會去做這件事情，他們的態度是用西方文化代替非西方文化，他們并不關注、尊重其他文化，頂多只是對其他文化做一點博物學意義上的研究。中國則不同，特別是近一二百年，中國人深深體會到中國文化不是唯一的最優越的文化，世界文化各有其優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近一兩百年的挫折又是一件好事，這有助于我們理解文化的平等，探尋文化交融與整合的規則。 　　第二件事，促進文化間的融合和整合。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是不完整的，他們了解的多是希臘傳統，但對基督教傳統、希伯萊傳統則了解甚少；中國人推崇西方的科學、民主，但只有這些遠遠不夠；宗教在西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國人對基督教了解得少，對伊斯蘭教、佛教、猶太教的了解更少。所以首先要做的事是了解其它文化。在此基礎上，才能發現文化間的互補性、一致性， 這于文化的全球整合是有意義的。這種全球文化應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兼容。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避免民族、文明間的沖突。

　　經濟學一直被看作是一種西學，但如果我們將自由主義傳統視為經濟學最核心的部分，它與中國古典哲學的基本精神是非常接近的。在認識論方面，老子早就說過，"知不知，上；不知不知，病"；孔子也講過，"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儒學是一個理性化的思想體系，但從一開始，它就給理性劃了一條界線。它只在這條界線之內討論問題。對于這一世界之外的事情則退避三舍："敬神鬼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儒家強調積極入世，但清楚人為努力的邊界，所以有"一半人為，一半天命"之說。由于中國古典哲學的這種傾向，它一貫倡導的經濟政策與經濟制度是自由主義的；政府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無為而無不為"。因而從經濟學出發，中、西方文化有著相通的地方。

　　問：您認為中國古典哲學的基本精神與西方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相似的原因何在，這里面是不是有一種偶然的巧合？

　　盛：中國古典哲學與現代經濟學的核心傳統的這種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它們之間有著明確的源流關系。現代經濟學起源于歐洲的啟蒙時期，在這一時期，由歐洲在中國傳教士介紹回去的中國古典哲學，對當時的啟蒙思想家，以及經濟學的先驅者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魁奈的《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在這本書的第八章，魁奈精辟地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而這一章的題目就叫?quot;中國的法律同作為繁榮政府的基礎的自然原則的比較。"這說明，即使中國古典哲學不是現代經濟自由主義的唯一源泉，起碼也提供了倡導這一傳統的精神楷模。從老子的"道法自然"，到魁奈的"自然秩序哲學"，再到斯密的"看不見的手"，這中間有著有案可稽的思想線索。斯密不僅與魁奈過往甚密，而且作為歐洲啟蒙時代后期的一個學者，無疑也直接從有關中國的文獻中獲得儒家思想的養分。與歐洲相比，自然秩序哲學在中國有著更為系統的和更為深厚的根基。以至到中國的"五四"時代，無論哪一派的思想家，都認定"中國重自然，西方重人為。"

　　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經濟學是以中國古典哲學的基本精神為根基的；現代經濟學本身就是中西交融的結果，是文化間整合與融合的典范，只不過大多數西方人不承認罷了。

　　我們倡導，必須好好回顧歷史，想想曾經出現過的情況。

　　在文化的融合與整合中，中國經濟學家是有優勢的。經濟學是融貫中西的， 中國經濟學家有很好的背景，很好的基礎，中國經濟學家既面臨繼續發展經濟學，又面臨繼續發展、整合中西文化的任務。經濟學主要在西方發展起來，在理性表達上顯得更精致一些。更準確地說，現代經濟學是對"自然秩序哲?quot;的一種更為精確的理性表達。由于這種表達方式很接近科學的表達方式，所以自然秩序哲學才在一個科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一個過分夸大理性作用的時代被人們接受，而包含著同樣的哲學的中國古典文化卻因為表達方式的"落伍"甚至被本民族的人拋棄。我們進行文化的融合與整合，必須堅持經濟學的基本精神。經濟學的要義是"合作會給合作各方都帶來好處"，在國家間，這就表現為天下主義。

　　問：是不是說，西方人沒有天下主義，因而在經濟學研究上存在一些民族或文化偏見？

　　盛：當然不能說沒有天下主義，但其主流文化確實缺少天下主義關懷。西方經濟學研究也不可避免滲透著西方偏見。盡管現代經濟學已獲得了某種"科學"的聲譽，卻不能完全擺脫其對西方文化的"辯護性"。現試舉三例：第一個例子是，現代經濟學強調自由貿易，但反對自由移民。自由移民能使資源在全球范圍內更有效地配置，這是人所共知的，但幾乎所有的西方經濟學派都反對自由移民，這與自由主義經濟學是相悖的。不僅如此，在一些教科書中，還有著頗為荒誕的結論：移民對移出國不利。我猜想，這也許和今天英語民族占有著世界上最大量的土地有關。第二個例子是關于暴力問題的經濟學研究。哈耶克是偉大的，但他將世界看成是一個自發擴展的秩序，本身是有很大問題的。尤其當我們在多國條件下討論經濟問題時，暴力因素即軍事力量就是極為重要的。西方世界的興起，包括日本在內，堅船利炮的作用是相當大的，利用先進的武器獲取利益，這符合戰爭規則，戰爭能獲得土地，有戰爭賠款、戰爭利潤，簽定不平等的貿易條約；支撐戰爭的重工業體系在本國不打仗時，可將武器銷售給其他國家，甚至是敵對國，目的是用別國的錢來維持本國的軍事工業，本國只要保留最先進武器即可。甲午戰爭后給日本賠款，相當于日本四年的財政收入，兩年的GDP。有的日本學者承認，實際上的數字更大，作用是決定性的。這就相當于全體國民一點工作都不干，還能得到相當于原先兩倍的收入。當然我們也可以計算一下英國進行鴉片戰爭獲得的賠款，以及鴉片貿易自由化使英國從中獲得了多少財富。然而，現代經濟學不僅缺少在多國條件下對暴力因素的研究，而且經常給人以錯覺，以為西方世界的興起，就是依賴?quot;自由放任"、"自發的演進"， 這種理論大概是有意無意地想讓人們"忘卻"西方的堅船利炮在其興起過程中的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個例子是，現代經濟學經常用達爾文的進化論來解釋經濟中的競爭會導致效率的提高，用博弈論中的"囚徒困境"來解釋合作生產和發展。然而在大多數有關的現代經濟學文獻中，作者們出人意料的"不嚴謹""漏掉"了這些條件。在今天這個"惡意競爭"和"不合作升級"的現象(如軍備競賽)比比皆是的世界上，這樣的不嚴謹只能用文化偏見來解釋，因為"社會達爾文主義"正是一個西方人將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強加給這個世界的"辯護性"理論。

　　如果換一個文化背景，可以提出很多問題。中國對經濟學的發展，不僅可以通過補充和延伸西方經濟學的已有理論，而且可以通過對其挑戰來實現，在挑戰中促進經濟學的發展。通過挑戰，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將會發現，他們面對的，將不是被人耕過幾遍的、地力衰竭的農田，而是廣闊的處女地。

　　從這個思路出發，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應是問題導向的。即從中國的角度提問題，可以提出西方人因其文化偏見所提不出來的問題。這不僅從新角度推進經濟學的一般化，而且由于中國文化的特性，由于其天下主義的關懷，將使經濟學更像經濟學了。

　　問：為實現天下主義的關懷，中國、中國經濟學家應該注意一些什么呢？

　　盛：前面我講了，中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取決于中國的實力，為增強實力，中國必須發展經濟。中國的發展，沒有靠賣鴉片，沒有靠販賣黑奴，也沒有靠戰爭賠款。反過來，中國的發展證明了堅持天下主義也能夠發展起來。當然中國的發展也有慘痛的地方，中國能不能繼續發展下去，也還是個問號。中國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她很大，而不在于其輝煌成就，中國還遠沒有到該驕傲的時候。

　　技術上，中國人還只是模仿別人，沒有多少創新，如果這種模仿到了頭，就不可能往前走，發展的潛能就要耗盡了。我們要倡導建立保護知識產權的制度，沒有這種制度，人們就沒有動力去進行科學研究、技術創新。在這方面中國沒有美國搞得好。

　　現在的企業還沒有創造出獨特的企業組織制度，如美國的福特、通用，日本的豐田這樣的大企業的組織制度，中國還沒有，或者說仍在探索階段。我們的目標是把很多人團結在一起，創造中國的巨型企業。制度經濟學家應該與企業合作，共同探索。家庭式企業有很多優點，但仍妨礙著我們建立更大型的企業，其他組織形式我們仍沒有太多進展。從總體上看，中國共產黨在組織上有一套比較好的組織技術，可惜用于計劃經濟，有些生硬的地方，我們可繼承其好的方面。同時，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創造一些新的制度。組織制度上有突破了，才可以說在工業化過程中建立了一個里程碑。

　　原載《21世紀中國大預測》，改革出版社，1996年；刊載的版本未經本人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