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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
我覺得，要討論下一步的宏觀調控，還是先要對前一段的情況有一個簡單的回顧和總結。
從去年下半年出臺121號文件開始，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緊縮貨幣和貸款的政策，總的
來講，貨幣政策還是比較謹慎和適當的，121號文件的實際作用雖然有限，但所傳達的信號已經很明顯；三次提高準備金率，每次提高0.5-1個百分點，也比較穩妥。只是由于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操作空間狹小，可用政策工具不足，其作用受到限制。與此同時，財政政策較少有相應的配合，從理論上來說，在擴張時期，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有效，在實行緊縮時期，貨幣政策比財政政策有效，但是我覺得，當前財政政策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比如國債發行和國債投資，既然民間投資上來了，國債投資就可以適當退出，同時用各種辦法，包括財政貼息等，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去替代政府的國債投資。但是，我們沒有這樣做，因為，國債發行和國債投資對財政部有利，對發展委批項目也有利。
由于貨幣政策作用受到限制，財政政策較少配合行動，政府從4月份開始起用了行政手段。現在看來，在目前制度條件下，行政手段的確有效，但是，由于行政手段操作失當，其效果可能是負作用大于正作用。為什么說操作失當呢？現在的做法是直接派調查組關企業，這就越了權限。如果不這樣做，而是采取另一套辦法，情況可能是另一個樣子。有的企業之所以上馬是由于投資成本低，投資回報高，而投資成本低是由于政府行為扭曲了要素價格，給企業一個錯誤的信號，比如，土地是政府白送的或者低價給予的，還有它的專用碼頭是由政府投資興建的。現在，把所有這些該打入而沒有打入的成本計入企業的投資成本，讓企業來決定。如果打入成本以后，企業仍能贏利，可以讓它繼續建設和運營，如果不能贏利，企業可以縮小規模或者申請破產，自己關閉。這樣事情就好辦了。然而，我們卻來了個行政強制關閉。
還有，行政手段主要是問責官員，對官員的決策失誤進行處理，但咱們現在不是這樣。就拿鐵本事件來說，問責了六個官員，最高的負責人給了個黨內警告處分。鐵本最初的建設規模是200萬噸，為什么搞到840萬噸？這主要是地方官員搞的，不是企業的問題。蘇錫常三個市，在改革初期無錫在前面，蘇州和常州不相上下，改革后期蘇州上去了，無錫落后了，常州更落后了。從1999-2003年，三市的經濟增長率分別是19.8%、13.8%和13.7%。在這種情況下，常州不弄個大項目趕上去怎么行？其實，現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府競爭造成的，當然政府競爭有好處，地方政府相互競爭把地方經濟搞上去了，20年的增長中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政府競爭也確實出現了問題。因為它成為一個利益主體以后，既以企業的行為方式做事，又以政府的行為方式行動，地方債務也是這樣競爭出來的。現在是中央財政日子好過，到省里邊還差不多，到縣鄉兩級，債臺高筑，很多已經破產。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如果想要用行政手段的話，那就得去問責官員。其實也很簡單，拿鐵本事件來說，官員決策失誤，把損失算出來，比如說多少土地不能復墾，代價是多少，專用碼頭投資的本息是多少，本不算，利息可以算，還有其他失誤，加在一起，就是決策失誤的代價，政治上他要負責、經濟上也要讓他負責，如果這樣的話，以后政府官員就不會亂來了。其實，這樣做的話，地方官員的行為規則就能建立起來。剛才大家講，這次調控一下回到改革開放前，確實是這樣，你可以看現在的所謂宏觀調控和過去有什么區別，沒有什么進步，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結果一搞宏觀調控，很多都退回去了。原來投資體制改革要取消審批，現在也不出臺了；財政上的改革，增值稅轉型東北試點實際上也停了，特別是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也不提了，我看很多事情還是有很大問題的。
從這次宏觀調控來看，我們在政府治理方面還缺乏章法，各部門相互爭權，中央和地方看法不一，政府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不清楚。現在行政許可法實施了，這樣的問題要不要考慮。如果政府的行為不遵守規則，宏觀調控很難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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