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和布坎南教授的其它著作相比，他與R.瓦格納合著的《赤字中的民主》似乎是份量較輕的一本。其實，這本書給讀者帶來的震撼決不亞于他的成名之作《一致的計算》。在后者，是布坎南教授對公共選擇理論的規范的討論；在前者，則是運用這一理論框架對美國經濟現實進行的應用分析。一種理論，能夠對現實問題有如此有說服力的解釋，和如此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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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經濟學說史中實不多見。

　　民主是對專制的否定。但“專制”一詞只是后人的說法。任何一代皇帝都不會自稱是“專制暴君”。專制和獨裁總有“理由”。一個最常用的“理由”是智力方面的，即：獨裁者比其他所有人聰明。所以在今天，經常與民主政治相對應的詞匯不是專制統治而是精英政治。“精英”是個好詞，它多指受過良好教育，以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為已任，并對經世致用之道作過多年探索的人。但是精英們究竟是理性有限的凡人。他們最為致命的弱點就是，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靠自己的想象去發現其他人心中的偏好。因此，即使他們再聰明也無法替別人決策。在公共選擇理論中，獨裁者并沒有道德標簽。只要一個人把自己的偏好當作其他所有人的偏好來代替大家進行公共決策，他就是獨裁者，而不在乎他對其他人是抱有惡意，還是抱有善意。只要我們承認，別人內心的偏好是無法猜測的，即使是善意的替代決策也可能會給別人帶來損害。因此經濟學強調，一個人的偏好只能由他自己表達。在市場中，他通過談判；在公共選擇中，他通過投票。這些表達過程又被稱為“顯示偏好”。民主政治就是每個人顯示偏好，進而將顯示了的個人偏好加總為社會偏好的過程。“偏好顯示”這種經濟學的很嚴格的觀念，似乎也可以用中國古代惠子問莊子的一句話來表達：“子非魚，安知魚之樂？”

　　美國六、七十年代以后出現的政府擴張、赤字持續增加、國債有增無減和滯漲并發的局面，導致了對凱恩斯主義的檢討。由此引發了新的一輪經濟學革命。理性預期理論，貨幣主義，供給學派和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都是在對凱恩斯主義的批評中發展成熟的經濟學理論，而且都無一例外地持有與干預主義相對立的自由主義傾向。它們都對凱恩斯主義導致的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干預不滿，并且指出，從長期看，這些干預不是促進了、而是阻礙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主張對政府的過多干預加以限制。然而只有布坎南把分析又推進了一步，他要尋求凱恩斯主義之所以大行其道的政治原因。感謝布坎南教授，他的這一探討，給我們帶到了新的境界，許多結論也許甚至超出了布坎南本人的預料。

　　政府的存在體現了某種精英色彩。政府官員應該比一般人對公共事務和社會問題有更多的了解，并且盡管它是公共選擇的產物，在許多場合，它扮演著替代別人決策的角色。因此合乎邏輯的是，主張政府擴張和政府干預的人也就是贊賞精英政治的人。這種說法起碼適用于凱恩斯。“凱恩斯不是一個贊成民主政治的人，恰恰相反，他將自己看作是潛在的導師式的精英統治者的一員。”(《赤字中的民主》，第7頁)“對于凱恩斯來說，在作出合理的政策規劃時，如果制度上的障礙困撓了他，他將樂于建立一個由智者委員會操縱的‘國家計劃委員會　��”(第79頁)似乎可以得出結論說，凱恩斯主義的勝利就是精英政治的勝利。但是這種說法實在不符合在二戰后實行凱恩斯主義的西方諸國的事實。在這些國家中，政府預算、增稅、減稅和發行公債的決策都受到議會的嚴格約束；而那些可以決定經濟政策的政治家為了當選或連任，又必須顧及選民的態度。布坎南和瓦格納的結論是，正是民主政治使得帶有精英政治色彩的凱恩斯主義成為現實。這可能嗎？人們會贊成一個更多地干預個人經濟自由的政府嗎？人們會有這樣的“偏好”，使自己不再有就某些問題顯示偏好的權利嗎？人們會投票贊成一件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嗎？

　　如果公共選擇和個人選擇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質，我們也許不會碰到這樣的問題。把所有個人的偏好變為社會偏好需要一個轉換過程。為了使這一轉換不走樣，為了使公共決策仍能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偏好，人類創造了不少制度和規則，包括民主投票制度。但是，無論多么好的制度也不能取消這一轉換本身。公共選擇理論的另一位大師奧爾森說過：“在公共選擇過程中，個人理性不是集體理性的充分必要條件。”這句話之深刻，已經遠遠超出了對民主政治(迄今被認為是最公平、最有效的公共選擇過程)的一般批評，它似乎在斷言：一旦進入公共選擇領域，在個人理性和集體理性之間就不能完全避免一種悲劇性的、命中注定的和不可調和的對立。以往對投票過程的批評，如波德效應，阿羅悖論以及布坎南對多數主義的譴責等等，或是指出某種特定的投票程序在某些特定情境中不能有效反映大多數人的偏好，或是揭示在不同的投票規則或投票順序下會出現不同的多數和相應的結果，或是告訴人們，在多數人的偏好獲得滿足的時候，少數人的偏好也許正在受到損害。無論什么樣的批評，其出發點是，最佳的公共決策是以所有個人的偏好得到滿足為基礎的。然而在《赤字中的民主》中，這樣的出發點實際上已經被超越了。

　　趨利避害是每個人的基本“偏好”，誰不希望追求更小的成本和更大的效用。只不過在買賣私人物品的市場中，一個人的這種愿望會受到另一個與之打交道的人的相同的愿望的制約。因為一個人想通過轉嫁給另一人以降低成本的企圖，會受到這另一個人的強烈抵制。在市場制度下，一分錢，一分貨，沒有免費的午餐。然而一旦進入公共選擇領域，情況就發生了變化。人們通過納稅形式向公共物品付費，卻不是按照納稅多少來享受公共物品。這就出現一種可能性，使人們可以通過對投票過程的運用，使別人為自己的偏好付費。當然，這只是一種可能性。因為人人都可以運用投票過程這樣作，從而會產生互相抵消的影響。并且當政府還遵循財政收支平衡原則時，人們也不會無端地通過擴大財政赤字來達到上述目的。然而，凱恩斯主義出來了。它告訴人們，政府應該肩負更多的職能，如降低失業率和維持經濟增長等等，為此而出現財政赤字是不用害怕的。這種說法解除了套在民主政治之上的預算平衡原則，使得人們“盡可能少地為公共物品付費，盡可能多地享受公共物品”的傾向得到發泄。所謂“財政赤字”就是財政收入少于財政支出，而財政收入就是全體公民為公共物品付費的總和，財政支出則是為生產和提供公共物品而投入的資源。當赤字和盈余交替出現時，從較長時期看，公共物品的成本和效用基本是相當的；但當出現多年持續的赤字時，就意味著選民們為他們享受的公共物品付出了較小的成本，或者說他們付出一定的錢卻獲得了較多的享受。只要沒有財政收支平衡的限制，這樣的結果是任何一個個人選民都求之不得的。因為“在這種赤字情況下只有獲益者，沒有受損者”(第100頁)。人人都比他應該付出的少付出了。如果進行投票，一個財政赤字方案會得到通過的。當然世界上不會有如此的便宜事，如果每個人都賺了，到底誰虧了呢？除了增稅以外，彌補赤字有兩個替代方案。一個是發行債券，一個是增發貨幣，即通貨膨脹。布坎南和瓦格納證明，這兩種替代方案都會產生與增稅不同的效果，即都會使選民們感覺到，公共物品的“價格”比增稅的情況便宜了。用增發貨幣來彌補赤字相當于征收通貨膨脹稅。但對選民來說，通貨膨脹只是滯后發生的，并且對自己的利弊并不確定。從長期來看，發行債券和增稅是等價的。因為債券總是要靠征稅來償還的。但是由于人們的壽命是有限的，終有一天他們不再納稅去償還他們生前的債。因此和現期的稅相比，靠發行債券來生產和提供公共物品是相對便宜的。但是，世界上是沒有便宜事的，對某個人的便宜必定是有人無端地為他承擔了成本。為那些一去不復返的人背債的就是后一代人。本來任何人都不會同意有損于自己的決策，但無奈，后一代人的定義決定了，他們在前輩們決定赤字預算和發行債券的時候并沒有在場(他們或者還沒有出生，或者還沒有選舉權)，他們無法表達他們的反對意見。但是決定赤字預算的公共選擇過程卻可以是無懈可擊的。就這樣，民主政治使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原則成為了現實。

　　但是，向后一代人轉嫁成本的作法并不只是使后一代人受損。任何企圖損害一部分人利益的作法都必然會給所有的人帶來損害。這種損害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過多地增加公共開支，必然相應地減少每個人的私人開支。由于公共物品的“價格”是扭曲的，所以增加的公共物品的效用抵償不了減少的私人物品的效用。一般來說，公共部門的效率也總是比私人部門要低。不僅如此，為消除赤字而增發貨幣導致的通貨膨脹最終會給大多數人帶來弊害。在通貨膨脹條件下，由于人們建立了通貨膨脹預期，財政支出的增大只會引致價格的相應上漲，而不再會帶來失業率的下降，除非使通貨膨脹加速。由此又進入了通貨膨脹和失業并存的局面，即滯脹。在美國，這種情況是在實行凱恩斯主義以后不太長的時間內出現的。因而轉嫁成本于后人的作法實際上很快就對當代人實施了報復。另一方面，由于公共物品的“價格”被低估，導致人們對公共物品的更大需求。結果使赤字進一步增加，政府進一步擴張，財政當局進一步債臺高筑。通貨膨脹的出現和持續存在，使人們遷怒于在既定貨幣政策下調整價格的私人企業，產生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市場價格和自由企業的呼聲。到頭來，人們突然會發現，他們的個人決策權正在越來越多地被政府所替代，他們的經濟自由的范圍越來越窄。而這一切結果，正是他們自己通過投票選擇的。我們由此發現了最為驚人的結論：在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間并沒有什么不可愈越的鴻溝。民主政治不僅可以承認精英凱恩斯的財政原則，它往往還可以直接導致精英政治。精英統治往往是公眾的選擇。

　　和布坎南的分析相比，和布坎南對公共選擇過程相當自信的改革設計相比，他給“赤字中的民主”開出的藥方卻是相當蒼白的。他僅僅提出，要把財政收支平衡原則寫進憲法。但這種要求根本無法和布坎南自己已經揭示的民主政治的頑強邏輯相抗衡。既然立憲或修憲也是一種公共選擇過程，既然這一過程本身更傾向于接受凱恩斯提出的財政原則，怎么能夠指望它又能產生相反的結果呢？值得注意的是，布坎南在這里沒有再提出他一貫堅持的一致同意規則。這并不是一種疏忽。其實布坎南的分析已經說明，即使是在一致同意規則下，仍有可能出現對赤字財政的贊同。這導致了一個對于民主政治更為致命的結論，即：被視為理想的一致同意規則并不能保證所有的公共決策都是最佳的。也就是說，即使大家都同意的事情，也不見得是對大家沒有壞處的。這種結果也不能通過對公共決策規則的改進而避免，因為一致同意規則已經沒有改進的余地了。這不能不使人聯想起奧爾森對這一問題所持的悲觀態度：在投票過程中，存在著一種比阿羅悖論更為根本性的不可能性定理。然而布坎南并不悲觀。盡管與公共選擇過程的制度力量不成比例，他還是發出了他的呼聲。在這種背景下，他顯得是那樣勇敢，那樣高大。他沒有用文字回答他所提出的問題，但卻用他的行動回答了。他的行為，就是一個精英，一個知識分子的行為。

　　當然，這種關于民主政治的話題并沒有什么聳人聽聞之處。我們說人是有理性的，并不意味著人不會犯錯誤。其實我們已經習慣于看到我們自己或他人經常犯這樣那樣的錯誤。只是我們往往會有這樣的幻覺，認為大家都認為對的事情就不會錯。既然個人會犯錯誤，由許許多多個人組成的社會也會犯錯誤。我們說人是有理性的，是指人有改正錯誤的能力。對于個人來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經驗的積累，他會少犯錯誤。對于社會來講也是這樣。假如民主政治的錯誤被重復過多次，選民們也會逐漸認識到貪圖后代人利益的作法最終會對自己不利，從而會否定掉赤字財政的方案。選民們之所以錯，是因為在他們投票贊成的方案與這一方案所導致的不利后果之間的轉換環節太多了。每個個人如果要弄清楚整個前因后果，起碼要讀完經濟學的研究生課程。但這實在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多次重復會給他們帶來某些簡單而直觀的認識。但是，每個人的壽命是有限的，多次重復是需要時間的，對于一個個人來講，他遇不到多少次重復。而對每一代新人來說，認識又要從零開始。必須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從長期時間的歷史跨度去記憶，去總結人類作為每個個人的集合所作的決策及其后果。這需要有一群人專業化地進行這樣的工作。他們的關注必須超出自己生命的時間長度，必須超出自己的直接利益。他們從文字中獲得他們的前輩有關社會發展的歷史記錄和對于這些記錄進行分析的理論知識，又把自己對當代事件的記載和自己在分析技術上的理論推進變成文字，傳給后代。通過他們的努力使得社會像一個人那樣，有自己不斷積累的記憶和日益豐富的經驗。這群人就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就是社會的記憶和社會的經驗。

　　于是，我們可以想象公共選擇過程的理想結構，這就是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的某種結合。民主，意味著公共選擇過程的空間結構，它將分散在各處的每個個人的偏好集中起來；精英，意味著這一過程的時間因素，它將民主政治的歷史和歷史中的利弊得失考慮進來。在這里，精英不是與公眾直接對立的力量。恰恰相反，他們對民主政治歷史的理解，使他們追求的目標不是實現精英統治，而是對精英政治的傾向加以約束。如果說對民主政治有什么樣的抗衡作用的話，只是在于提醒人們不要通過投票將自己的個人權利讓渡給精英們。因此，在這種公共選擇過程中，精英的作用就是對精英的自我約束。反過來說，只有能夠實現這種自我約束的人，才能被稱之為這里所謂的精英。因為只有對歷史有更多了解和更深洞察的人才會明白：損害別人就是損害自己；約束自己就是幫助自己。

　　在布坎南和瓦格納所討論的情境中，在現代世界所面對的情境中，精英們，知識分子們的作用也可以被認為是替不在場的投票者說話。除了后代人以外，另一個在投票時不在場的“人”就是自然界。知識分子應該是后代人和自然界在民主政治中的虛擬代理人。只有當后代人和自然界由其代理人代理參加了公共選擇過程時，布坎南的一致同意原則才得到了最徹底的貫徹。那么，知識分子是怎樣知道他們的偏好的呢？“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別人喜歡什么固然不能知道，但別人不喜歡什么卻是可以猜測。快樂的感受未必能夠推已及人，但痛苦的感受是可以推已及人的。痛苦和快樂的這種區別，決定了知識分子關注的方向。正如波普爾所說，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不是幫助別人增加幸福，而是幫助別人避免痛苦。追求幸福是每個個人的事情，而消除痛苦則是社會的責任。今天每個在美國出世的嬰兒都會無辜地背上20000美元的債務，誰都可以想象一個沒有拿到借款卻背上了債務的人是什么心情。自然界是不會說話的，但誰也不會說，人類對許多生物種類的毀滅是一出喜劇。我們當然更知道，對后代人利益的侵犯，對自然界的毀滅，就是對當代人，對人類的損害。所以，我們可以打一個比方。當人們把污水排入海洋的時候，我們知道魚的“感覺”。借用魚的感覺，我們來表達一下民主政治和精英政治之間的微妙關系并結束本文。

　　眾人說：“子非魚，安知魚之苦？”(問得好！)

　　知識分子回答說：“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苦。”(回答得更漂亮！)

　　(《赤字中的民主---凱恩斯勛爵的政治遺產》， 詹姆斯.M.布坎南和理查德.E.瓦格納著，劉廷安和羅光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2.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