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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據說孔子提出的“大同世界”直到近代才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它被一些人奉為社會理想，但也遭到了一些批評。然而孔子的另一句話卻較少有人提及，這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孔子的語言中，“君子”和“小人”并不是用來區分人的地位高下，而是指道德水平的高低。因此當孔子說一個君子應當如何如何時，他也在表述他的道德理
想。記得李慎之先生在1992年第一期的《讀書》上，就曾經引述過這句話，并把它稱之為“理想”。可以認為，“君子和而不同”也是孔子提出的重要的社會理想。
人們或許就會有這樣的疑惑，在談到“君子和而不同”時，孔子的理想是“不同”；而在“大同世界”的表述中，他所追求的卻是“同”。“同”與“不同”，到底哪一個是孔子的真正理想？如果都是的話，那么孔子是用什么方法調和了“同”與“不同”的對立？也許，“同”這個字眼有著許多含義，人們(包括孔子)在表達和理解的時候采用了不同的含義，所以造成了誤解？這種情況在古漢語中是經常出現的。然而，在先秦時期，“同”與“和”這兩個字確實都有了相當明確的含義。“同”是指相同，無差異，而“和”是指和諧，合作，同意和互補。晏子的解釋是相當清晰的。齊侯問晏子：“和與同異乎？”晏子回答說：“異。和如羹焉，水火xihai鹽梅，以烹魚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左傳》，二十四卷)在更早，鄭桓公時，一個叫史伯的人就說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鄭語”，《國語》十六卷)對此，馮友蘭解釋說，咸味加酸味，“即能得另一味，此所謂‘和實生物’也。若以咸味加咸味，則所得仍是咸味。咸與咸為‘同’，是則‘以同裨同’，‘同則不繼’也。”(《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1961年，第59頁)可見，即使在那時，“同”與“和”已經有了明確的區別。從這樣的區別出發，我們很容易理解“君子和而不同”的含義。道德高尚的人追求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互補、和諧與合作，而不是他們之間的相同。相反，“小人同而不和”，他們追求的才是人與人之間的雷同和無差異，由此又會產生他們之間的不和。
進一步地看，“同”與“不和”，“和”與“不同”分別有著某種必然的聯系。經濟學告訴我們，人們之間通過達成協議而實現合作的前提，是他們之間存在差異。所謂差異，在經濟學看來，就是人與人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是不同的。通俗一點講，就是對任何一種產品，每個人都有著與他人不同的評價。舉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對于梵高的畫，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評價，這表現在拍賣時，不同的人會出不同的價格，當然最后，這件藝術珍品由出價最高者獲得。如果沒有不同的人對同一物品的不同評價，就不會有交換，因為如果賣者和買者對梵高的畫評價相同，賣者就不會通過出賣這件藝術品而獲得利益。另一方面，所謂生產函數的不同是指人們在生產同一物品時，會付出不同的成本。這是由他們的天賦能力和特定的外部環境決定的。正是由于這種區別，才會出現所謂的比較成本，有些人更適宜務農，有些人更善長制鞋，而有些人更愿意經商。由此出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分工和專業化。這給人們帶來的好處，用一句話來說，就是人們以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只有在人們的長處和短處不同的時候，這種互補才能實現。
相反，如果人們之間沒有區別，那將是什么樣？如果所有的人對同一物品的效用評價完全一樣，就不會出現買賣；如果人們生產同一物品的成本完全一樣，人們的生產函數也就沒有互補性，也就不會出現分工。不僅如此，如果人們所擁有的資源是沒有區別的，他們之間就更有可能發生沖突。因為擁有同樣的、或相近的資源的人，擁有同樣的、或相近的身份的人之間的關系是競爭關系，而競爭關系意味著一個人的成功就有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失敗，因而在競爭趨向激烈的時候，就會引發人與人的沖突。例如，如果每個人的人力資源都最適合當歌星，攤在每個歌星身上的聽眾就會少得可憐，他們就會為爭奪聽眾(也就是市場)而競爭。在競爭的時候，不能保證每個人都遵循市場規則。更何況，許多競爭還發生在不存在市場的地方。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后宮中的爭斗，經常導演出一幕幕駭人聽聞的悲劇。如此看來，“同”與“不和”之間有著某種必然聯系。
但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同”似乎成了一些人追求的理想。從表面上看，這個“同”字取自孔子的“大同世界”，但其含義卻與孔子以及其他儒學先賢們的基本精神相差甚遠。這些人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人人都相同的世界。每個人不僅收入要一樣，而且吃的一樣，穿的一樣，住的一樣。如果存在著個人天賦上的差別，例如有的人比別人更強壯、更聰明、更漂亮，也要想辦法加以消除。《表面的公正》的作者將這一理想作了夸張的描述，他通過將事物推向極端的方法，使這一理想顯得格外荒誕：漂亮的姑娘要戴上面紗，健壯的小伙要綁上沙袋，聰明的頭腦要裝上“思維干擾器”……。這當然是一部社會幻想小說，在現實中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境。但現實中也有接近這種情境的時候，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閉上眼睛回想一下那個年代，首先會看到一片“藍螞蟻”，即穿著同樣的藍制服的人們。如果說當時有什么時尚的話，那就是相同。不僅樣式、顏色新穎的服裝不敢穿，就是穿上新點的衣服也覺得對不起大家。這當然只是那個時代的最表面的現象，而其靈魂則是消除差異。在幾乎所有的領域中，幾乎所有的才華出眾的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打擊。提起“文化革命”，我們就會想到我們民族在這一時期失去了多少文學巨匠，多少藝術精英，我們就會想到老舍，傅雷，俞平伯，馬連良，嚴鳳英，上官云珠，孫維世………。在那個時期，不僅服裝，追求相同、消除差異的傾向一直浸透到了私人生活和思維方式。盡管沒有明文規定，與他人不同就是一種罪過。這種傾向一直沿續到了文革以后。敏感的作家如張潔，就有過這樣的感受：你與別人的差異本身就足以使別人本能地排斥你。我們經常能夠聽到的一句責備人的話就是，“你為什么跟別人不一樣？”
那么，這種文革中的“大同”給我們帶來了什么呢？它是否使我們的社會看來更公正、更和諧和更繁榮了呢？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在歷史上很難看到，一個民族能夠以空前的熱情去扼殺本民族的最優秀的成員。結果是藝術枯萎，文化凋零和經濟崩潰。不僅如此，正如孔子早就說過的那樣，這種對“同”的追求必然會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不和。我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有比文革時期更緊張的時候了。在文革初期，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穿著相同的黃軍裝，戴著相同的紅袖標，高聲朗誦著相同的領袖語錄的紅衛兵之間的你死我活的爭斗。但是人們之間越是相同，就越是難于和平共處，這使得人們難以找到一種合適的方法，來消除他們之間的沖突。所以文化革命從“文斗”發展到“武斗”。文革進行了十年，但其對我們民族心理上的毒害卻更為長久。現在人們痛心疾首的“內耗”和“窩里斗”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過了文革的鼓勵和強化。直到今天，不少看來很“開放”的人，對不同觀點的寬容精神還遠遠低于正常的水準。
事實證明，對“同”的追求不可能造就一個理想的社會，卻會適得其反。在很大程度上，同與不同是人的心理感覺。當人們追求相同的時候，他們就越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敏感，就越得不到滿足。這種心理現象在奧地利學者赫.舍克的著作《嫉妒論》(中譯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8年)中有過比較充分的描述。他曾例舉過一個精神病醫生對納粹戰俘營的記載。戰俘之間恐怕沒有什么高下之分，但仍然也有值得嫉妒的事情。“譬如人們在不同的看守人監督下干活，但是遭到不同的看守人毆打的頻繁程度是不相同的。或者有人必然會嫉妒那些在去干活的路上用不著趟過深深的稀軟的粘土地段的人，諸如此類等等。”(第31頁)他發現，嫉妒程度其實和人與人之間的真實差異無關。往往差異越大，嫉妒心越小。這是因為那些與自己差異大的人，和自己在社會地位和身份上距離也很遠。一個窮人可能不會去嫉妒百萬富翁，卻會嫉妒鄰居中的一個賺了點錢的小販。因此，嫉妒心是不可能通過對“同”的追求而滿足的。因為滿足嫉妒心的方法之一，就是給被嫉妒者制造麻煩和障礙、甚至進行直接打擊，使他失去在嫉妒者看來的優勢，把他降到與后者相同的地位上。但這樣一來，后者對前者與自己的些微差異就會更加敏感。并且對某一特定嫉妒心的滿足，就會使人將此當作正常的心理狀態，從而會使嫉妒心本身加倍膨脹。心懷嫉妒的人是永遠滿足不了的，也必然永遠是痛苦的。他既想毀掉別人，也會毀掉自己；如果這樣的人多起來，就會毀掉整個社會。所以一切文明包含著抑制嫉妒心的成分。一個成熟的民族必然會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社會的多樣化懷抱寬容以至贊許的態度。那種把消除差異當作理想的所謂“文化”不可能成為文明的要素。這或許就是孔子以及中華文化的先賢們摒棄“同而不和”的原因。
當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嫉妒心理。當你的一個競爭對手取得了成功時，誰都不免酸溜溜的。并且在適當的程度內，嫉妒心也許是件好事。記得高爾基曾把嫉妒看作是推動文明發展的人類七大(？)罪惡之一。他說，因為人們嫉妒鳥類，所以發明了飛機。這種說法盡管浪漫，卻也道出了部分真情。如果我們用自己的奮斗去消除自己與被嫉妒者之間的差距，甚至超過他，嫉妒就是一件好事。當然這種消除嫉妒的方法不是通過消除對方的優勢、而是通過增加自己的優勢來減少差異。并且我們或許還有更好的方法消除自己在成功的對手面前的自卑。這種方法就是制造差異。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和別人不同，我們生來都很獨特，我們總能發現自己與他人不同的地方，我們必然擁有別人所沒有的優勢。而那些在某一領域成功的天才，在其它領域中也許就是個低能兒。制造差異，就能避開競爭。就像經濟學家和市場專家經常說的“產品差異策略”和“市場細分化策略”一樣。同樣是牙膏，如果你能證明你生產的牙膏具有其它同類產品所不具有的特性，你實際上就在證明你在生產另外一種產品，在一定程度上，你就可以從激烈競爭的牙膏市場上脫身。一旦有差異，你和原來的競爭對手就難分高下了。因為不同的東西是不可比的。誰能拿聶衛平的棋藝和一個平庸的醫生的醫術相比呢？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發現，這其實就是尋求“不同”的策略。如果采用這種策略的人增加，整個社會就會越來越多樣化，分工和專業化就會發展。當我們把競爭關系變為互補關系后，我們就會在原來的競爭對手面前感覺好多了，關系融洽多了。因為我們之間開始彼此需要。如果聶衛平得了病，總要找醫生，盡管或許是一個平庸的醫生。
最后我們再回到“大同世界”的話題。孫隆基先生在他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曾經激烈地抨擊“大同世界”的思想，認為這導致了中國幾千年來平均主義或“鏟平主義”傾向。然而，很難想象，說過“君子和而不同”的孔子會贊成追求相同的社會理想。我們再仔細看一下《禮記.禮運篇》中孔子的原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盡管這樣的理想并不是人人都贊同的，但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孔子所說的“大同”確實沒有“鏟平主義”的含義。“選賢舉能”，就是要把出類拔萃的人推舉出來；“講信修睦”，則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信用與和諧。這里的“同”沒有追求相同、消除差異的含義，卻意味著在更高層次上的社會公正。實際上，強調差異并不是強調不平等。恰恰相反，只有權利上的平等，才能保證每個人差異的充分展示，才能實現每個有差異的人之間的互補和合作，因為平等的權利是談判和契約的基礎。如果說現在社會中還存在著不公正的話，那絕不是因為人們之間的差異造成的，而是因為人們的千差萬別的天賦還沒有充分的機會得以發揮。當人們都找到了自己善長的領域，當整個社會進一步多樣化，人們就會在新的高度上體驗著他們之間的平等。人們既會在自己的領域中感受到成功的快樂，又會以欣賞的眼光看待別人的成功。這就好象，人們分別登上不同的高峰，在喜悅之余，揮手向臨近山峰上成功的攀登者致意，這種心境與大家都在平地上彼此不服氣的心境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如此境界，可謂大同。為達到這樣的境界，我們必須用更高尚的情操去約束毒害心靈的嫉妒心理，用公平競爭的規則去排除不當競爭，當然我們還要開辟新的領域，為每個人的天賦創造更多的用武之地。對別人的每一個成就，我們要學會表示由衷的高興；即使他是自己的競爭對手，只要他遵循了游戲規則，我們就要掩飾一下酸溜溜的心情去握住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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