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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曙光
一九九一年，科斯教授在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發表了“生產的制度結構”的演說，概述了他的兩篇獲獎論文對推進經濟學理論作出的貢獻，集中到一點就是，突破了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狹小視野，改變了對經濟體系運行的分析方式和對經濟政策的思維方式，提出和說明了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創立了新制度經濟學。科斯的理論對于我們這樣一個處于經
濟發展和制度變革中的國家來說顯得十分的重要。最近讀了《分工與交易》一書，十分欣喜。這是我國學者運用現代經濟學理論研究生產的制度結構問題的一部新著。
《分工與交易》一書的考察對象是生產分工和專業化問題。分工的深化和專業化的發展是現代生產方式變革的主要特征和解釋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線索，因而成為經濟理論分析的永恒主題。但是，以往的經濟理論研究要不是象西方正統經濟學那樣，在制度給定、完全競爭、一般均衡等假定的基礎上，認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因而把它作為資源配置和技術進步的表現和結果加以說明，或者作為產業組織問題加以討論，就是象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那樣，就分工論分工，就專業化論專業化，將其僅僅局限在生產活動的狹小范圍之內。這些研究雖然說明了生產分工和專業化的經濟性，解釋了推進專業化的動機，指出了發展生產分工的具體途徑，如組織大批量生產，實行零部件專業化和工藝專業化等，但卻不能說明分工和專業化水平是怎樣決定的，其發展是怎樣產生的，因而也無法解釋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和不斷發生的逆分工和非專業化現象，如大而全、小而全、小社會型企業、低水平重復建設和地方保護主義等。于是，只能站在“中央計劃者”或某個超人的立場上指責個人、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行為不合理，由此得到的解決辦法有二：一是不斷重復分工和專業化如何好之類無關痛癢的“說教”；二是采取“拉郎配”等方式強制推行分工和專業化生產。結果是推而不行，收到的成效甚微。
如果轉換一個角度，承認個人、企業和地方等各個主體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那么就會發現，他們的非專業化選擇和行為并不是不知道專業化的好處以及如何實行，而是由于在既定的制度條件下，他們承擔了分工和專業化的成本，卻得不到它的好處，相反卻能得到非專業化的利益。因而選擇非專業化比選擇專業化對他們更有利，或更有利于實現他們各自的最大化利益目標。然而，這就與經濟學關于分工和專業化的理論呈現出悖論。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悖論，怎么去解決？作者意識到和突破了東西方傳統經濟學的局限，從一個新的視角提出和考察了分工和專業化問題。
生產活動和交易活動是人類進行的兩種不同的經濟活動或同一經濟活動的兩個不同的方面。前者的對象是自然界，體現的是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后者的對象是人，是具有不同利益偏好的人與人的博弈和人與人的關系。二者在實現利益最大化目標方面存在著互替關系，在耗用相同的資源方面存在著競爭關系。因此，分工和專業化的程度及其發展就表現為生產活動和交易活動的一定比例及其變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易方式及其變化。
生產活動有其收益和成本，同樣，交易活動也有其效用和費用，因為任何一種交易活動都會提供一定的服務，同時也要耗用一定的資源。一個人或組織從生產活動中獲得的收益就是使用相同資源進行交易活動的機會成本，當使用一單位資源進行生產活動所帶來的收益，等于用同樣多的資源進行交易活動的收益時，交易活動和生產活動之間就實現了最佳配置。問題是，當一個企業或個人實現從自給自足向分工轉變時，它(他)在獲得節約生產費用的好處的同時，也必須付出增加交易費用的代價，因為自給自足的生產不需要與別人交易。由于專業化和一體化(即非專業化)的關系就是市場交易和企業內交易的關系，一個專業化的選擇就意味著采取市場交易的方式；一個一體化的選擇就意味著采取企業內交易方式。因而專業化的費用就是與專業化選擇有關的市場交易的費用；一體化的費用就是與一體化選擇有關的企業內交易的費用。因此，選擇專業化還是選擇一體化，就是選擇從市場購買還是自己生產某一零部件，這取決于專業化費用和一體化費用的比較，或取決于增加的交易費用和節約的生產費用的比較。不僅如此，市場交易和企業內交易并不是孤立的，它們都與政府交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就象三角形的兩個角或邊離不開另一個角或邊一樣。當政府活動提供的服務嚴格限制在秩序和政策的范圍內時，政府交易與市場交易和企業內交易是互補的；當政府參與資源配置活動時，政府交易與市場交易和企業內交易是互替的；而且與市場交易的互替序列和程度同政府交易與企業內交易的互替密切相關，這必然會影響交易費用和生產費用及其比較。與此同時，由于政府參與資源配置活動的方式和程度多種多樣，替代的具體形式和程度也不相同，從對同業公會的承認到政府壟斷經營，其中間形式有：較苛刻的工商企業注冊程序和條件、公開招標經營特許權、以行政方式分派經營特許權、價格管制、政府競爭性經營等。不同的替代形式就是不同的制度安排，形成不同的市場結構，并通過市場結構及其變化，一方面影響市場交易及其費用，另一方面影響企業內交易及其費用，進而影響交易費用和生產費用的比較，影響人們對專業化和一體化的選擇。例如，在傳統體制下，當政府采取政府壟斷經營的方式參與資源配置活動時，市場結構就趨于獨家壟斷(包括買方壟斷和賣方壟斷)，這樣，市場交易的費用就相對較大，企業內交易費用相對較小，因此，只要可能，企業和地方就會選擇一體化；當改革使政府參與資源配置活動逐漸弱化，市場結構也逐漸脫離壟斷而趨向競爭時，市場交易的費用就會下降，而企業內交易費用則會相對上升，因而促進了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只是由于傳統因素的作用，改革后企業和地方力量的增強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放松，才在推進專業化的同時，也使一體化的發展顯露出來。
既然分工和專業化的水平和程度是由交易費用及其與生產費用的比較決定的，那么，其發展也就離不開交易費用的變化。交易費用的長期下降是市場范圍擴張的原因，前者又主要是交易方式變革，即制度創新(從定期集市到大型化商業企業的發展)的結果。不僅如此，由于企業的出現一方面節約了產品市場的交易費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生產要素市場的交易費用，后者的下降也必然依賴于要素市場的交易方式變革，這既包括獲取生產要素的企業自身組織形態的變革(從個人企業到有限股份公司的發展)，也包括要素市場組織的變化(從要素交易市場化、貨幣化到中央銀行制度的發展)，因此，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史就是交易方式的變革史和交易費用的降低史，亦即生產的制度結構的變遷史。
《分工與交易》一書就是循著這樣的邏輯揭示了隱藏在生產分工和專業化這一生產方式背后的制度結構，雖然書中個別概括和表述還不十分清楚，但已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分析生產的制度結構的理論框架和實際范例；雖然作者的研究對象比較狹窄，但其理論背景卻相當廣闊，包括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主要方面；雖然使用的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方法，主要是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方法，但在其綜合運用上卻有自己的創造，主要表現在對生產費用和交易費用的綜合分析；對交易方式，生產方式和市場結構的綜合分析；對市場交易、企業內交易和政府交易的綜合分析；對包括交易費用在內的均衡分析；對現實生產的制度結構及其歷史變遷的綜合分析，而且做到了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一致和統一。所以，本書的理論意義和學術價值是應當充分肯定的。按照本書提供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我們還可以討論生產的制度結構的其他方面。
在我們的國有企業中，勞動努力程度不高、技術創新程度不足、生產要素浪費嚴重，這些似乎都是資源配置和生產技術問題，其實有著深刻的制度背景。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是把這些問題當作制度問題來說明的，認為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和國家的主人，就必然會發揮最大的勞動積極性，技術創新不會再有制度的障礙而涌流，生產要素也會通過計劃分配和計劃控制而得到合理的配置和有效的使用。然而，一旦這些美妙而熱情的理論碰到堅硬而冷冰冰的現實，理論家又轉而指責個人和企業的行為不合理性，如指責個人磨洋工、泡病號、出工不出力；指責企業決策失誤，行為短期化等。其實，個人行為是天然合乎理性的，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在既定條件下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行為方案。因此，一般說來，只有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而無不合理的個人行為和個人選擇。如果承認個人行為是合乎理性的，那么，我們對上述問題也會有新的認識。就拿勞動努力程度來說，在目前的國有企業制度中，由于在政府提供的秩序安排中不存在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力的配置活動就與市場交易無關，而只是企業內交易和政府交易中發生的事情。在政府交易中，國家把勞動力分配給企業單位，并不準解雇，由此而發生的一切交易費用，包括就業培訓、待業救濟、退休保險、醫療保障等，全部由國家承擔或由企業代國家承擔，個人無權選擇，也不承擔選擇的成本和風險。在企業內交易中，由于沒有失業之虞，勞動者偷閑的代價只剩下被發現后的處罰，如扣發工資獎金。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其所以作出出工不出力的選擇，就是因為在既定的交易方式和制度條件下，這樣做不僅沒有風險，而且代價也很小，工資獎金不少拿，閑暇也最多，因而凈效益最大。至于這樣做的損失，包括偷閑造成的損失，則主要由企業轉而由國家承擔。工資侵蝕利潤就是這種費用轉嫁的方式和途徑。如果我們作出另一種選擇和安排，首先由政府提供秩序，確立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然后使勞動力的配置活動退出政府交易而變成市場交易和企業內交易中的事情。勞動者在哪個企業單位中就業，不再由國家分配，而由個人自由選擇，同樣，企業與哪一個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也是企業的自主權利。這樣，勞動者和企業都要承擔勞動力市場交易的費用和風險，包括交易不成和違約給雙方造成的損失。在企業內交易中，工資獎金和勞動努力程度雖然由很多因素決定，但卻是勞動力自由流動和供求均衡的結果。如果職工個人認為工資獎金低于自己的勞動貢獻，就會要求增加或提出辭職，企業如果發現工人偷閑，就可以處罰直至解雇。這樣，個人和企業也要分擔企業內交易的費用。因此，不僅勞動者即勞動努力程度會得到基本的保證，而且還會形成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和制衡，不會發生工資侵蝕利潤或利潤壓低工資的問題。可見，生產活動中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由其所處的制度條件和制度結構決定的，而制度的變遷說到底就是對交易方式的選擇和對交易費用及其分擔的重新安排。這樣就提出了制度本身合理性的標準問題。制度是人們創造的一種工具，用以界定人們的自由選擇空間和確立人們的行為規范。這種界定和規范作用在于，制度結構為人們進行任一活動設置了一個關卡和范圍，為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確定了一套獎懲的規則和辦法，從而規定了人們行為的本利結構，人們據此才能對自己行為的成本和收益作出計較和權衡，并作出自己的選擇和決策，這不僅使人們把自己在經濟活動中作出的各種決策同自己的動機、目標和利益直接聯系起來，使人們的行為成為一種可預測的有序行為，從而減少了交易費用，而且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之間架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不同的制度結構規定了不同的本利結構，使人們選擇不同的最大化行為，實現了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不同結合，制度變革會改變價格和費用的均衡關系，從而改變個人行為的本利結構就會使人們作出新的最大化選擇，實現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新的結合。因此，制度理性來自個人理性，制度理性的有限性也來自個人理性的有限性，制度合理性的程度要由其與個人理性一致性的程度來決定。當制度理性和個人理性趨于一致時，就能降低個人和社會的交易費用，使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之間的差距縮小和接近，從而造成制度和諧，當制度理性和個人理性趨于矛盾和沖突、使個人理性受到壓抑、限制和否定時，個人行為就會發生扭曲和變形，交易費用就會增大，個人收益和社會收益的差距就會擴大，制度運行的摩擦和阻力就會增大，以至變成無效率的制度。這么一來，制度理性也就會削弱以至喪失。
(《分工與交易》，盛洪著，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二年三月版，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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