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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春興兄：
首先應該感謝你的提醒。作為一個學者，應該小心翼翼地避免政治化的闡述，當不得不涉及時，應多加限定。當然這并不妨礙，我用學術語言對“一國兩制”加以肯定。也許
因為“成功”一詞不是經濟學特有的，所以我們兩人在使用時分岐較大。在我看來，澳門回歸的成功是在12月20日之前就已經奠定的了，那一天不過履行了一個儀式。最為重要的是，在這之前雙方達成的一致同意。另一種含義的“成功”也來源于對歷史的思考，即如果我們放眼一、二百年，我們就會看到無論是香港還澳門，都是別人通過暴力奪去的(如果我們不把城下之盟也看作合約的話)，中國人“以怨報怨”也算正義之舉。但中國人沒有這樣做。不是不能為，而是不愿為。用和平的方式收回別人用暴力掠去的國土，是“以直報怨”，是人類歷史中的更大的“成功”，其意義已經超出了香港或澳門的地理范圍。我們當然可以對歷史有種種假定，比如“香港如果不回歸中國是否會更繁榮”，即使會，也會有進行判斷的不同的參照系。在一個社會中，如果可以因為一個人會更精心照料他偷來的東西，就賦予他擁有這件東西的合法性，這個社會是“成功”的嗎？
我很高興春興兄和我一樣看到了契約論在解釋國家起源時的困境，并且提供了布坎南的補充解釋。其實布坎南作為“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師，很自然會看到“一致同意原則”的邏輯缺陷。記得汪丁丁去年拜訪布坎南時，也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即達成合約前的文化認同問題。我的推論是，如果把國家形成看成是一個社會契約，則必然存在一個前國家的“政治文化傳統”(具體可見我的文章“合約的起點”，見附件)。和我上一篇文章相關的是，這種“政治文化傳統”是決定投票范圍的主要因素。近來對上古史研究的進展告訴我們，這種前國家政治傳統不僅是理論家的猜測。譬如張巖先生的近著《《山海經》和古代社會》，就生動地描繪了中華民族早期的國家，是怎樣從原始神權及其整合中演化出來的。在國家出現以后，這種傳統并不是消失了，而是繼續存在。它仍是這個國家進行政治活動的憲法意義的文化基礎。
談到傳統，春興兄和我似乎應該有共識。不僅諾斯有所謂“路徑依賴”，哈耶克也經常“傳統”不離口。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看來，“傳統”恰恰是“自由”的結果(又可見的我另一篇文章“怎樣用自由保衛自由？”，見附件)，它是在我們之前世世代代的人自由互動的產物。不過我雖然佩服春興兄在學術邏輯上的嚴謹，但也發現了疏忽的地方。如“不論馬關條約如何簽訂、不論歷史如何形成，臺灣的未來是新生一代自己的未來，不是先祖能為他們預設的未來”。我想春興兄清楚，無論不同學派側重如何，未來與過去，傳統與創新，總是不能完全分開。創新即我所謂“傳統邊際上的創新”。這種創新能否成功，又涉及到“為何創新”與“什么傳統”的問題。創新的原因，是環境發生了變化，使得傳統變得不合時宜。中華民族經過一百多年的流血奮斗，在接近二十世紀未的時候，兩岸都在經濟發展上取得了成就，在這種“時宜”下，兩岸新生代應該怎樣調整他們的傳統呢？
再談“什么傳統”。傳統之所以有巨大的正面含義，其實包含這樣的假定，即“壞的傳統”或傳統中的“壞的部分”會隨著時間被淘汰掉。道理是，壞的部分會有損于傳統覆蓋的人群，他們從自己的利益出發，也會拒絕壞的傳統。如同好的傳統會使我們今天受益，壞的傳統會使我們今天受損。有不同的傳統，就有不同的未來。這不同就象美國憲法和馬關條約那樣大。其實主張臺獨的人也不象春興兄所想的那樣，只是“面向未來的新生代”；是他們提醒了我傳統的重要性。只是在我看來，他們把馬關條約當作臺獨的合法性起源，是在繼承一種“壞的傳統”。如果真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了臺灣獨立國，從根上就不正。如果我們承認馬關條約有什么正義性的話，不僅是對兩岸人民的褻瀆，而且是對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的褻瀆。建立在這樣基礎上的國家，她的人民能夠挺起腰桿主張正義嗎？
春興兄在后面提到美國從英國獨立的問題，不知是否對今天兩岸關系有什么意義。但總體來看，我們似乎有一個很深刻的分岐。從當下層面看，我和春興兄是一致的。即從經濟結果去判斷。如統一還應該促進管制的減少。這當然又增加了統一的理由。我馬上可以說出來的，就是會減少兩岸交通的管制(三通問題)，減少臺灣有關對大陸投資的管制，當然還有，由軍事對峙導致的管制。但接下來，我不同意將英國人管制美國貿易與美國人自己管制看成一樣壞。我雖敬科斯教授為老師，一看到你的引文，我很快就想到他那至今未改的英國口音。我想同是貿易管制，誰來管制也很重要，結果是財富分配的不同。這種區別不僅可以影響到人民具體的福利，更涉及到正義性。到這里，經濟學家不見得要停下腳步。其實作為一個制度經濟學家，我們恰恰應當有更寬廣的視野。我們不見得要從一時一事的得失來判斷一個制度是否有效率，我們更要看這一規則對人們以后的行為發生什么影響，即要從多次博弈的結果來判斷制度的有效性(可參看我的“什么是文明？”)。這種取向把經濟學與正義性結合了起來。
美國革命的正義性，從大背景看，應包括反殖民主義；具體而言，就是反抗財富分配的不公正，以及相關的政治壓迫。反觀中國，近代以來抵抗外侮都唯恐不及，還沒工夫壓迫別人；相反，她受壓迫的一個重要形式，就是國土被割裂。臺灣問題本來就是不正義的殖民主義時代的遺產。就今天而言，也根本不存在實際的來自中國大陸的“壓迫”；相反，大陸政府卻給了“臺胞”不少優惠政策。因此，主張臺獨的人根本不可能將他們的主張提升到美國獨立宣言的境界。
當然我在更多的方面同意春興兄的意見。如春興兄所講“尊重少數”。一致同意原則正是為了避免“多數暴政”，也就是尊重少數。我要補充的是，尊重少數的一致同意原則有一個重要的傾向，就是“尊重現狀”。極端而言，只要有一個人不同意改變現狀，就不能改變。它的含義是，盡管有人不喜歡現狀，但與“未來的狀態”相比，究竟還有可容忍的確定性(兩國論之前的兩岸狀態應是如此)；而改變有可能帶來我們無法預料的損害。因此，由“尊重少數”和“一致同意原則”，我們可以得出一個許多人都奇怪的推論，即在統獨分岐較大時，最好不要投票。在投票程序被過度神化的今天，這種說法也許不被很多人接受。但不少事實告訴我們，投票只是解決沖突的一種方式，尤其不是解決統一或分裂問題的恰當手段，它有時甚至會加速暴力的介入(如美國內戰和南斯拉夫解體的戰爭)。也許，“尊重現狀”，“減少管制”，“加強溝通”，以待時機，是最為明智的。
最后讓我再一次向春興兄表示敬意。春興兄從容而冷靜的批評風格給我營造了一個進入討論的良好氛圍，使我更加堅信我們之間本來就存在著一個共同的文化基礎，使我們能夠就這個容易讓人情緒化的話題進行對話。而對話將使我們逐漸靠近。
1999年12月27日
轉載自天則經濟研究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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