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一、從天下主義到民族主義

　　李慎之先生近來著文說，“中國傳統的理想是‘天下主義’而非‘民族主義’”(李慎之，1994)。湯因比教授也曾說過，中國自漢以后，就形成了天下主義的文化。梁漱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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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對比中、西文化時曾說，在個人、家庭、國家(或團體)和天下這四個層次上，西方人更重個人和國家，中國人更重家庭和天下(梁漱溟，1992，第331-2頁)。所謂重國家，就是民族主義；所謂重天下，就是天下主義。而這種天下主義決不是無意識的。從古到今，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多次強調“天下興亡”與“國家興亡”的區別。梁漱溟先生在強調天下與國家的區分時，曾引顧亭林先生的原話，“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梁漱溟，1992，第330頁)。可見，民族國家是一部分人的，而天下則是全人類的。

　　那么，為什么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有天下主義的內涵呢？這與中國獨特的歷史道路有關。在春秋戰國時期，國與國對峙，天下主義顯然還不可能被普遍接受。因為采取天下主義文化策略的國家會在戰爭中敗北。當時通行的是“民族主義”。你是楚國人，我是齊國人。哪個國家越抱團，越會合謀和使用暴力，哪個國家就越占優勢。秦滅六國，統一中國。結束了戰國時代，建立了帝國。但仍實行戰國時代的“民族主義”策略，結果二世而亡。在秦統一的基礎上建立的漢朝，由于統一而不必采用“民族主義”策略，由于不是舊六國的復辟，不會有傾向于某國的“民族主義”，又吸收了形成于春秋戰國時期的包含有天下主義的文化，孔孟與老莊等，并經歷了相當長的一段過渡期，最終消除了“國”的概念。從此不再有齊國人、楚國人，天下主義誕生了。對于這段歷史，湯因比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與抗爭。然而到漢朝以后，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在秦以后“出現了地方的國家主義(即民族主義，引者按)復辟這樣的反動。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即天下主義，引者按)”(湯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第294-5頁)。為什么說只占世界一部分的中國實行的是天下主義文化呢？是因為在當時的交通通訊技術條件下，中國與其它高級文明，如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是相對隔絕的，沒有國與國、民族與民族明顯的對峙，所以梁漱溟先生說，“歷史上中國的發展，是作為一個世界以發展的，而不是作為一個國家。這話大體是不錯的”(梁漱溟，1992，第332頁)。

　　歐洲則走的另一條歷史道路。只有在羅馬帝國時期，歐洲才有過暫時的統一。在這之前和以后，歐洲一直處于分裂狀態。換句話說，歐洲一直到今天也沒有結束戰國時代，歐洲人在近代以來對世界所產生影響，主要是把戰國規則帶到了全世界。因此，歐洲的文化必然以民族主義為主導。正如湯因比所指出的那樣，“羅馬帝國解體后，西方的政治傳統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世界主義的”(湯因比與池田大作，1985，第288頁)。

　　就這樣，一個天下主義的中國，一個民族主義的西方，在近代相遇了。歷史的細節我就不再復述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是中國“戰”敗了。人們可以對勝負進行各種評說，可以例舉各種因素，如技術的、戰略的、戰術的、經濟的、政治的，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上的，即一個天下主義的文化必然要敗在民族主義文化手下。其基本原因我在前面已經討論過。具體來說，首先表現為中國當時并沒有形成西方人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沒有正式國名，沒有明確邊界，沒有國旗，沒有國徽，沒有國歌。更為重要的是，沒有一個“現代政府”。這種政府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對付“外國”軍事力量。當時中國的軍事力量只能對付零星的海盜，卻不能與西方的國家軍事力量抗衡。鴉片戰爭的失敗，與其說是由于中國在戰略上的失誤，不如說是當時的政府根本沒有打羸一場鴉片戰爭的功能。所以梁漱溟先生把當時的中國稱為“無兵之國”，它“疏于國防”，“缺乏國際對抗性”(梁漱溟，1992，第328-9頁)。其次，在民眾中，也缺少民族意識，沒有所謂的民族凝聚力，因而不可能以民族主義為旗幟進行全國性的動員，以抵抗外國的入侵。所以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常對中國民眾一盤散沙的狀況痛心疾首。顧準不同意范文瀾對西方宗教的批評，說中國恰恰缺乏宗教狂熱，以至連打仗都不像個樣子(顧準，1994，第247頁)。魯迅之所以棄醫從文，是因為他看到外國人殘殺中國人，而其他中國人表情麻木地在旁邊圍觀。在他看來，中國人靈魂中缺乏的，恰是民族主義的血性。他死后被譽為“民族魂”，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其實，缺乏民族主義的血性，正是天下主義在作怪。雖然從全球看天下主義是最佳的文化策略，但當其它民族采用民族主義時，它會給奉行天下主義的人群帶來災難性的結果。為了避免這種文化的囚徒困境，中國當時的選擇只能是喚起民族主義的意識。所以，所謂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覺醒”，同時就是天下主義的衰落。但天下主義并不是可以單獨被剔除的，因為它內涵于中國傳統文化之中。于是引起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因為這是一個導致失敗的文化，因而按照當時開始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這必然就是一個較低級的、較劣勢的文化，它理當被勝利的文化---西方文化來取代。這一結論導致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背棄(實際上就是對天下主義的背棄)。盡管不少知識分子痛心疾首，中國傳統文化自近代以來，尤其是自五四以來的衰落是一個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中國為了喚起民族主義精神而付出的文化上的巨大代價。這是歷史上極為罕見的諷刺：為了民族的生存而拋棄民族的文化。無論如何，民族主義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成功地崛起了。以滿清王朝的垮臺為標志，中國出現了起碼在外表上相象的“現代民族國家”。通過提出和推行三民主義，孫中山將民族主義納入中國的正統文化之中。民族認同感，民族主義情緒在不斷高漲，直到抗日戰爭時期達到了最高峰。日本的入侵，是中國近代以來最為慘重的災難，也最大限度地喚醒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反過來說，正是由于中國民族主義的覺醒，才使中國頂住了在軍事和國力上占有絕對優勢的日本。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在近代以來所經歷的惡運的谷底，自此之后，中國的命運有了根本性的轉機。不能不說，這是放棄天下主義，奉行民族主義對中國的回報。

　　二、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

　　從洋務運動、戊戍維新，經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今天，民族主義已經在中國深深地扎下根。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中，沒有什么時候象今天那么頻繁地聽到“中國人”這個字眼。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成熟的“現代民族國家”；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有高額的財政收入，有相對雄厚的國防力量。為了達到這一點，中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使中國人能夠忍受這一代價的，就是民族主義精神。那些為中國核武器工業作出貢獻的科學家，如錢學森、鄧稼先等，放棄優厚的生活和光明的學術前途，于五十年代先后從海外回到自己的國家，默默地從事著制造一種殺人武器的事業。如果不把近代以來中、西沖突的背景考慮進來，這種行為簡直不可思議。就好象冥冥中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指引著他們。這種力量其實就是民族主義。由于有他們這一代人的努力，今天我們似乎可以說，中國人救亡的任務已經完成。

　　然而，天下又如何了呢？隨著中國這個幾乎可以說是唯一的天下主義文化的消失，整個世界實際上回到民族主義均衡狀態之中。與民族主義相伴相生的戰國規則，即“軍事力量強者勝”的規則從西方走向了全世界。其實，戰國均衡或民族主義均衡還不是當今天下最壞的事情。更壞的是，從長期看，這種不合作均衡還會被打破。因為為了民族的利益改進武器可以獲得相對于其它民族的優勢，尤其是那些自認為在改進武器方面有優勢資源的民族。這導致改進殺人效率的競賽。于是，今天的天下是一個有五萬枚核彈頭的天下，一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天下，一個不可能完全用和平談判來解決所有民族爭端的天下。當然，這個天下還有聯合國。但是與其說聯合國是制約民族主義和戰國規則的國際機構，不如說是由這種主義和規則決定的。試問，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恰是五個核大國這一事實，難道是偶然的嗎？

　　中國人的民族主義的覺醒，對世界是件好事嗎？中國在近年來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一些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不安，由此又出現了“遏制中國”論。極為有趣的是，這種論調的發源地，恰是將現代戰國規則帶向全世界、曾經建立過一個世界帝國的英國(王良芬，1995)。其實中國人大可不必對這一論調感到憤怒。因為從民族主義的邏輯看來，這種反應是極為正常的。一個民族國家相對于其它國家的快速崛起，必然導致力量對比的變化。這種變化最為實質性地會反映到軍事力量的對比上。盡管中國與世界其它大國在軍事實力上還有非常大的差距，問題是，軍事實力差距的縮小和相對的變化會導致對現有國際關系框架的突破。在一定范圍內，這種突破是極為正常的。中國作為一個在近代史中倍受欺凌的民族，通過一個多世紀的流血和奮斗，終于建立了與她的幅員和人口相稱的國防力量。如果認為這也是對他國的威脅的話，只能是視欺凌別國為正常的國家的看法。可以想見，如果中國還象一百年前那樣貧弱，中國與英國就收回香港的談判將會是另一種結局。所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覺醒，以及它所帶來的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并不是那些早就實行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所希望的。它們很早就擔心這個睡獅醒來。它們感到了威脅是很自然的。如果這種感覺能夠促使它們反省一下它們率先實行、而后推廣到全世界的民族主義究竟有什么毛病，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有著積極的意義，世界就有可能走上結束民族主義的道路。

　　當然，“中國威脅論”還有超出上述范圍的含義。這就是，一旦中國強大起來，她將會向外擴張，侵略他國。這種擔心也是很自然的。因為近代史幾乎無一例外地表明，一國在經濟上的崛起，必然伴隨著向外擴張和在世界上的稱霸。有的理論稱，近代以來，世界上已經先后出現過四霸了，即荷蘭，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那么，中國是不是潛在的第五霸呢？其實，之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主要是因為在推導中遵循了民族主義的邏輯；或者說，英國人按照自己的行為邏輯來猜想中國人。但是，這樣的猜想出了些問題。

　　不錯，中國人是在近代以來拋棄了天下主義、轉而采用民族主義，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卻是在天下主義的背景下的民族主義。它的第一個特點是，它是防御的、或“解放的”民族主義，不是擴張的民族主義，它是喚起中國民眾、免遭亡國滅種惡運的民族主義，它是用來對付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是“一報還一報”的策略。它在世界上高舉民族解放的旗幟，同時聲明自己“永遠不稱霸”。第二個特點是，中國的民族主義仍是包含了天下主義的民族主義。在相當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看來，中國采取民族主義只是一種道德上的讓步(即新儒家的所謂“道德坎陷”)；民族主義并不是中國人的最高理想。即使是在今天這個民族國家利益至上的世界中，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包含著為爭取民族平等和世界和平而容忍損害的讓步精神。不論中國政府對內作了多少錯事，它的對外政策似乎經常包含著對道德理想的追求，這種追求甚至限制了它與其它國家的政府討價還價的手段。例如，中國政府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限制了它以干涉別國內政的方法來反對別國對它內政的干涉；中國政府作為唯一一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國家，顯然在軍事戰略上較其它核大國有較小的選擇空間；甚至作為二戰的戰勝國，中國對曾經殘酷屠殺和蹂躪她的人民的日本表示了過度的寬容。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似乎有著與其它國家不同的邏輯和行為方式，即她并不象一個典型的民族國家在行事，她的民族主義似乎總是一種成色不足的民族主義。

　　在這一事實背后，也許有這樣一個邏輯，即：無論如何，民族主義可以救中國，卻不能救世界。如果不能救世界，也就不能最終救中國。因為中國在世界人口中占有最大的比例。在世界上充斥著核武器的今天，民族主義，尤其是強調一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擴張的民族主義，變得比以往更危險。核武器的出現把民族主義的弊病推向了極端。無論是宗教狂熱，還是民族主義血性，都有可能最終導致核戰爭。在這樣的戰爭中，不會有勝利者，結果只能是人類文明的毀滅。因此，民族主義文化雖然會在天下主義文化面前取得勝利，但它最終會導致人類的滅亡。能夠使人類避免這一災難的只能是天下主義文化。那么，如何從這個民族主義的世界中產生天下主義呢？目前看來，似乎有兩條道路。一條是歐洲的道路，一條是中國的道路。現在歐洲正在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偉大的試驗，即企圖通過和平的方式實現歐洲的統一。第一步是統一貨幣，這實際上是一個政府的職能。如果這一試驗能夠成功，人類無疑找到了一條不經過戰爭的統一之路。但是，我們不可樂觀。因為第一，這條道路仍然困難重重；第二，歐洲國家的文化實際上是極為相近的，它們其實同屬一種文明。這種統一并沒有提供不同文化之間和平融合的榜樣。并且，歐洲的統一也許不過是一個放大了的民族主義，它可能加劇、而不是減緩與其它文明的沖突。

　　另一條路則是中國的道路。既然中國是人類歷史中唯一的一個曾經結束戰國時代、建立起天下主義文化的文明，那么，她的文化傳統可能會成為我們今天建立天下主義文化的精神源泉。因此，中國人的抱負絕不是去當現代戰國中的第五霸，他們真正的歷史使命是結束戰國時代。完成這一使命不僅要以實力為前提(不止一個國家曾經具備這樣的前提)，更需要一個文化上的轉變，即再一次從民族主義走向天下主義，或者說復興天下主義(這不是所有稱過霸的國家同時具備的)。從較長的歷史眼光看，這也許是中國人近代以來暫時放棄天下主義的真正目的。中國人高擎民族主義的旗幟、走富國強兵的道路，絕不僅僅是為了洗雪一百多年來所蒙受的恥辱，而是為張揚天下主義而爭取發言的權利。可以說，一百多年來，中國人雖然表面上皈依了民族主義，卻一直心懷著天下主義。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是非常自覺地履行著道德良知的職責。當我國經濟發展剛剛有些起色，一些人由此產生了民族自大心理時，他們就提醒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到十九世紀末在列強環伺欺壓下才產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義，而不能是民族擴張主義。在這個加速全球化的時代，在中國復興而取得與世界各國平等地位以后，中國的文化應該還是回復到文化主義與天下主義---在今天說也就是全球主義。”(李慎之，1994)

　　當然，今天的世界不是二千年前的中國，今天的天下主義也有著與過去不同的內容。過去中國的天下是一個以中華文化為中心的天下，今天的世界則是多種文明并存的世界。各個文明都從不同的角度對整個人類文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因此，今天的天下主義不是一個有“華夏”和“蠻夷”之分的天下主義，而是一個承認和尊重不同文明有著平等地位、并促進它們和平交往的天下主義。對于中國人來說，這需要更大的包容性，更高的忍讓精神，更偉大的胸懷，而不能重犯文化自大主義的錯誤。同時，我們還要認識到，不止是中華文明包含著天下主義的因素。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也可能會為新的天下主義文化的建立作出貢獻。我們應當與其它文明共同創建今天的天下主義。當我們批評英國主流文化的民族霸權主義內容時，我們不可忘記一個偉大的英國學者對天下主義的追求和對曾經產生過天下主義文化的中國的厚望：“在最近新形成的地球人類社會中，中國僅僅就停留于三大國、五大國或者更多的強國之一員的地位嗎？或者成為全世界的‘中華王國’，才是今后中國所肩負的使命呢？”(湯因比和池田大作，1985，第293頁)

　　參考文獻

　　顧準，《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梁漱溟，《梁漱溟學術論著自選集》，“中國文化之要義”，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2。

　　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太平洋學報》1994年第二期。

　　Olson, Mancur,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湯因比和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

　　王芬良，“共產巨人愈來愈可怕了---西方媒體鼓吹圍堵中共”，《中國時報周刊》，1995／9月10-9月16日。

　　關于中國是否有天下主義傳統，筆者除了查閱了一些文獻，還請教了王焱先生，特此感謝。

　　(原載《戰略與管理》1996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