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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科斯教授的理論并非深奧難懂，但其征服經濟學界的過程還是得力于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正如科斯教授在他的獲獎演說---“生產的制度結構”中所說的那樣，沒有這些人的努力，“我懷疑我的著述的重要性能否得到承認”。毫無疑問，諾斯教授就是這些經濟學家中的一個。科斯教授和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著述是相當多的，也許諾斯教授的話最能概括這些
著述所要表達的含義：如果交易費用為正，“制度是重要的”。這種對世界的看法，可被稱為制度觀(institutional approach)。進而，諾斯教授用這種制度觀對經濟史進行了透視，就象用羅盤發現了新大陸。當然，羅盤是科斯教授發明的，但如果不知道羅盤的用途，發明的價值也不會被承認。反過來說，歷史就象一個巨大的實驗場，任何一個新的經濟理論都要在其中進行檢驗。尤其對于一個聲稱“制度是重要的”經濟理論來說，歷史檢驗更為重要。制度的重要性只能在不同的制度比較中、在制度變遷過程中體現出來，而不同于技術的變革，制度變遷是以數十年、數百年以至數千年為單位的，如果不了解歷史，也就不能了解制度。如果制度是重要的，那么歷史也是重要的。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去重新解釋歷史，就出現了諾斯教授的新經濟史。關于諾斯教授在這方面的貢獻，已有了許多評介，我就不再重復了。我只想說一句，對于經濟史，我迄今未看到比諾斯教授更有解釋力的理論了。
諾斯教授當然不是西方中心論者。然而他的新經濟史是以西方歷史為素材的，他的著作之一就叫作《西方世界的興起》，這和諾斯教授就是一個西方人，他早年攻讀西方經濟史有關。但是，西方究竟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能夠解釋西方歷史的理論未必能夠解釋東方歷史；反過來說，東方世界發生的事情，是一個經濟理論要想成為一般的理論所必須考慮的。這一點西方人不是不知道。在諾斯的追隨者中，也有對東方經濟史發生興趣的。例如H.梅耶斯(H.Myers)所寫的“晚期中華帝國的習慣法、市場和資源交易”就是這方面的成功的嘗試。這篇論文的特點是，它一方面用制度觀來看待中國經濟史，一方面用西方經濟史和中國經濟史加以對比。按照許多人的看法，中國明清時期是中國經濟走向衰落的時期，而梅耶斯的出發點恰恰與此相反。他注意到，在明清兩朝，中國人口發生了持續的增長。從16世紀到19世紀，中國人口幾乎增加了5倍。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在這一時期存在著經濟發展。人口增長是正統發展理論判別經濟是否發展的一個標準。如果沒有發生經濟發展，人口增長會受到馬爾薩斯壁壘的限制，即人口增長會帶來人均收入的下降、從而導致人口再度下降。這是西方經濟史學者解釋歐洲十二、三世紀人口銳減的一個原因。根據制度觀，在經濟發展的背后是制度變遷，中國在16至19世紀間的經濟發展必定有相應的制度基礎。通過研究，梅耶斯發現，在當時的中國，存在著一個相當成熟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且存在著一個有效的習慣法體系。這兩個條件使當時的經濟發展成為現實。這篇文章的發現在史學界也許不是什么新穎的東西，但有助于對那些把中國經濟史、尤其是明清經濟史看成一片黑暗的人進行一下啟蒙，并且告訴人們，用制度觀重新審視一下我國幾千年的經濟史有著巨大的潛在價值。
傳統的歷史觀我們可稱之為技術觀，即用技術發展來解釋經濟歷史的觀點。用技術觀來評價一下中國歷史，除了四大發明以外，似乎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它無法解釋中國早期的燦爛文明是如何誕生的，中國何以一直到清代初年還保持著西方人羨慕的繁榮。豈止無法解釋，它使人們“遺忘”了中國值得驕傲的歷史，使一代年輕人在走向世界時懷著相當自卑的心理。用制度觀看待歷史，就是要看在一定歷史時期內出現了何種產權制度和交易制度，由此再來評價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只有用這樣的觀點，我們才能揭開中國在歷史中曾經長期保持經濟領先的奧秘，才能對我國在近代以來落在后面的原因進行真正的反省。
在歷史上，中國與歐洲有著很相似的特征，它們都是位于中亞游牧民族兩端的農耕社會，但走的道路卻大不相同。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中國早就是一個統一的國家，歐洲到今天還在進行著統一的艱辛努力。這能說明什么呢？能否用制度觀來解釋中國的統一和歐洲的分裂嗎？什么是統一的主要因素呢？答曰：是商業。一般人將最初統一中國的功勞歸于秦始皇。但在他之前，中國已經是一個有統一文化的實體了。一個重要的標志是，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之間已經有了統一的語言。試想一下，當時各國之間的外交往來中有翻譯這個職業嗎？是什么因素使得在這樣廣闊的版圖中，在如此眾多的人之間形成統一語言的呢？不可能是秦始皇的刀劍，也不可能是學術討論，也不可能是政治磋商，只能是商業往來。這是最經常、最普遍、最值得使用統一語言的活動。據人考證，中文中的“商人”一詞，是指商族人。這說明在殷商時期我國的商業已很發達。到東周未年，已經過去了數百、上千年。市場交往已經把原來可能不是一個部族的人溶合成一種文化的成員了。
到了秦漢以后，我國就建立了被后人稱為“準現代”的經濟制度了。在諾斯等人的新經濟史中，歐洲農奴制的崩潰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事件，它被看作是現代經濟發展的開端。在這之后，出現了具有自由身分的自耕農，出現了土地的私有產權，出現了對土地的自由買賣，出現了平等人之間的土地租佃關系。而這一切，在中國早就發生了。中國著名的經濟史學家傅筑夫先生早就指出，“西周的井田制度與歐洲中世紀的莊園制度在性質上、作用上、乃至組織上，都是大致相同的。”春秋戰國時期是井田制、也就是中國的農奴制崩潰的時期，到了秦漢，我國已經形成了較成熟的土地制度，出現了自耕農、地主和佃農，甚至出現了雇傭工人。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從這一角度看，我國經濟在產權制度上的進步領先歐洲達五、六個世紀。
我國在經濟制度上的另一個領先項目是紙幣的發行。在制度經濟學看來，紙幣是交易方式的一大創新，它的發行大大降低了交易費用，促進了市場的擴張。在西方，最早發行紙幣的是英格蘭銀行，時間是十七世紀。而在中國，南宋時期就出現了紙幣。最初是由四川成都的商人發行的，被稱為交子。后來南宋政府也采用了這個聰明的辦法。到了蒙古人統治中國以后，就完全采用了紙幣。當然，中國人也是最先嘗到紙幣的弊端的民族。在元代未年，由于政府濫發紙幣，造成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惡性通貨膨脹。因此也有人稱通貨膨脹為“貨幣蒙古化”。
正是由于經濟制度上的領先，我國才會出現早期燦爛的文明和后來長達一千多年的繁榮。與經濟繁榮相應，在今天看來，我國在經濟政策上也相當早熟。在孕育于春秋戰國時期、漢代普遍實行的平準法中，我們可以看到今天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鄒型；在著名的鹽鐵之爭中，我們看到了今天仍爭論不休的自由主義與干預主義論戰的前奏。其實很多著名學者都承認，早期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和治國哲學對啟蒙時代的西方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斯密影響頗深的經濟學家魁奈竟被稱為“西方孔子”。
當然，中國在近代以來是落后了。有些人從技術角度去解釋，有些人到文化中找原因。但是，只要我們用制度觀去分析，就會發現從這兩個角度去探尋原因所得出的結論是多么荒謬。當我們反省中國的落伍時要問的問題，不應是中國人為什么沒有發明蒸汽機，而是為什么沒有創立專利法，為什么沒有從企業的合伙制走向股份有限公司，為什么沒有從私人錢莊中發展出現代銀行……。從東亞國家經濟發展引出的對現代新儒家的討論，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中國古典文化包含著對經濟發展有著積極作用的因素。而這種因素是我們今天若要實現現代化所必須珍視的寶貴財富。
我對歷史缺乏功底。以上所說的恐怕連假說都夠不上。但這表達了我的愿望。諾斯教授寫了一本《西方世界的興起》，我盼望出現一本《東方世界的興起》。我更盼望東方世界的再度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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