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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躍剛
1992年夏的一天，晚上沒睡覺，精神依然亢奮。我把音響擰大，《命運》前四個強勁音符從音箱里奔突而出。此時，《長江三峽：中國的史詩》已經寫完三分之二，通篇都是輪船進入夔門時蒼涼的汽笛聲。一種莫名的宿命感，深深地籠罩著我。我擔心，這種情緒和基調是否符合時下的“主旋律”；更擔心正面表現三峽反對派主要人物，系統披露反對派意
見，倡導國計民生重大決策“公開化”、“民主化”，《中國作家》編輯部是否能接受。但是，這樣的情緒和基調，這樣的主題，是我真實的感受，是我采訪了大量的當事人，搜集了數千萬字的歷史材料分析研究的結果，不這么寫，又能怎么寫？
我很猶豫。1992年第一期《中國作家》頭條，本來是我的報告文學《辛未水患》，已經做了封面和重點導讀，三校樣時，被馮牧先生撤下來。馮牧先生批在校樣第一頁的意見仍讓我心悸不已：“此稿我拿不準，如果發表，將引起嚴重后果，甚至影響本刊命運，建議緩發。”“甚至影響本刊命運”！嚇了我一跳。馮牧先生是《中國作家》主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文學評論家，一篇稿子的后果估計得如此嚴重，實在意外。辛未年(1991年)華東水災，我奉派去了主要災區江蘇和安徽。長江，滁河，淮河，跑了二十多天，只是壓抑和憤怒。上面指示，災情不準報，疫情不準報，水災原因不準報……一連八個不準報。什么能報？軍民團結抗大災可以報，鶯歌燕舞恢復快可以報，感謝×感謝××可以報，“水火”英雄事跡可以報。“疫情”不準報就罷了，“災情”、“原因”不準報，怎么讓國內外了解情況解囊相助呢？你們本事那么大，還輪的上我們援助？不搞清楚災害原因，怎么談的上減災防災？災害就是災害，喪事怎么能當喜事辦？所以，災區一派荒誕景象：一邊是水深火熱，缺醫少藥，斷水斷糧，居無定所，矛盾沖突；一邊是敲鑼打鼓，胡吃海塞，論功行賞。我從災區回來后，寫了長篇通訊《地圩》，差點“槍斃”。遠遠不夠，就去找《中國作家》。文化部院子里那條糟糕的二層簡易房。編輯部一屋子人，其中有副主編高洪波和二編室主任蕭立軍。這是我第一次見他們二位。蕭立軍的辦公桌不像辦公桌，像垃圾臺，桌腳一堆十幾個啤酒瓶，還有沒打開的啤酒。他大個，糟亂頭發，衣服拉遢，駝著腰在那兒抽煙，煙頭對煙頭，一根接一根，嘴唇和牙齒經烤焦了，一會兒，煙缸里堆出一座煙屁股小山。和他在一起的時間，可以用煙的長度來計量。順便說一下，我今天抽煙喝酒與他有關。以后，我去編輯部，沒水喝，他就遞過來一瓶啤酒；困了，就蹭他的煙抽。有時趕不上吃午飯，他就買上一袋豬蹄子，幾瓶啤酒，在編輯部等我。我一進屋，他把塑料袋口撐開，起開啤酒，對我說，“吃吧”。我也沒有“謝謝”，也不洗手，揀大個豬蹄子往嘴里塞。連喝帶蹭，天長日久，便應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訓。
我把災區的感受和想法講給他聽，他說，“你寫吧，別拘束，敞開寫，按你的想法寫，寫完再說”。他聽我說話時，眼光柔和而專注，那股子東北響馬勁兒全沒了。我明白了，面前這位老兄，是響馬的坯子，文人的骨子。那種眼神，在重創后的新聞界已經看不見了。二十多天后，稿子寫完了，寫完天亮，騎上自行車，從木樨地直奔沙灘，懵里懵懂，在天安門西路口，跟一臺急拐彎的日本大客車對了“車”。我腦子里一閃：“完了！”怪不怪，速度那么快，我整個撞在了這個巨無霸的門上，門都給撞癟了。“這回，死不了也殘了。”我下意識地抖摟了一下筋骨，居然沒事！只是自行車前圈瓢了。隔著大客車，警察看不見，以為把我撞死了呢，趕緊跑過來，一看我沒事，笑了：“哥們兒命大。”于是，我也不與司機理論，跨上瓢車，哩哩啦啦拖泥帶水，去見蕭立軍。
蕭立軍看稿，我等著。他看稿那股子勁兒，像看自己剛生的大兒子。我心里一陣踏實：剛剛寫完稿子，剛剛死里逃生，都是高峰體驗，等待我的是一雙如此認真負責的眼睛。這樣的編輯，你絕對可以以心相托。謝天謝地，他看完了。他說：“稿子不錯，是水災稿子里最好的，看完這篇稿子，其他的可以不看了，就是太沉重，太灰暗，能不能加些亮點？這樣容易通過。”我那時是個擰種，又剛剛從“水深火熱”中爬出來，腫眼泡子，一臉睡眠不足的灰白，聽不進去：“有亮點故事，不想寫，寫也加不進去，與總體氣氛不和諧。”看說不服我，他說：“咱們吃完飯，你先回去睡覺，我處理。”后來，標題淡化了一下，改為《既挽狂瀾》，加了個副標題，蕭立軍、高洪波、章仲鍔一路通過，馮牧先生拿下。
現在好了，三峽問題，同是“水”的題材，同是一個作者，同是一家文學雜志約稿，讓我心里犯嘀咕。“稿子還會過馮牧老先生的手，題材那么敏感，又有《辛未水患》的印象，稿子給你們行嗎？”我說。“你不了解馮牧。你寫吧，別太極端。”蕭立軍說。“可是，我的臭德行改不了。三峽問題，反對派人物必須寫，反對派意見必須寫，如果不寫，一點意思也沒有，有悖歷史；寫的話，肯定有風險。”我說。“歷史就是歷史，真實地記載歷史，這是起碼的要求。你不要顧慮，要不然，我編輯都沒勁。”他說。其實，我要的就是這幾句嘎嘣脆的話，要的就是心靈溝通，要的就是“士為知己者死”的感受，要的就是率性而為、直抒胸臆、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體驗，后果怎么樣，由它去！人活的別別扭扭窩窩囊囊吞吞吐吐，真沒勁！寫的過程中，狀態特別好，速度特別快，可以說寫瘋了。寫到三分之二時，我意識到，這可能是篇好東西，但分寸還是不把握。“找蕭立軍來看看。”我想。我掐著上班的點兒，給他打電話：“你無論如何來一趟。”“現在？”“現在。”中間沒有客套，尊重只在信賴和默契里。那時，打不起出租車，都是自行車。沙灘到木樨地，十公里，他一會兒就到了。他剛坐下，氣還沒喘勻，我就從里屋抱出一大堆二百一十字的稿紙，亂七八糟往桌上一放。“太亂太亂，沒顧上收拾。”我說。“你看，我去寫。”我在里屋寫的時候，聽見外屋拾掇稿子墩齊的聲音。我寫完一篇，往外拿一篇，寫完一篇，往外拿一篇。寫累了，跑出去，坐在他的對面，直愣愣盯著他看稿子。他也不理我。終于看完了。“不錯，沒問題，是篇好玩意兒，就這么寫。……有些東西可以不要。”他順手把稿子里一些花里胡哨的東西干掉。“馮牧老先生能過嗎？”我問。“你別管，我去做老爺子的工作。”他說。
稿子交到編輯部，我打探消息，蕭立軍說：“洪波過了。”“馮牧老先生看了嗎？”我最關心馮牧的意見。”“沒有”。“沒兩天，蕭立軍打來電話：“老爺子看了。”我急問：“什么意見？”“過了。”他說。“怎么說的？”我問。“你等會兒。我去把老爺子批的字拿來……‘這是一篇有內容、有思想、有文采的好作品，當然可以發表。’”他念道。我還沒有反應過來，他又說：“躍剛，《中國作家》1985年創刊以來，老爺子從來沒有給一部作品那么高的評價。太難得了。”
打完電話，我傻了半天。半年多的時間，給《中國作家》兩篇稿子，兩種命運，一悲一喜，太戲劇了。之后，我的大部分報告文學作品給了《中國作家》。1994年的《春天里的神話》，1995年的《鄉村八記》，1996年的《在底層》，1999年的《南中國海喻言》(中國作協審讀，只發了后半部分《王恒杰傳奇》)。特別要說的是，《在底層》給《中國作家》帶來了很大的麻煩，也給我自己帶來了很大的麻煩，我不后悔，卻有不安。洪波說我：“躍剛，你只想寫快意文章。”可我這“擰種”，本性難移。只想寫“快意文章”，少了“政治生態”這根弦，還讓荒煤先生彌留之際牽掛不已，讓《中國作家》承受壓力。但我想，在當今社會生活，善良和善意的人們總會有壓力，總會有不安，因為他們總是在等待和希望，從來不居高臨下，視別人為草芥，從來不聲稱自己總是有理。
我們這代人，經受了許多磨難，注定還要經受磨難。這是命。馮牧先生生前曾對人說：“躍剛年紀輕輕，怎么會有那么強的宿命感。”怎么不會有宿命感？生于斯，長于斯，就是宿命。在創作的過程中，遇到好編輯，用自己微薄而有限的努力，與編輯共同鍛造出文學生命的鏈條，就是宿命。社會和個人的歷史，不可預期，不可逆轉，就是宿命。
此刻，我想給蕭立軍打個電話，像過去一樣，說：“稿子寫完了。”
謹以此文紀念馮牧先生、荒煤先生、《中國作家》百期
2000年7月19日于北京木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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