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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三個月過去了，震驚全國的阜陽劣質奶粉事件不僅沒有塵埃落地，相反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且不說劣質奶粉原產地官員因此自殺，也不說受害者尋求法律救濟將劣質奶粉經銷商告上法庭，就是阜陽當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劣質奶粉事件中的“表演”就頗具戲劇性，也頗值得我們進行深刻反思。
7月12日《中國青年報》以《國務院調查組離開之后》為題，詳細報道了國務院調查
組離開后，阜陽當地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劣質奶粉事件善后工作中的拙劣表現。一是，調查組一走，受害嬰兒享受的免費治療就停了；二是，調查組離開兩個多月，劣質奶粉商販仍未到案，其實商販就在當地躲藏；三是，一年前處理不公的受害人再次鼓起勇氣提出申訴，至今沒有結果。
結合此前媒體報道的太和縣工商局假撤職事件，回顧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的全部前前后后，筆者將阜陽地方政府在此事件中的種種不正常表現統稱為“阜陽現象”。依筆者分析，“阜陽現象”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
一是地方政府職能部門在市場監管中存在著嚴重的“三個和尚沒水吃”的現象，日常監管不到位，協調不力，致使監管漏洞百出，假冒偽劣產品充斥市場；
二是執法部門在監管市場和處理受害人舉報時，不認真對待，不嚴肅處理，甚至與劣質商品的生產經銷者狼狽為奸、沆瀣一氣，成為他們的“保護傘”。即使“嚴肅處理”時，也往往只顧自己罰款了事，很少做到對被害人賠償到位；
三是在沒有上級政府過問和干預時，地方政府極力捂蓋子，把主要精力不是花在調查處理問題上，而是放在封鎖消息、壓制受害人上，以極力保住地方官員的“烏紗”；
四是當國務院調查組進駐后，一些地方黨政領導又不顧事實，違反程序，以不可思議的速度處理責任人，表面上雷厲風行，實質上抓“替罪羊”，有意轉移注意力，轉嫁本屬于自己應當承擔的責任；
五是大做表面文章，大搞陽奉陰違，國務院調查組在時一個樣，離開后一個樣，人走茶涼，立馬“變臉”，一切照舊。
反觀阜陽劣質奶粉事件的整個過程，上述五個特點分別存在于不同環節，表現在不同階段，人們已經看得非常清楚，勿需一一舉例說明。
阜陽奶粉事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地方政府集體失職瀆職的一個典型事件，有很強的代表性，因此，“阜陽現象”也就有很強的警示意義。從現實來看，“阜陽現象”中所存在的幾大問題，不僅存在于奶粉監管中，而且也存在于其他行業監管中，不僅存在于安徽阜陽，也存在于我國的其他一些地方。比如，在煤礦監管中，一些地方監管部門與不良礦主勾結，虛報或不報礦難事故，煤礦隱患普遍存在，重大特大事故屢禁不止，都表明一些地方政府在市場監管和行政管理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上述問題。
近年來，國家明確加大了政府問責的力度，國務院有關部門直接組織和參與的重大事件調查明顯增多，當然這對于查清事件真相，嚴格落實官員問責制有著極大的推動作用。但從“阜陽現象”中我們也應看到國務院調查組“事必躬親”的局限，因為國務院調查組畢竟不可長駐，對市場和社會的具體管理還要靠地方政府，從這個意義上，地方政府完全具有欺騙國務院調查組的條件和環境。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有效防止“阜陽現象”的再次出現，還必須加強制度建設，完善相應的監督制度和問責機制，努力提高政府的行政執行力，給政府失職瀆職和陽奉陰違釜底抽薪，這才是善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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