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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秉喜
在長達半年的傳言的撲朔迷離后，倪潤峰引退長虹的日子終于到來。長虹的歷史又重新上演了四年前的那一幕：老倪引退，趙勇接棒。只不過四年前那次，老倪退居二線，這次是老倪全身而退。
對于老倪此番的退休，坊間說法有多種版本：有老倪在產權改革上跟政府博弈的“失敗說”，也有老倪重新出山后長虹并沒有擺脫長虹頹勢的“業績說”，更有長虹戰略“迷途和路線之爭”說。
盡管各種說法迥異，但媒體似乎對老倪這樣一位中國家電業梟雄沒有像“老冤家”李東生那樣享受大量企業產權而鳴不平。南方某財經大報在對國有企業的任免機制提出疑問的同時，又為老倪等沒有享受到與其貢獻相匹配的激勵而吶喊。
筆者倒認為：我們大可不必為國有企業領導人的收入分配機制、激勵機制和所有企業家產權激勵(MBO)而吶喊，而應該為類似于老倪、趙新先們這樣的企業家謝幕時沒有得到相應的產權激勵而叫好。
為什么這么說呢？依筆者的觀點，在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中，應該針對不同的企業的發展狀況采取不同措施，而不應該是“一刀切”。
企業需要贏利。而能夠給企業帶來贏利能力的，一是經營決策的能力，一是生產的組織協調能力，兩者是資源投入企業獲得增值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這種能力歸根究底就是企業家的能力。中國目前大多數企業的產權結構沒有承認企業家的能力，即企業家的人力資本的價值。而MBO實際上就是要改變目前這種產權結構的“低效率”。
TCL的產權改制成功，就是國有資本代表人對李東生等企業家能力的承認，也是對其的激勵。從這個角度來說，是雙贏了。TCL搞好了，做大了。國有資產得到了成千上百倍的增值，企業領導人也得到了激勵。在這種情況下，公有制的代言人是在對企業家才能進行“買進”。
有人說老倪也同樣是對長虹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按道理來說，也應該給予老倪相應的產權激勵，政府應該對其企業家能力“買進”。但四川省國資委并沒有這么做，而是宣布老倪退休，對其企業家能力“賣出了”。或許有人不能理解了，但如果反觀近8年來長虹發展的歷史，我們就不會再有這種疑惑了。1999年長虹業績開始下滑，中間雖有起色，但是近兩年的業績仍然出現了不少問題：海外營銷受阻，產業升級乏力，改制受阻。比如說應收賬款高居40億元不下，企業發展徘徊不前，企業面臨著嚴峻的內憂外患。這些不能不說是老倪的責任。在國家政府官員已經開始實行“問責制”后，對企業家的責任我們不能也不應該不關注了。從這個角度來說，老倪的“退休”在情理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有通過引進新的“企業家才能”，改變這種低效率經濟組織。老倪等人退休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政府對舊企業家才能的“賣出”，對新的企業家才能的“買進”。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并沒有必要對其進行產權激勵。
在考慮是否要對老倪等人進行產權激勵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去思考一下是誰在“折騰”長虹。四年前政府宣布老倪引退，趙勇上臺；四年后再次上演了老倪引退，趙勇上臺。如果這個過程是否定之后的否定話，那么我們不能不說這個學費和成本大了些，一個年銷售額達到100多億元，三萬名員工的大公司，用四年的時間支付學費，頗具玩味。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政府如何擺正自身的角色，企業如何在合適的時間選擇自己合適的領導人，都值得我們去好好思考。
引退者已經離開，新手已經背負著希望上路了，讓我祝福長虹能繼續背負“中國造”的大旗順利前行，也祝福趙勇未來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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