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張立棟

　　本輪宏觀調控所取得的對部分過熱行業的降溫效果業已顯現，這是值得肯定的。

　　不過，一系列已經公布和即將公布的統計數據在透露這些結果的同時，我們也聽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為數甚眾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那些中小企業已經為信貸緊縮政策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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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的代價。

　　代價體現在，資金鏈的急劇緊繃使得那些企業危在旦夕。公開的報道說，溫州的民間借貸的利率急速上升，達到12％，而民間的說法是，一些地區民間借貸年利率甚至達到40％的天價。

　　犧牲利潤、不計成本地拆借資金以解燃眉之急的心態使這些企業飲鴆止渴，越陷越深。

　　由于資金鏈斷裂而垮臺的民營企業多起來了———資金鏈的斷裂或許不該是他們過早隕落的充分理由。

　　事實已經證明并將繼續證明，以緊縮信貸為核心措施的宏觀調控在一定程度上讓民間資本熱情受挫。如果把目光拉開一點，就會發現，更為令人憂慮的是，始自1998年的一系列旨在啟動民間資本的種種努力，現在都有可能在緊縮措施的壓力下化于無形。

　　最新的統計數據顯示，企業家指數在下降，其中，民營企業主信心回落幅度較大。這個指數的象征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同時，我又聽到一個消息說，某地國有投資比例又回升至60％，而一年前當地媒體還在“欣聞民間投資已經超過半壁江山”。

　　我們知道，1994年的軟著陸雖未對經濟產生大影響，但其殺傷力也是顯而易見，當時的報道說有四成國企陷于困境，產成品因需求降低而不得不將其中的大部分送回倉庫，而作為反通脹的代價，銀行的不良資產增加了2萬億。在這種情況下，緊縮政策被修正，積極的財政政策得以推行。

　　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表面上看是為了提高內需、促進增長，而在事實上，把它作為引子來帶動民間投資才是決策者的真正意圖。

　　必須承認，中國企業無論是國有還是民企，都擺脫不了它們的路徑依賴，除了少數地區依靠民間互相拆借外，融資問題一般都是以間接融資即銀行貸款來解決的。從2000年以來，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隨著越來越多的行業壁壘被打破，在政策解凍的鼓勵下，民間資本身影活躍于各個角落。蘊藏在民間的力量開始得以比較充分地發揮。

　　而在2003年與2004年的交匯時分，在過熱派意見最終被決策層接納后，一系列旨在降溫的措施陸續推出，而信貸緊縮則是這些政策的核心內容。

　　高層的判斷或許是正確的———在某些行業投資勢頭的確呈現出過猛的現象，而資源約束的一再出現更堅定了這樣的判斷。

　　但不可否認的是，由于商業銀行各分支機構對央行下達指標的放大效應，使這些調控措施產生了一些負效應。

　　或許有人會反問，信貸緊縮對國企或民企都是一樣的，不存在傷害了誰的問題，而筆者認為，所謂緊縮其實是削減了信貸的增量部分，而這部分是民營經濟經過多年努力爭取到的，所以，在存量部分沒有動的情況下，收縮政策只能讓民企感到更多的生存壓力。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某些政策取向，到基層之后在種種政績訴求壓力下被不適當地放大了，舉個例子，如果中央制定7％的增長目標，那么地方政府則很容易在這個基礎上上調一兩個百分點———這或許是可以被理解的，但這樣所謂“提前量”的存在致使決策目標總是被夸大了，所以也就容易出現了“一放就亂，一抓就死”的局面。

　　這樣的局面是我們所不愿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