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豐

　　看起來，在搞清楚到底怎樣實現一次完美的軟著陸前，首先需要弄明白為什么有那樣多的人有著那么多相互矛盾的意見

　　隨著中國經濟過熱勢頭的減退，另一種擔心開始逐漸浮出水面，特別是在5月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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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貸款投放大幅減少1400億元后。經濟學家夏斌警告稱，中國政府旨在給經濟降溫的各項政策正在損害那些有強勁生產力的企業，如果不及時緩解風險的話，(經濟)有可能面臨一次痛苦的“硬著陸”。同時，這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還表示，政府應做好準備，將政策重心從強硬的行政命令轉向貨幣措施，例如利率調整等。應該承認，許多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同樣持有這種觀點。

　　然而這可能是另一個更難決斷的問題。據說哈利.杜魯門總統曾想找一位“獨臂”經濟學家為顧問，這樣他就不會總是說“一方面……另一方面”(ontheonehand……andontheotherhand)。但中國經濟的獨特性是如此之強，以至于絕少還會有人這樣模棱兩可。如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周三警告道，為緩和經濟增長而可能進行的加息將弊大于利，加息將扭轉政府為使過熱行業降溫而采取的降低貨幣供應增長措施的效力。因為加息將導致更多以利率套利為目的的資金流入，而外匯儲備的增長將導致貨幣基礎的提高，因而使緊縮的貨幣政策無效。而摩根士丹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則表示，在美聯儲提高利率一段時間以后，中國必須提高利率，否則，中國將面臨流動性不足，激發信貸市場的黑市交易，動搖整個宏觀經濟。如果中國不調高利率的話，在不久的將來，房地產的過量建設將會持續下去并引起銀行系統更多的損失，產生更多的呆壞賬。

　　很顯然，就像我們不能從水晶球中預知未來一樣，根據這些經濟學家的判斷，我們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原本尚可堅持的一些想法亦開始變得云山霧罩。看起來，在搞清楚到底怎樣實現一次完美的軟著陸前，首先需要弄明白為什么有那樣多的人有著那么多相互矛盾的意見。

　　稍具記性的人都能記得，早在藥方開出之前，經濟學界就曾為中國經濟是否過熱發生過激烈的爭論。當時的雙方分別為主張已經過熱的吳敬璉、樊綱、林毅夫和主張不過熱的厲以寧、蕭灼基。

　　從本質上來說，所有復雜的體系，其運行結果都會受制于許多不確定的單獨事件。而無論經濟學家的判斷是基于經驗的推測，或是運用計量模型進行模擬的結果，這種局限性本身并不能夠完全消除。關于這一點，如果你看了剛剛結束的歐錦賽就能理解：沒有人能夠精準地預見希臘隊能夠奪冠，更不用說最后的比分會是1∶0。

　　我們回到中國經濟本身來看這個問題。所謂新興加轉軌的特征至少在客觀上意味著這一系統的復雜性尤其是不可預見性極其突出，各種變量之間相互糾纏、函數關系極不確定，理論中的悖論比比皆是，結構間的不平衡此起彼伏。而在這之外，由于開放程度的加深，該系統的封閉性亦已不能存在。

　　當然，從人類致知的角度來說，現實世界不應成為無知的借口而只能相反起到暴露無知的作用。譬如說，從本輪宏觀調控的一個突出特點來看，其本身即深刻體現了“政府在發展中的角色”這一“當前最激動人心、結果最富爭議性的發展問題”。盡管從二戰以后日本及東南亞地區的實踐來看，這些新興國家與地區的超常規發展的確受益于政府的有效干預，但是，這些經濟體的政府對發展過程的干預究竟有沒有同時破壞市場機制？我們究竟有沒有很好地體會了“非古典”領域成功的政府干預的存在？經濟學發展的現階段仍然未能就此得出完備的答案。

　　這樣，一方面是問題的無比復雜，另一方面又是工具的相對匱乏，我們怎么辦？從長期的視角來看，發展，永遠是最硬的道理。而在具體實踐中，哈佛學者德懷特.帕金斯對于中國改革經驗的總結不應被忘記。他寫道，“對于未來的改革者來說，中國改革的經驗顯而易見但又常常被忘記———改革進程中應該有明確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