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超越“GDP崇拜”一樣，我國旅游業的發展也必須盡快告別“以創匯多寡論英雄”的時代

　　文／杜 江 劉思敏

　　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超最優規模、人民幣面臨巨大升值壓力、外貿出口政策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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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現階段旅游創匯占外匯收入實際比重早已大幅度下降。面對這一客觀現實，中國旅游業依然固守“創匯導向”，無異于“刻舟求劍”。

　　走出“以創匯多寡論英雄”的誤區

　　以2003年為例，全國旅游外匯收入測算數為174.06億美元，比上年下降14.61％；該年我國外貿出口額為4384億美元，增長34.6％。旅游外匯收入僅相當于同年出口外匯收入的4％。

　　我國對主要貿易國的出口外匯收入約3000億美元，若不考慮港澳臺地區，旅游創匯僅相當于年出口外匯收入的約2.5％。

　　更具有說服力的論據是，去年我國的入境旅游因非典遭到巨大打擊，我國外匯儲備卻逆勢而上凈增1168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可以看出，我國旅游創匯對外匯儲備走勢的影響已經相當弱小，尤其是在具有“海量”外匯儲備的背景下，其作用更是微乎其微(2003年度旅游創匯總額僅相當于該年度外匯儲備總額的4.3％)。除入境旅游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個別地區外，政府在做外匯收入的構成分析時，旅游創匯往往被排到靠后的位置，甚至根本不予提及。

　　創匯導向已成為旅游業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的障礙。

　　不可否認，旅游創匯收入曾作為我國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對填補外匯收支缺口功不可沒。在我國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外匯需求卻十分迫切的改革開放初期，高度重視旅游業的創匯功能，甚至將其作為衡量旅游業社會貢獻的首要標準，無疑都是正確的，但是，必須看到這畢竟是特殊時期的非常之舉。旅游業的優勢和發展旅游業的初衷都不應僅限于賺取外匯——旅游業既不僅僅是民間外交，也不應該是單純的創匯工具。

　　在創匯導向的旅游產業發展政策指導下，中國公民旅游特別是中國公民出境旅游就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由于中國公民出境旅游和國內旅游長期得不到國家產業政策的大力支持，因此無法形成出境游、國內游和入境游三大旅游業務板塊相互支撐、齊頭并進的局面，嚴重阻礙了中國旅游形象的提升和旅游業健康快速可持續發展。因此，根據現階段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形勢，果斷摒棄旅游創匯導向，與時俱進地調整旅游業發展的宏觀政策和指導思想，切實改變抑制出境游發展的產業政策，就顯得極為重要。

　　“三大板塊”齊頭并進

　　之所以鼓勵發展出境游，是基于減少貿易摩擦，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全面提升國民素質等方面的考慮。

　　作為完整意義的旅游業，通常都包括國內旅游、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三個方面，而作為一國旅游發展的典型模式，通常是從國內旅游起步，然后逐步發展包括入境旅游和出境旅游在內的國際旅游。

　　旅游業作為創匯導向產業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變化。面對中國國際貿易的巨額順差和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我國可以借鑒日本政府1985年針對日元升值壓力提出的“五年出國人數倍增計劃”(即，日本人出國人數當時計劃于1990年由1985年的500萬人次上升到1000萬人次)和“黑字還流計劃”(通過出境旅游的方式，把外貿順差回流到貿易摩擦國，以平衡貿易收支)，把中國公民的出境旅游作為平衡國際收支和緩解升值壓力的有效手段。

　　長期以來，我國旅游業遵循“大力發展入境游，積極發展國內游，適度發展出境游”的產業政策，截止到目前，我國公民可以正式成行的旅游目的地國家和地區僅為28個。雖然近年來中國公民出境旅游人數增長迅速，2003年已達到2000萬人次，比前一年增長21.8％，但有限的旅游目的地和“適度發展”的政策，已明顯約束了我國出境游市場的發展。數量有限的具備出境游組團資格的旅行社、為數不多的中國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量入為出”的出境游配額管理辦法，成為調節是否“適度”的閥門，無形中也筑起了阻礙市場充分競爭與快速發展的門檻。

　　因此，無論從經濟實力還是國民需求的角度來講，現階段都應該適時倡導大力發展出境游，推動入境游、國內游、出境游“三大板塊”齊頭并進，為我國旅游經濟注入新的活力。

　　與時俱進，摒棄以創匯為導向的旅游產業發展政策，樹立旅游業科學發展觀，建立健全旅游業發展水平評價體系，從根本上回歸旅游業的經濟產業屬性，以產業規模和行業盈利能力(利潤總額)為主要指標，并結合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根據旅游業所兼具的優化產業結構、提供就業與再就業、扶貧、創匯等多方面的經濟社會功能，設置不同的加權系數，以指數形式全面真實地反映旅游業發展狀況，已是當務之急。

　　“鼓勵發展出境游，以平衡國際收支，減少貿易摩擦，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全面提升國民素質和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促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更應是明智而急迫的政策選擇。

　　?作者分別為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院長、《中國旅游報》行業經濟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