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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已久的一場紛爭終于爆發。今年4月27日，深圳42家零售商向深圳所有國內發卡銀行“發難”，要求下調刷卡手續費率。5月20日，雙方展開了協商，卻無果而終。終于，商家6月2日、3日兩天聯合再次拒絕刷卡消費。這42家企業幾乎涵蓋了深圳各種零售業態，其零售額超過深圳零售總額的70％。如此大規模的商戶集體對刷卡手續費發難行動，在國內尚屬首次。之后，拒卡之風在國內主要城市迅速擴展。商戶與銀行相持不下，時至今日依然難有兩全之策。
審視這場懸而未決的紛爭，這種試圖以一個群體的力量來撼動商場背后利益格局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經典案例。
銀商協同作戰多年，秉持著把持卡人的錢“引”出來這個共同追求。不幸發生了自相殘殺之事，無論是商家還是銀行，都顯得十分痛心。
他們究竟在爭搶什么？答案可以簡單歸結為兩個字：利益。推廣銀行卡作為一項戰略舉措，理應于銀行、于商家、于消費者都有益，可謂“三全其美”。用銀行卡的人多了，分攤后的低成本能為銀行換回更多更持久的利潤，商家因此具備了現代化零售業必備的基礎服務和提高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消費者也多了一種安全、快捷的支付方式。可就是這樣一對戰略伙伴，為顧客資源，為選擇的機會，在刷卡費率上各不相讓，不顧一切地開始了較量。
市場經濟講究的是利益多元化，各種利益要擺在明處，然后按市場規則來協調，因而各方為各自的利益而展開博弈是不可避免的。這是一場利益的比拼：刷卡費率太低了，銀行看不到前期投入所能換來期待中的豐厚回報，自然不甘于一味“賠本賺吆喝”；倘若刷卡費率過高，商家不能從刷卡中得到什么好處，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拒不刷卡的極端行為。商家或銀行，誰的眼睛盯的都不是眼前，更同樣被置于市場規律的控制之下。最終要想求得理想中的共贏結局，注定要歷經磨難，反反復復在得與失之間爭奪與拼搶，直至找到一個共同的利益均衡點———一個商家與銀行都能接受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才是雙方握手言和的大前提，也是求得圓滿收場的出發點。
問題就出在我們的市場并不是理想的，看不見的“手”很多時候是有局限的。這一次，深圳商家就對專司銀行卡業務的銀聯的獨家地位提出了質疑，頻頻引發事端的刷卡費率的定價權，成了問題的焦點。有專家指出，“銀商大戰”屢屢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其實在于壟斷。“憑什么你想要多少就給多少？”商家的齊聲指責不無道理。都說自由選擇是整個市場經濟的基礎，他們卻不能像消費者一樣自由選擇發卡機構，不同的銀行卡皆由銀聯一家統管，惟一的賣者獨自決定所有交易的價格水平并獲取收益。形不成競爭，商戶也就別無選擇。就憑這一點，商戶得到了更多的同情票。于是有人大膽設想引入新機構，讓現在的銀聯退居二線搞它的技術平臺，至于刷卡費率是多是少，由商家與銀行兩家直接商談。這顯然是一個不錯的主意。
此外，這類紛爭政府究竟該不該介入，可算一個新話題。深圳拒卡風波后，當地政府隨即表態“不會介入”，他們認為商家和銀行間的爭執，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處理彼此利益關系出現的“正常現象”，“政企分開”是反復強調的大政方針，政府“不便干預”。但隨著事態的發展，有人開始指責政府管理部門不作為，因為這件事已經干擾了正常的市場秩序，殃及消費者，政府有責任通過明智的干預來矯正。于是，政府陷入兩難。該不該介入？倘若介入該什么時候出場？出場后該說些什么、做些什么？這個尺度拿捏起來相當難。但無法否認的是，在我們這個尚待完善的市場中，政府有足夠的理由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
隨著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各項承諾的兌現，國際銀行卡組織自由進入我國、自由經營人民幣銀行卡業務的日子，已漸漸臨近。可以預見，在爭搶銀行卡業務這塊大蛋糕時，競爭將會來得更為激烈。所以，銀商之爭如何圓滿收場，是一道來得及時的考題。在一個大的背景下尋求答案，也許我們的視野還能放得更寬些，目標定得更高點兒。
本報評論員：趙秀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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