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目前尚難判定任克英事件將以何種形式收場，但無庸置疑，這將對于大中華區的投資銀行界產生持久而根本性的沖擊。

　　本刊記者 張繼偉/文

　　6月23日，花旗集團在致高層管理人員的內部備忘錄中稱，在經過認真細致的研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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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公司遺憾地決定暫停其亞太區副主席任克英和駐北京的中國投資銀行主管顏慶華(Earl Yen)的職務。這份備忘錄稱，造成此二人被停職的原因在于“他們向監管層和公司提供了虛假的信息”。

　　消息傳出，華人投資銀行界一片嘩然。近年來風頭最健、爭議最多的華人投資銀行家任克英以如此方式猝然出局，是多數人始料未及的。兼之花旗集團對外守口如瓶，并無更多細節透露，一時間，這一事件成為最具懸念的話題。

　　盡管目前尚難判定任克英事件將以何種形式收場，但無庸置疑，這將對大中華區的投資銀行界產生持久而根本性的沖擊。

　　任克英其人

　　即使在華爾街浸淫多年的投行人士，也多將任克英目為“傳奇人物”。

　　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的任克英，是1978年改革開放后最早赴美留學的中國人中的一員。其后，任在美資投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工作逾七年，升至高級董事總經理；2001年8月轉任所羅門美邦(現稱花旗環球金融)中國業務部主管。

　　貝爾斯登在亞太區知名度不高，但任克英甫一加盟便有斬獲。1996年5月任廣深鐵路(香港交易所代碼525)保薦人，在此之前該公司全無出任國企財務顧問的經驗，拉得有關生意主要得力于任氏。其后，貝爾斯登再出任北京燕化(325)及兗州煤業(1171)在港上市的保薦人，并于中移動(941)配股時出任聯席承銷商。

　　關于任克英，坊間流傳著諸多關于她在多項業務中最后時刻入場卻搶得訂單的傳奇故事。2001年中國聯通上市項目中，在承銷團早已確定相關安排已然就緒之后，貝爾斯登硬是擠進了承銷團，獲得財務顧問身份。

　　這正是典型的任克英風格，“只要招股書還沒出來，她就有可能加入承銷團”。這一定式也令許多業內人士頗為不忿。在他們看來，投行最終比拼的是服務水平和金融技術，任克英在最后一分鐘進場的做法，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競爭規則，把專業競爭，轉向了對權力人物的爭取。

　　然而真正讓任克英鋒芒畢露的還是2001年8月過檔花旗集團以后的事。盡管在職位上，任克英只是花旗美邦(即此前的所羅門美邦)亞太區副主席，需向亞太區主席梁伯韜匯報工作，但實際上兩者的分工卻是：任克英主管中國區的國企業務，梁伯韜主管民企業務。

　　任克英在花旗的強勢出場，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投資銀行在中國業務上的版圖。此前在中國屢屢碰壁的花旗美邦，迅速博得包括中國人壽、中國網通和中國建設銀行這樣的超級大單。事實上，如此規模的IPO對于就職于頂級投資銀行的中國主管來說，只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個，即是可資夸耀一兩年的業績。然而任克英連連得手，毫無避讓之色。在“成則王侯敗則寇”的投資銀行界，花旗集團、德意志銀行等在中國業務上的異軍突起已成為近年來最為直觀的景觀。

　　與業務上的桀傲形象大相徑庭，任克英為人不事張揚，“干練”和“韌性”是人們使用最多的評語。年薪高達4000萬港幣的任克英，在爭取項目上從不放棄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和細節。她會對把與項目相關的所有人都找到，然后去做工作。為人樂道的是，她會為了見一個處長在酒店大堂等上一天——她似乎有一種天生的本領，很容易看到一個人的真實需求，“并滿足它”。

　　盡管如此，任克英令人激賞的并不止于其公關能力。其業務能力和判斷力，業界也多有人表示服膺，“任克英做的presentation(陳述)條理清晰，很有說服力。”

　　不涉及客戶？

　　“任克英出事，絲毫都不讓人奇怪。”一位長期從事國企海外上市，并與任有多次交往的投資銀行家聽到這一消息如是反應。

　　盡管花旗集團在這份備忘錄中表示：任、顏二人的違規行為“不涉及客戶”，但與客戶有關的傳聞仍然綿綿不絕。

　　一位熟知香港投資銀行業界的人士告訴記者，即通過向公司管理層承諾分配股票的辦法獲得IPO定單，在香港投資銀行界并不鮮見。一般而言，主承銷商在建檔(book building)時有權力分配股票予合適的投資者。然而，公司管理層購買的股票則需披露。由于在市道奇佳的時候，在香港市場上一樣存在著所謂“打新股”的概念，因而主承銷商在行使分配權時就有可能出現投桃報李的情景，比如為目標客戶(往往即是支持其成為主承銷商的管理層、官員及其家屬)注冊一家BVI公司(即在太平洋上的英屬處女島注冊一個公司)，提供金融支持，助其購買股票并拋出獲利。

　　任克英此番停職之后，媒體普遍重提花旗參與的中國人壽(2883)上市案。當時花旗是中國人壽去年全球IPO(首次公開發售)的四家主承銷商之一，而中國人壽后來被發現上市前并未披露由審計署查出的違規事件。此后，香港媒體報道說，香港廉政公署及內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介入調查，稱中國人壽集團高層親友在認購上市股份時被疑獲優待。

　　“明星投行家”

　　2001年8月10日，花旗集團聘任任克英出任所羅門美邦亞太區副主席兼投資銀行部中國業務主管。當時所羅門美邦亞太區行政總裁米偉凌表示：“任氏、梁伯韜再加上現有班底的搭配天衣無縫，一定能大幅提升所羅門美邦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優勢。”

　　三年之間，花旗集團果然在中國市場狂飆突進。然而，明星的隕落如此突然，令人覺得米氏所說有恍如隔世之感。

　　此番任克英究竟緣何落馬，此間消息種種，難以確認。最新的來自花旗內部的內部人士的消息說，任的問題，主要是其為爭取項目向國內相關人員行賄的行為被舉報，目前正在調查中。并稱，任、顏在香港自開公司炒股未向公司申報，后被人舉報發現。這些說法尚無法核實，但頻頻出現的“舉報”一說令人感悟。

　　事實上早就有業內人士指出，“任克英這種超強的個人能力對公司是雙刃劍”。據說，任克英的工作風格極不透明。對于合作伙伴而言，任克英往往平時不動聲色，突然召集會議宣布重大進展。在花旗內部，任克英也往往是千里走單騎式地將項目辦妥，交由有關部門簽字即可。這使得機構過分地依賴個人能力，難以產生持續的競爭力。事實上在任克英離開貝爾斯登之后，該公司的中國業務即一蹶不振。

　　從另一個側面來看，花旗迅速作出反應，也表明了近年來隨著安然、世通、帕瑪拉特事件后，投資銀行更為看重機構的聲譽。事實上，任克英的停職，勢必會對其今后在中國開展業務產生影響。然而自安然事件后，花旗已為多起訴訟案件支付巨資，并解雇多名明星分析員。事實證明，在公司名譽和項目得失之間，被放棄的往往是昔日斬將奪旗的明星們。

　　明星投資銀行家的風險正在加大。

　　本刊記者田啟林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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