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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剛
在6月22日上海舉行的“中國2004：政策分析與經濟展望”高層報告會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吳敬璉表達了自己的“近喜”與“遠憂”。
一方面，吳敬璉明確表態，由于政府強有力的調控措施，他對今年宏觀經濟能否軟
著陸“持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另一方面，吳敬璉則認為，依靠行政調控雖然可以收到一時之效，但并未觸及經濟過熱的深層原因。“如果不采取根本性的改革，經濟過熱還可能卷土重來”。
行政主導的投資過熱則是導致投資效率低下的直接觸媒。
行政行為有兩大特征：強烈的擴張沖動和松散的預算約束。政府往往會有一些不計成本、不問回報的投資活動，這些“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有可能造成大量的資源虛耗。
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經濟學界總結出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東亞經濟投資效率非常低。吳教授使用了“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投資增加量／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量?的指標來比較中國當前風險。發達國家，經濟效益比較好的國家只要1到2。1992年中國的ICOR只有2，從1996年以后持續上升，最近幾年則一直在5到7的高位徘徊。也就是說，中國只有把大量的產出用來投資才能維持較高的增長率。
吳敬璉指出，提高效率最根本的措施是推進改革，增長方式轉變要以經濟體制轉變為前提，政府自身的改革則是其中的重點之一。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活動中，“政府越位”現象十分顯著，政府手中有太多的經濟資源，有太多干涉微觀經濟的權力。想要提高投資效率就要限制行政主導的投資過熱，就必須“建設有限政府”——把原來熱心于投資項目的各級政府轉變為依法行政的服務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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