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齊平(香港)

　　印度崛起了；印度仍在崛起之中……

　　當全球還沒有從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因此而產生的復雜效應中回過神來的時候，又一個“10億級”的大國蠕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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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著印度的變化，及這個變化對全球政經戰略形勢帶來的沖擊，中國怎么看？美國怎么看？全球怎么看？更重要的是，中國怎么辦？中國該有什么新思路、新作為？

　　印度崛起之路

　　首先，受到廣泛關注的是印度經濟增長的表現。去年經濟增長率達8%，其中有一季達10%以上，超過中國。同年，印度第一次從債務國名單中除名，外匯儲備增加到破紀錄的1116億美元。

　　印度的變化，始自上世紀90年代。在此這前，自1947年獨立始的40多年時間里，印度始終采取鎖國政策，且限制私人企業，經濟表現嚴重滯后。90年代開始，受中國經濟改革成功的啟發與刺激，才開始改革，轉向開放。最近擔任總理組閣的辛格，時任財政部長，是印度“改革開放”的推手，極力推動國企私有化，央行透明化，成效卓著，被譽為印度經濟現代化之父。他的復出，使國際投資界對印度信心大增，投資銀行高盛認為2035年印度經濟將達英國水平，2050年世界經濟三大國分別為美國、中國與印度。

　　印度經濟前景被積極評估，除了印度明確地采取了改革開放政策外，另有兩大原因。一是印度所擁有的核心競爭優勢，包括：

　　(1) 人力因素。腦力好，邏輯能力強，工資卻低(相當于美國同類工作工資的1/10)，因此其軟件業、醫療業異軍突起，成為核心支柱產業，全球知名。

　　(2) 資本市場成熟，法律體系完整，包括法治文化，整體而言，優于中國。

　　(3) 產業結構優化，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55%(OECD國家平均為63%，中國僅為32%)，最突出的即為前述之軟件業，產值占GDP竟高達17%(中國為1%)。

　　(4) 人口年齡結構年輕。25歲以下人口占總人口之比重為53%(中國為45%)。且與中國同樣重視教育，未來6年大學畢業生數量將翻一番。

　　再加上印度人熟嫻英語，時間區域與美國正好日夜顛倒，遂取得來自于美國在軟件、秘書、科技研發等方面大量的外判工作機會。

　　在改革開放政策及核心競爭優勢之外，第三個重要原因，則為美國的“加持”—刻意對印度經濟發展加以扶持。

　　美國對印度的戰略“加持”

　　“加持”，又叫“灌頂”，概念源自于藏傳佛教，意為對某一對象自外源源不斷導入元氣或功力也。

　　上世紀二戰結束之后，印度在外交上表面奉行中立之“不結盟”政策，其實，則與蘇聯保持密切關系。當時，美國在南亞地區的盟友是巴基斯坦。1996年，民粹色彩強烈的印度人民黨執政后，積極發展核武，1998年進行核子試爆，美、印關系為之惡化，克林頓政府為此對印度實施禁運。這是兩國關系最惡劣的時期。

　　其后，由于印度經濟改革成功，高科技產業尤其突出，班加羅爾甚至躍升為全球著名科技城市之列，另一方面，對印禁運完全不能改變印度擁有制造核武技術和核彈的事實。因此，在小布什執政之后，新任國家安全顧問賴斯研擬美國對印度新政策的思維架構，一改敵對而為友好。“9·11”事件后，美國宣布解除對印度之禁運。2001年底，印度總理瓦杰帕依訪美，與布什舉行峰會，決定于2002年11月正式成立“美、印高科技合作集團”，自此，印度與美國之間開始形成了“實質的”戰略伙伴關系。

　　“美、印高科技合作集團”(以下簡稱“集團”架構)的意義，不僅是兩國在信息科技、醫藥開發、太空及國防研究各方面的密切會商及合作，而且通過此一“集團”架構，美國政府在政策上鼓勵美國科技公司將大量工作轉移到印度，大力“加持”印度的科技產業及經濟發展。很明顯，“集團”架構的思維不止是技術、產業及經濟層面的，它涉及美國新世紀國際戰略部署中的“扶印制中”策略。長遠看，美國選擇了印度作為在亞洲除了日本之外的另一重要戰略伙伴，其針對性昭然若揭：就是中國。

　　今年2月，印度與美國舉行了高規格的軍事演習，亦可視為美國新印度戰略思維的佐證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同時，印度學者納拉帕特提出了“亞洲—北美公約組織”(又被稱為“亞洲版北約”的擬議，主張聯合主要亞洲及北美地區的國家，包括印度、美國、日本、加拿大、韓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科威科、巴林等，但不包括所謂的集權國家或宗教國家。其用意與構思，似乎與美國的新印度戰略頗有聲息相通之處。

　　中國面對的戰略新形勢

　　“9·11”事件對全球戰略形勢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美國藉反恐之名，攻打阿富汗，不但改變了美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甚至將勢力伸入到過去“不得其門而入”的中亞，目前美軍在烏茲別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3國租用6個機場，也在土庫曼駐有軍事人員。美軍的“落子”，不僅與盤踞在塔吉克的俄陸軍摩托化步兵和空軍基地形成對峙，在戰略上，也與美國及印度的新南亞戰略架構有所呼應，對中國的西部與南部構成了隱然不利于中國的“外勢”。

　　與此同時，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戰略部署也未見松懈。美國與日本“美日安保條約”的修正，日本“有事法案”的主法完備，美國與臺灣軍事合作的強化，美國與東南亞特別是與菲律賓關系的增進(菲國同意美軍進入協助平亂)，及企圖重返越南，租借金蘭灣等等，均如項莊舞劍，其意圖與針對性不問可知。

　　中國正在崛起，并強調要“和平崛起”，但“中國威脅論”卻始終揮之不去，特別是美國在一幫對中國持有潛意識敵意的政客主政下，可以預期，基本由美國主導的以中國為對象的戰略大包圍形勢將日益明顯。中國該怎么辦？

　　從歷史中尋思路

　　印度或南亞，對于今天中國13億人民，或許是相對陌生的，但歷史不是。面對新世紀的亞洲戰略新形勢，中國或有必要從歷史中去尋找一些經驗、靈感或啟發。

　　中國人一般在歷史中尋找印度，必會想到唐代的玄奘或晉代的法顯；其實，更早的時候(公元前138年及135年)，漢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其副使都到過印度。至于“民間”往來，《史記·大宛傳》中已記載大夏國經與印度貿易取得蜀布，可見當時貿易已盛。

　　《史記》中提到“蜀布”，很有意思。原來當年張騫及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的是中印往來的北路；北路之外，其實還有南路，大約起自云南，經緬甸，然后進入印度；甚至陸路之外，更有水路，由廣州，經馬六甲海峽，抵孟加拉灣，到恒河流域。“蜀布”，自然產于四川，足見四川與印度貿易古已有之。相傳三國時，諸葛亮七擒孟獲(約在今云南西雙版納首府景洪南百公里)，戰略上就是要維護南路貿易的暢通。歷史學家許倬云在其文章中有如此論述：蜀地為西南地區扇形之扇紐所在，可與中原不相關涉；又說，近來研究西南絲道，起點也全是在成都平原。種種證據顯示，在海權世紀未來臨前，中國與境外關系，多經由如今看來反而是交通艱難的西部或南部通路。然而這樣的經貿通路與戰略思維，隨著十五六世紀后海洋文明的興起，被根本地顛覆了。

　　近500年來，尤其是近150年來，中國的戰爭多來自東邊，來自海上；中國的經濟商機也多來自東西，來自海洋。影響所及，戰時，東部及沿海地區遭受的破壞大于西部及內陸，和平時，東部及沿海地區的繁榮又遠勝于西部及內陸。此等現實，終究也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東向發展思維與戰略視野。但必須說，這未必是恒久正確的。

　　借用當代“密度經濟學”(經濟發展圍繞市場，而市場多由人口聚集所形成，人口密度高之地區因之乃成為經濟產業發展之“利基”)的概念，若從上海開始，通過軌道建設，經南京、武漢、重慶(成都)、昆明、仰光到印度，全線串連，整個“線域”人口即相當于全球一半。以當代交通通信運輸技術，此等工程并不困難，而其帶動的商機潛力至為可觀，特別是在中國及印度雙雙崛起之后，更難估計。

　　新思路·新絲路

　　這樣的思路，對中國，對印度，對南亞，對東南亞，都很重要。

　　前已言之，中國古代沒有忽視過中國同南亞及印度的關系，及至近代，才罕見言及，好似印度真是一個遙遠的“西方世界”。直到抗戰時，日軍占領了中國自東北以下到華南的沿海地區，還同時擁有了臺灣、香港、菲律賓及幾乎全部東南亞，使到中國對外通路全被封鎖，才再度想起了古之“南路”，以打通滇緬公路來維持與外界的聯系。時移勢轉，新世紀隨著中國、印度的先后崛起，及交通通信革命性的進步，東亞與南亞之間，中國與印度之間，一條另類絲路，一種新的世紀性戰略聯系的架構，似乎正在浮現之中。

　　迄今為止，基于戰略考慮，中國與緬甸、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公路建設及港口興建上，已展開了遠較過去更為積極的合作，從中國宏觀戰略角度來看，此等努力為中國西部及南部打通出(印度)洋之路的思維與作為，是值得肯定也值得期待的。然后毋庸諱言，此等戰略思維有其躍然而出的針對性。

　　現在，考量到前文分析的相關趨勢：印度正在快速崛起；美國對中亞、南亞及東南亞的積極介入；及中國與南亞尤其是印度曾經存在過的歷史軌跡，我認為一個與中國現行的南亞戰略平行不悖，甚至可相輔相成的，以印度為核心對象的新南亞戰略，應該給予積極重視。

　　這個以建立新世紀中國與印度新戰略關系的思維架構，至少應包括：(1)強化對印度與南亞的研究，并積極且大量培養相關人才；(2)加強中、印文化及教育交流，擴大教師及學生互換規模；(3)積極推動中、印雙邊經貿、技術及產業合作，并以建立兩國自由貿易區為中程目標；(4)擴大“上海合作組織”，邀請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加入；(5)推動中、印兩國軍事交流及合作；(6)積極研究協助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等。

　　總之，21世紀的中國大戰略必須依托大陸(歐亞大陸)，面向海洋，一出太平洋，二出印度洋。建立在此等戰略形勢上的“和平崛起”，才是可依恃的，可長可久的“和平崛起”，也才真正有利于泛亞地區的安定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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