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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被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造假核銷巨額貸款事件，使中國交通銀行遼寧錦州分行成為這次審計風暴中的“槍眼”之一。一些本可以收回的銀行貸款，在銀行和當地法院的靈活運作下，成了呆賬、死賬。這些披上“不良貸款”外衣的2.21億元國有資產，一夜之間竟成了“蛀蟲”們的囊中之物。(《南方都市報》6月26日)
缺乏監督、疏于管理、法律不完善、政府“經濟人”的內在沖動等等，這些都可以
用來解釋貪污腐敗下的國有資產流失。這種掠奪國家財產的行為，從法律意義上來講，只有“無主”的財產才可能出現這種狀況。
銀行，是以國家代理人的身份出現在國有資產的運作中的，而人民法院，也是國家或者政府的代理人。它們作為國家財產的經營者和守護神，在此案中卻最終都背叛了它們的底線。在這里，對國有資產的瓜分竟然成了“業內”的一個公開文本，這種公開的背后是國有資產產權的不清晰。既然財產還不知道屬于誰，那么當然誰都可以撈一把，這在某些人眼中是一種“原始取得”。在產權還沒有很好界定的情況下，用哲學家霍布斯的話來說，就是產生“契約交易”以前的那種自然狀態：“人對人是狼”的戰爭狀態。以此來描述銀行與法院“聯手”的掠奪行為，有著深刻的含義。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國有財產權界定中，一方面，國有資產在經濟運行中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它通過國家代理人的行為而參與市場博弈；另一方面，我國的憲法和法律規定國有資產卻屬于抽象的全民所有，“全民”作為一個目標函數不一樣的“虛擬”個體集合，在現實中完全缺乏可操作性。這種法律上的文本一旦與實踐中的可操作性脫節，法律規則很快就會被行業內的潛規則所代替。國有資產的二重性使得資本無法人格化，實際控制權幾乎全部落入了代理人的手中。產權的模糊性正是產權虛位的表現，國有資產所有者的缺席，必然導致現行的這種特殊“委托-代理”制。結果不但使控制權旁落，而且還產生現有“企業內部人控制”的代理危機。
貪污腐敗并不是偶然的，腐敗自然也有其發生的土壤和空間。而現在的這種造假以肥私、用偽造的法律文書核銷“不良貸款”、侵吞國家財產的腐敗行為，國有資產產權不明就是其發育的土壤和成長的空間。這些貸出去的款項，假如是由一個“確定人格”的人來代表，它又怎能不加強控制，而輕易讓資產公開流失。由此而知，要從源頭上杜絕國家財產的流失，就應該消除國有資產產權的二重性，促進財產所有者由虛擬性向實在性轉化，從而實現資本人格化，并確立勞動者財產權利的憲法地位。我們期待，當被詢問到這些資產屬于誰時，能夠清晰地界定出其國有資產的代表人，而不是一句含糊的“全民”。只有這樣，企業才有活力，經濟才能增長，人民的財產才能有真正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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