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銀行設立大區行，本來就是為了突破行政區劃，減少地方政府對金融運行的負面影響。而現在，有消息說，一些大區行下屬的中心支行已被升格為與大區分行“平起平坐”。這是一種逆潮流而動的舉措嗎？這又將對長三角區域金融聯動產生怎樣的影響？

　　《長三角》專刊記者 汪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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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行升格：只是“微調”還是“轉折的標志”

　　一條傳聞，讓“長三角金融一體化”重又成為熱門話題。

　　這條傳聞的主要內容是，中國人民銀行最近將國內5家中心支行提升了半級，即由副局級升格為正局級。這5家中心支行分別是：鄭州中心支行、石家莊中心支行、杭州中心支行、福州中心支行及深圳中心支行。它們原先分屬不同的大區分行領導，而現在，按這樣的說法，至少在“行政級別”上已經和大區分行平起平坐了。

　　有財經報紙的記者這樣寫道：“三日之內，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輾轉三大區行，授發了三枚帥印。6月2日，周小川到達濟南，任命鄭州中心支行原行長楊子強為濟南分行行長。翌日，周飛抵成都，將成都分行原副行長李明昌扶正。再過一天之后，周小川又已身在南京——他給南昌中心支行原行長孫工聲帶去了南京分行行長的‘聘書’。”

　　也就是依據類似這樣的消息，一些媒體開始了分析和預測。比如，關于人行9大區分行體制遇到的種種問題，甚至把宏觀經濟運行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也歸結于這種大區體制。進而，有人用近乎肯定的語氣斷言：中心行的升格，其實標志著人行大區體制的瓦解，人行的管理體制要回歸到1998年以前的省級分行體制。　　

　　另一家財經媒體分析說：“這次變動，拉開了央行分支機構調整的序幕，運行了5年多的大區行制度開始解體。”

　　報道與事實之間有時并不總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要真正考證這條消息和類似分析的真實性，也并不容易。

　　從權威機構得到的答復，一致認為那些報道屬“小道消息”，不可采信。至于具體詳情，則往往因為“此事十分敏感”、“領導出差在外”或“現在不方便講”而不得而知。

　　不過，人行上海分行一位人士承認，機構和人事方面最近確實“作了一些微調”，但他強調這并不是對現行央行管理體制的根本否定。

　　人行南京分行下屬金融學會的一位人士也認為，現在許多說法“僅僅是一種議論而已”，沒有進入實質性操作的階段。他認為，現在的這種大的格局還要穩定一段時間，不會一下子有大的變化，“我估計至少是今年不會有大的突破”。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秘書長朱德林說，媒體的傳聞有一點是事實，就是5家中心支行的升格，“這是有文件的”。但要說大區分行體制怎么樣了，“那僅僅是猜測”。

　　伴隨著種種說法，那些關注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人們，把這一問題與長三角區域金融一體化的現實和前景聯系起來，有人擔心：央行大區體制動搖，是否意味著曾經設想過的“長三角銀行”漸行漸遠了？

　　大區分行：所為何來

　　人行設立大區行的思路，最早于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開始得到確認。1998年底，人行實行機構改革，根據地域經濟相關性和金融監管的需要，撤銷31個省級分行，成立了廣州、天津、濟南、南京、上海、武漢、西安、成都、沈陽九大區行，外加北京中國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重慶營業管理部。分行行長的行政級別是正局級。在不設分行的各省省會，人民銀行設立了以該地命名的金融監管辦事處，作為分行的派出機構，對該省的金融監管工作進行管理。在分行所在地以外的省會城市以及計劃單列市設立中心支行，各中心支行直屬分行管理，省中心支行�嚫本郑埑�了比地級市中心支行�囌�處�埜甙雮�行政級別外，不再具有上下級隸屬關系。這樣就形成了總行─大區行─中心支行─縣支行的行政管理架構。據說，這一舉措參照的是美國美聯儲在全國設立12個地方儲備銀行的做法。此舉的目的，當時的說法是“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

　　去年7月，南方一家報紙發表了一篇題為《長三角金融一體化 “動搖”央行大區分行制？》的文章。其中提到：有消息稱，人民銀行正在起草設立長江三角洲金融區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目的是消除銀行在該地區開展業務面臨的障礙。該研究報告可望在年底前完成。“長三角金融區”一旦付諸實踐，將最終掃清該地區內的城市商業銀行和四大銀行的省級分行面臨的種種限制，事關該區域內央行兩個大區分行的協調甚至合并的問題。原有央行大區分行制將因此而動搖。

　　文章以舉例說明了長三角金融聯動的必要性：不久前，中信實業銀行南京分行計劃向湖北省某鋼鐵公司發放一筆貸款。由于該公司已歸上海寶鋼所有，中信的信貸員想到央行南京大區分行調查該鋼鐵公司的信貸資料，得到的答復是：“那是上海分行的事，我這兒沒辦法。”

　　從那時起到現在的近一年時間，似乎沒有看到上述預言成為現實的消息。但關于大區行設置的合理性的議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在長三角地區，一個焦點話題是：既然“根據地域經濟相關性”，為什么在經濟聯系已經非常緊密的長三角地區(或曰滬蘇浙三省市)，要分設上海、南京兩家大區分行呢？難道它們的“地域經濟相關性”還不夠嗎？

　　長三角：為何需要兩個分行

　　上海、南京兩個大區分行并立的事實，是研究長三角金融一體化繞不過去的一個問題，對于這一現狀，接受記者采訪的人士，多表示“希望能有變化”。研究區域經濟的專家、長江流域發展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徐長樂教授的說法很干脆：那樣做，其實使原來就不很順的融資體制更加不順，尤其是使企業的異地投融資更加麻煩。他說，滬蘇浙原本是一個整體，分設兩個大區分行，“等于把長三角一分為二”。因此，他聽到大區體制要松動的傳聞之后，長長吁了一口氣：“這樣就好了，是一個進步。”

　　“天曉得。”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副所長楊建文似乎對兩分行并立的狀況也不滿意，“上海與福建經濟聯系緊密還是與江蘇聯系緊密？蘇州與上海經濟聯系緊密還是與南京聯系緊密？”

　　難道當時的考慮就一點道理也沒有嗎？肯定不是。比如，當時就有一位專業人士對記者解釋過其中的部分原由：每個大區行管轄的范圍最終是以平衡各區域經濟總量為原則的，而不是以區域經濟的聯系程度為首要出發點，比如在長三角經濟區域，有兩家分行，上海分行管轄上海、浙江、福建；南京分行管轄江蘇、安徽兩省。

　　“平衡”，在采訪中，多次聽到有人提及這個詞。比如，楊建文就客觀地分析，當時有當時的情況，當時長三角的經濟聯系可能還沒有現今這樣密切，資金流也未必有現今這樣奔涌。而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人行的大區分行也應當與新的形勢相適應。他說，當初從省級分行體制發展到大區分行體制，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進步，“只不過上海和南京的力量都比較強，所以兩家就各捎上幾家吧”。

　　話雖然這樣說，但這種語氣透出的信息是，在這些專家眼中，“搞平衡”的本身就是值得推敲的。這一觀點，徐長樂表達得更為直接：這就是搞“大鍋飯”的思路嘛！因為某一家分行分量太重，就分一點出去，這不是人為地割裂一個區域的經濟聯系嗎？

　　曾經在人行上海分行工作了10年的朱德林說：“上海、南京兩大分行的事，說來話長啊！”他當時聽到的說法是，“江蘇經濟總量超過上海，他們怎么愿意‘屈從’上海呢？上海曾經還是江蘇的呢！所以爭得很厲害。上海當時有個想法，也不要成為大區分行，而是想成為像美聯儲的紐約分行，成為央行市場運作的中心，成為‘準央行的總部’。但結果不是這樣。其實，江蘇也有人說，何必設兩個分行呢？長三角就上海一家不也很好嗎？說來說去就是為了爭一個面子，對誰也沒有好處。”當然，這些說法也僅僅是一些傳說，甚至是猜測。

　　不過，要說上海分行與南京分行僅是為“面子問題”，很多人并不認同，“關鍵還是各方有各自的利益”。

　　大區制：有利于獨立還是不利于監督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有人在追溯大區分行體制形成時，總會從1992年的經濟過熱談起。而現在，又有人將大區體制的調整原因，同樣歸結到新的經濟過熱。

　　比如，有分析認為，1992年中國正處于經濟過熱中，經濟高增長和通貨膨脹并存，均處于雙位數的增長。以房地產為代表的各種投資急劇興起，金融秩序一度較為混亂，亂集資、亂拆借、亂提高利率現象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發生。而這些情況之所以發生和難以得到有效控制，與一些地方政府干預金融部門對貸款的發放不無關系。因此，從那時起，中央銀行的分支機構能否不按行政區劃設立，而是按照經濟和執行貨幣政策的需要來設立就有了討論的空間。

　　到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按照貨幣在全國范圍流通和需要集中統一調節的要求，中國人民銀行的分支機構為總行的派出機構，應積極創造條件跨行政區設置”。1995年，新制定并獲通過的《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履行職責的需要設立分支機構。這為成立跨行政區域設立分支機構奠定了立法基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顯示出空前的重要意義，健全金融機構法人治理結構，實行垂直管理，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嚴肅性和權威性的緊迫性愈顯突出。于是，就有了1998年央行的撤消省行、成立大區行體制，以增強央行的獨立性，減少地方政府對央行各分支機構執行貨幣政策及銀行監管方面的干預。

　　如今，又有人把眼下部分行業投資過熱的現象歸因于大區分行體制。比如，海外媒體就有這樣的評論，認為200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再次出現投資過熱，原因還是出在銀行受地方政府鼓勵大量放貸，說明大區分行制并沒有真正切斷地方政府與銀行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地方政府仍然可以輕易說服銀行提供高風險貸款，支持其大搞“政績工程”。這篇文章還說到，在大區分行的制度下，目前存在的一個主要矛盾是，位于省會城市的中心支行屬于副局級，但商業銀行在各省的分行卻屬于正局級單位。受官僚文化里的“等級觀念”影響，央行的中心支行要監督好商業銀行省分行，操作上非常困難。

　　兩個時期的說法，似乎有點針鋒相對。而其實，不管是倡導大區體制，還是指出大區體制的弊端，其共同的指向始終只有一個：必須通過不斷的調整，強化央行的獨立性，從而保證金融運行的健康，進而保證經濟運行的平穩。

　　職能：強化還是淡出

　　上海市銀行同業公會秘書長朱德林給出的，是大區分行職能一步步后退的“路線圖”：“大區分行成立半年后，全國銀行系統內部就有這個聲音，認為這種體制不符合中國的實際，太超前了。因為國內還沒有形成統一的市場，經濟運行受行政區影響很大，央行要跨越這個障礙，難度太高。當時調整的目的是想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結果從某些方面看是降低了效率，提高了成本。所以，大區分行成立一年后，一些實質性的職能開始朝后退，很多職能開始回到地方。到今年4月，信貸管理這一核心職能也回到地方了。要知道，減少地方政府對信貸工作的影響，正是當初設立大區分行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現在大區分行還有哪些職能呢？一是中心支行行長的任免，二是黨政工團的工作，其他可能還有一些。你說，大區分行的職能是強化了還是弱化了？”

　　大區分行職能在退縮，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主任劉紅忠也有類似的評價。他說，當初設立大區分行，一個重要出發點是為了維護貨幣政策的統一性，因為人民銀行在各地分行受所在地政府影響很大，貨幣政策執行的獨立性受到削弱。但是，大區分行設立后，批評卻很多，表面上機構精簡了，實際上人員多出來了，效率下降了，因而效果不理想，“這可能是主要原因”。他認為，現在大區分行雖然不能說是“形同虛設”，但原來的功能肯定是大大削弱了，而且大區下的各中心支行，業務基本上是獨立的。

　　不過，大區分行“職能大不如從前”，有一個不能忽略的背景是銀監會和各地銀監局的成立。有分析認為，從時間看，大區行體制運行了5年多，但事實上，金融監管職能早在2001年就重新開始了屬地化管理。2003年，銀監會正式成立，各地分支機構也按省設立，監管職能按省管理也正式公開化，至于外匯管理、金融服務職能的重新按屬地化管理則更早就恢復了。因此，大區行的職能履行，實際上已有了替代者。

　　至于今后大區分行的走向，相關人士也都有自己的“合理想像”。比如，徐長樂就很直截了當地指出：“大區分行要么不要，要設的話，就應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相吻合，這樣才能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比如長三角，就設立一個分行好了。”而劉紅忠的預測是：不會重新劃大區，而可能還回歸到原來省級分行的體制。他同時認為，各省市區發展差異很大，各地對資金的需求也有很大差異，硬是把經濟發展水平不一的地區捆在一起，用意可能是好的，但效果未必理想。

　　而復旦大學另一位金融學教授孫立堅樂觀地認為，種種跡象表明，央行正在進行角色的轉換，決心成為“真正的央行”。央行正把更多精力放在貨幣政策和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方面。他認為，長三角兩大分行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是負面的，但“合并恐怕比較困難”。

　　聯動：“意義不大”還是“形勢逼人”

　　對于長三角地區來說，許多人關心的是，管理體制的走向，會對長三角區域金融聯動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影響？ 而討論這個問題的前提是：加強區域金融聯動必要性如何？

　　說到金融一體化的問題，復旦大學的兩位教授——劉紅忠和孫立堅的觀點是：別忙。

　　劉紅忠認為，地區金融一體化，意義不是很大，因為在我國，利率沒有市場化，資本的流動限制較多，但又不可能在長三角先搞利率市場化，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區域金融的一體化。他認為與其討論區域金融一體化的問題，不如討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問題。現在省市之間的要素流動還不是很暢通，壁壘很多，與對外開放的步伐不相適應。

　　孫立堅的看法是，資金是流動的，如果在某一個區域搞一體化，形成一個“保護”，那么外面的資金就會不可控制地進來，獲利之后又會撤離，其結果是造成很多壞賬。因此，金融的聯動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國外，也有國家為了做大項目，曾經進行過區域金融整合的試驗，但沒有成功。實體經濟往往具有“規模的經濟性”，而金融卻可能出現“規模的不經濟性”。孫立堅得出的一個結論是，關于金融問題，關鍵不是區域化，不在于整合，而是標準化。標準化也就是規范化，也就是治理結構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

　　但是，更多的人認為，長三角金融聯動，早已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勢在必行了。

　　　3個月前，工商銀行江蘇省分行的葛祥參與完成了一篇論文：《長江三角洲經濟一體化中的金融聯動策略研究》。論文洋洋萬言，內容詳實，分析透辟，有圖表，有案例，就為什么要加強區域金融聯動、如何進行聯動等問題作了深入分析。

　　但葛祥對目前長三角區域經濟聯動的現狀并不十分滿意。他認為，現在反而是經濟的一體化在“倒逼”金融的一體化，換句話說，就是金融聯動的滯后，遏制了經濟一體化的進程。這里面最明顯的就是企業的異地貸款。據統計，上海對外省市區投資總額中，在蘇浙的投資占63％；蘇浙企業在上海的投資也占了兩省對外省市區投資總額的31％。“如果不能提供很好的跨區域的金融服務，企業的跨區域投資就無法正常進行，財務成本就要上升，效益就會下降。”

　　復旦大學太平洋金融學院常務副院長馮文偉也使用了“倒逼”一詞。他所指的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關于開放金融業，政府是作出過承諾的，現在離開放的最后期限已經很近了，大量的外資銀行已經等在了門口。一旦它們進入，而國內的金融機構如果還沒準備好，或者說還在搞區域封鎖，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有兩條途徑，一是加快對內開放，迎接對外開放；另一條路，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很可能是第二條路。就像很多國有企業一樣，在對外開放之后才開始搞現代企業制度，有些不適應的就只能倒閉。”

　　 “長三角銀行”：我們需要嗎

　　接下來的問題是，長三角區域金融聯動的主要障礙是什么？如何進一步加強聯動？

　　聯動的步子其實已經悄悄跨出。葛祥一口氣舉了很多例子：中國銀行已在上海建立了華東信息中心，覆蓋長三角及周邊地區；建設銀行在其總行的協調組織下，滬蘇浙三地五行已經開展了信息交流、聯手營銷、統一授信額度、組建銷售網等合作；光大銀行在上海開設了華東區審貸中心；華夏銀行(資訊 行情 論壇)建立了滬蘇浙三地六家分支行整體聯動的模式；前不久，鎮江最大的一家造紙企業獲得了中國銀行江蘇分行和上海分行聯合發放的324億美元貸款，這是中行區域聯動的一個結果……

　　不過，葛祥也承認，目前長三角的金融聯動還是淺層次的，“深度不夠”，尤其是在異地貸款方面。

　　為什么深入不了？“最大的原因在于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干擾，只要一深入，就會碰到地方利益。”朱德林說。

　　馮文偉則很無奈地坦承，自己逢會必為區域金融聯動鼓與呼，但每次都會受到“攻擊”。“他們說這是在為上海說話，因為一聯動，資金還不全跑到上海去了？”他認為，這是由于金融是十分重要的資源，一些地方政府會有意無意地限制本地資本的流出。

　　地方政府的干擾還表現在很多方面。馮文偉舉例：某地一國有企業瀕臨倒閉，給它貸款還能支撐一陣，不給貸款，工人就要下崗，社會就可能不穩定。怎么辦？“從理論上說，肯定不能貸，實際上地方商業銀行做得到嗎？”他指出，盡管現在地方領導不大好批條子要貸款，但地方政府對商業銀行的影響仍然存在。

　　“所以，區域金融聯動就注定是一個不短的過程”，楊建文說，一體化不是大家坐到一起開個會，或者形成一個什么文件，就一體化了。一體化需要不斷推進，只有當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形成統一的內在聯系之后，才會出現真正的一體化。

　　盡管承認這是一個過程，但楊建文覺得這件事情還是比較緊迫。一是金融業對外開放期限日益迫近；二是長三角制造業的迅猛發展，必然會對包括金融在內的服務業提出更高的要求。“兩股力量形成合力，要求金融業必須進行體制的改革和完善”。

　　他認為，現行的包括大區分行在內的一些體制，把區域的資金流人為分割了，這也就不利于其它“三流”的有機結合，“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必須三步并作兩步走，沒有退路”。另外一件他感覺緊迫的事是打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這可不能沒完沒了地拖下去。一個國家沒有國際金融中心，要實現現代化是不可設想的。”楊建文認為，國際金融中心，不是上海一家的事，需要長三角共同打造。

　　馮文偉也持有相似觀點。他認為，一體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一定先有個什么協議。長三角已經處于一個金融一體化的進程之中。而對于以前有人提出過的建立“長三角銀行”的設想，馮文偉似乎覺得不屑一駁：“有這個必要嗎？這還是計劃經濟的思路。政府只要創造環境，就可以了，何必去拉郎配，那樣只會辦壞了事情。”馮文偉把這個話題稍稍作了展開：“現在，長三角其他方面的合作也要注意這個問題。具體的經濟活動，政府不應當參與其中。政府的用意是好的，可結果往往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