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第72代后裔孔憲鐸：躬行教育大半生

　　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起來只有兩年，但最終他卻取得了國外的博士學位，并先后擔任過美國及香港兩所大學的副校長；他已年近七旬，卻重返學堂，成為北京大學一名心理學博士生，而導師整整小他30歲；像他的祖先孔子終身獻身教育一樣，孔家的這位第72代后人，在躬行教育的大半生中，仿佛真正感悟到了“子曰”的真諦

　　子曰孔憲鐸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2500年前，孔夫子的這段人生感悟，仿佛正暗合了孔憲鐸的一生。這位孔家的第72代后人，眼下正步入“從心所欲”的境界。一個月前，年近七旬的他，重返學堂，成為北京大學的一名心理學博士生。

　　去年10月，北京大學人事制度的改革風波震蕩海內外。此時，剛從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位置上退休的孔憲鐸，被請到北京大學介紹辦學經驗。期間，他遇到了現任導師、北大心理學系教授王登峰。孔先生心血來潮，問：“能不能為我在哲學系安排一次講演？我在思考‘基因與人性’方面的問題，想聽聽哲學家們的意見。”

　　當天下午，孔憲鐸就登上了講臺：“為什么子女愛父母，沒有父母愛子女愛得深、愛得主動？為什么三個和尚會沒有水吃？這些現象是否能用基因學的知識加以解釋？”

　　一個半小時的講演后，聽者熱烈鼓掌。王登峰興奮地走上講臺，一個勁地說：“講得好講得好。你就來讀我的博士生吧！就研究基因與人性。”

　　這次偶然的講演成為孔憲鐸報考北京大學博士的初試。半年后，他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參加面試。7月，他收到錄取通知書，9月，正式拜在比自己年輕30歲的王登峰門下。

　　在常人看來，這多少有些不可思議，但在孔憲鐸看來，這絲毫沒有“逾越規矩”。他經常說，年輕時做為了生存不得不做的事，中年時做有責任必須做的事，到了老年要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更何況，孔家的祖訓在先：“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祖訓還告誡：要“不恥下問。”

　　孔憲鐸表示，讀罷心理學博士，他將繼續攻讀歷史學博士。

　　顯然，孔憲鐸并不缺文憑，更不缺頭頂上耀眼的光環。早在30年前，他就在加拿大取得了植物學博士學位，并在美國洛杉磯大學讀完了博士后。不僅如此，他還先后擔任美國馬里蘭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副校長。

　　身材不高，滿頭銀發，面色紅潤。今天，當這位曾經的大學校長，穿著顏色鮮艷的襯衫，和周圍的人嘻嘻哈哈開著玩笑時，不太熟悉他的人時而會露出遲疑的神情。這時，孔校長就會一本正經反問：“難道我應該把自己打扮得老氣橫秋嗎？”

　　也許，這一切都是出于對54年前那個老氣橫秋的少年的青春補償。那時15歲的孔憲鐸只是一個偷渡客，孤身一人在香港紗廠做小工。不要說“基因”學，他連數學都沒怎么學過。因為戰亂和逃亡，他所受的所有初等教育加在一起，只有兩年多。

　　有一天他病了。診所里的人都用粵語、英語交談，他一句也聽不懂。這時，一個漂亮的女護士出現了。她不僅會說英語和上海話，還懂醫學術語，主動幫孔憲鐸做翻譯。孔憲鐸第一次感到了“癩蛤蟆與天鵝的區別”。

　　“你無法想像那種差別給我的刺激。”事隔多年孔憲鐸仍記憶猶新。從診所出來，他就去補習班報了名。他要成為“天鵝”。為此，“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鐸’(回)也不改其樂”。

　　從“十有五而志于學”，苦讀4年，孔憲鐸參加了臺灣高校在香港的招生考試，并最終邁進臺中農學院(今臺灣中興大學)的門檻。但起初他絲毫找不到“天鵝”的感覺。

　　試題中有“H2O”，他苦思瞑想，也琢磨不出是什么意思，因他壓根沒學過化學。大一時化學課照開，他借了本初中化學課本惡補，但要等到同學們都睡覺了，一個人躲進廁所的小間里，關上門偷偷看。

　　一次，孔憲鐸問一個同學：“study是什么意思？”那個同學沒有立即回答，而是驚詫地望著他：“這個詞你都不知道？”他沒敢再問下去。

　　終歸不是“朽木”。憑著“每晚只睡三四個小時”的刻苦，孔憲鐸的成績很快從最后幾名升為全班第二，并一直保持到畢業。一年后，他拿著朋友們資助的學費，去加拿大攻讀碩士。幾年后，又拿到了博士學位。

　　“我到現在還不太懂微積分。”事業有成后，孔憲鐸毫不掩飾，“我沒學過。但我能記住公式，所以可以使用。”

　　1970年，孔憲鐸在加拿大獲得博士學位后，轉而到美國洛杉磯大學攻讀博士后，在植物生化和生理學領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974年，他被美國馬里蘭大學正式聘用。

　　第一學期結束后，有個學生找到他，試圖將成績B改成A。孔憲鐸翻到他的試卷，仔細看過后，說：“不能改。你的答案就是錯的。”那個學生狡辯道：“不是我的答案錯，是你說的英語我根本聽不懂。”

　　“我的英語真有那么糟糕嗎？”從此，很少閱讀非學術刊物的孔憲鐸，開始大量閱讀《讀者文摘》和《花花公子》等通俗刊物，每個深夜都守在電視前看脫口秀節目，收集大量入時的笑話。

　　以后每次上課前，孔憲鐸會先講個笑話。學生們笑得拍桌跺腳，氣喘不已。看著學生們興奮的樣子，他鄭重提醒他們：無論是講課還是講笑話，我用的都是同一種英文。

　　執教3年后，孔憲鐸升為副教授，又過了5年，他成為正教授，并相繼在《科學》、《自然》等雜志上發表了論文。他的女兒曾抱怨，因為過于專注學術，這位學園藝出身的父親，“把家里的花兒都養枯了”。

　　家里的花養枯了，但學術上的花卻生機粲然。孔憲鐸自豪地宣稱：“在當時的植物生物學領域，我是最出色的10個人中的一位。我的學術論文，今天仍在被不斷引用。”

　　正當孔憲鐸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學術聲望時，他當年逃離的國度也開始走向世界。

　　一個中國學生寫信給孔憲鐸，說自己想出國留學，但沒有錢。孔憲鐸沒有多想，掏出自己的錢，替他付了10所美國大學的入學申請費。雖然他們至今仍沒見過面。

　　有位中國女學生經人介紹，輾轉寫信給孔憲鐸，講述自己赴美留學的愿望。她希望孔教授能借些錢給她。那筆錢不是個小數目，孔憲鐸猶豫了。

　　“那些天我都沒睡好覺，也不敢去辦公室，怕看到她的信。”將近20年后，孔憲鐸不承認自己在這件事上的行為只是出于“同情”。“其實是種責任感，是種罪惡感。數目雖然很大，但我也不是力不能及。如果我的力量允許，卻不幫助她，那我……我就會有種罪惡感。”

　　從那時起，孔憲鐸找到了自己“有責任而必須做的事”———發展中國的教育事業。

　　1978年，背井離鄉近30年后，孔憲鐸以美國大學教授的身份頻繁回國。他吃驚地注意到：有1000多萬人口的家鄉山東臨沂市，只有一所師范專科學校。

　　“怎么能連一所大學都沒有呢？”孔憲鐸為此四處奔走。

　　經過多年學術訓練，使他對數字有超常的敏感和記憶：“北京有1200萬人口，卻有大學67所，而臨沂一所也沒有；2002年，全國高校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15%，北京、上海達到了48%以上，而臨沂還不到1.7%；再看看周邊的地區和國家：臺灣的毛入學率是49%，韓國是52%，而美國是81%。”

　　孔憲鐸最能打動家鄉官員的一個觀點是：“臨沂的孩子都跑到外面去上學，誰還能回來？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如何能發展？”他向當地政府打包票：只要你們建起大學來，我幫你們找好老師。

　　這呼吁一喊就是十多年。喊得許多政府官員都開始“討厭”他。這位本來令臨沂人驕傲的大教授，一度成了“坐冷板凳的人”。

　　直到去年秋天，臨沂大學才終于奠基。孔憲鐸特地從香港趕來參加奠基儀式。他雖興奮但也不無遺憾：這是在臨沂師專的基礎上擴建的，仍然不是一所“新”大學。“我們不應為建大學而建大學，而是為了增加學習的名額，增加入學的機會。”

　　孔憲鐸的好友、曾任臨沂市副市長的綦敦祥直言相告：“不是大家不知道這個道理，但是錢呢？那可是一所大學呀！”

　　但孔憲鐸認為這個邏輯不通：“2002年，全國在教育上的投資已占GDP的3.41%，而山東占多少呢？”他堅持認為“這不是錢的問題，而是觀念的問題。現在不應該是‘科教興國’，而應是‘國興科教’。”

　　在家鄉許多官員看來，孔憲鐸的許多想法“不合時宜”，但當他的面，他們稱之為“超前”。

　　3年前，孔憲鐸從擔任了10年的香港科大副校長位置上退休后，接受了山東建工學院名譽校長一職。在這里，他管了許多一般校長不會管的事。

　　學校的大門有兩扇，卻常常只開一邊。這位名譽校長提出：為什么不都打開呢？校方答：門衛人手不夠，怕不安全。“這不是理由。”他說，“不能為了自己管理的方便，而讓進出的人麻煩。”兩扇門都打開了，至今也沒發生什么“不安全”的事。

　　學校里經常有人亂扔廢物。孔校長找到校方，要求增加100個垃圾筒，并且要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學生反映打開水的時間太短，他立即向學校建議，早上和中午各增加半小時；甚至在世界杯比賽期間，他也要求學校一定要進行轉播。

　　“我們辦學校不是為了管學生，而應該是為學生服務。”這是孔憲鐸擔任近20年大學管理者的經驗，“一切‘以人為本’，不能‘以管理者為本’。”

　　他任名譽校長期間，不僅以管瑣事聞名，也常常因一些他認為很簡單的事沒有得到快速處理而惱火。

　　“我是個急性子。”孔憲鐸解釋道，轉而又說，“在西方餐廳叫服務員時，他們答：我就來；而在中國，回答是：請等一下。這就是區別。”

　　相比上述所為，孔憲鐸最“不合時宜”的想法，應該算是“鄉村廁所改革”。

　　這個想法從1986年萌生。最初，他只是想推動“鄉村廁所手紙運動”，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衛生紙漸漸在農村普及了，他便把目光轉向了廁所改造。

　　一次，孔憲鐸去一所鎮中學參觀，這是當地最好的一所中學。“教學樓很漂亮，但一進校門我就知道廁所在哪兒。”他徑直進去看，覺得“不堪入目”。

　　“培養人格要從尊嚴開始，尊嚴從最基本的隱私保護開始。”孔憲鐸說，“就算從衛生角度考慮，也應該把廁所弄得干凈點兒，至少要有水沖。”

　　當地人說，人吃的水都緊張，哪里有水沖廁所？更何況，室外廁所，冬季沖廁會結冰。

　　“因為兩個月可能結冰，而讓其余10個月都臭烘烘的？”孔憲鐸不理解。

　　他覺得，現在很多中國人“遠慮”太多，因而失去了解決“近憂”的勇氣。

　　“總會有辦法的。”他回到香港，向朋友們募捐了約10萬港幣，準備選一所學校，建一個示范廁所：要有檔板，有門，有沖水設備。

　　“一間廁所能改變什么？”有人不解地問。

　　孔憲鐸想都沒想回答道：“可以改變人的觀念。可以建立人的尊嚴。這就是教育。”

　　莊子曰：道在屎溺。

　　孔憲鐸表示，自己的一生結束后，他希望墓碑上不寫博士、教授或校長之類的頭銜，只寫：“中國鄉村廁所運動的推動者”。 (本報記者 江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