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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北京8月5日電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孫玉波李斌
歪歪斜斜的木質樓梯又窄又陡，雖已用鐵絲“加固”，卻仍在腳下嘎吱嘎吱響著，讓人提心吊膽。走上閣樓，眼前忽然一亮：一個6個月大的嬰兒趴在一張嬰兒床上，抬起一雙亮
晶晶的大眼睛望著我們。看得出，主人為這個小生命刻意營造了一個“良好環境”：墻上貼著紙畫，床上掛著雪白的蚊帳。在周圍簡陋破舊的生存環境里，這溫馨的小房間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時間已經過去許久，而記者在重慶見到的“危樓里的嬰兒”這一幕仍不時像電影一樣在眼前回放……
不容忽視的城市角落
這里雖然地處天津市中心地段，靠近勸業場和火車站，但上千戶人家全住在低矮的平房里，形成了一個典型的都市“村落”。7月1日下午，天津華昌道居委會民政主任趙俊香大媽向記者介紹，這個小區有幾多：老人多，殘疾人多，下崗的多，失業的多，離婚的多，娶外地媳婦的多。1000多戶居民中有300多戶低保戶，人均居住面積4平方米左右，“有錢的誰在這住？有錢的都把老人接走了。”記者在一位下崗工人家里看到，一家三口住在一間16平方米的房子里，亭亭玉立的閨女已經19歲，卻仍和父母住在一張床上。
重慶最繁華的商業區——解放碑幾十米外，也是一片“村落”。7月4日，記者在渝中區紀南門下伍巷2號見到了55歲的吳培德。小時候摔壞腿的她身高不足1米，一家三口住在不到9平方米的房子里。門前是陡峭的青石梯，一直下延到長江邊。門口放著一個爐子，儼然就是廚房。一張雙人床占據了室內的大部分“地盤”，床上放著兩床看上去頗有歲月的被子。
“這張床是我們23年前結婚的嫁妝，被子也是。”吳培德說。
雖是大白天，室內光線仍然很暗。但可以看出，主人挖空心思地利用空間：墻上、床下都擺掛著家什，貼墻靠著一個高不足一米，寬約半米的竹席。
“這是我晚上支‘床’的地方。”吳培德指著從門到床的“立足之地”說。
在重慶近郊十區，像吳培德這樣收入和住房都困難的家庭(雙困戶)還有2.22萬戶；天津這一數字是2.7萬戶。一項調查表明，我國西部20個城市的雙困家庭已達到19.7萬戶。都市里的“村落”已成為我國城市里不容忽視的角落。
3年多了，很多城市還在“按兵不動”
1999年，建設部出臺《城鎮廉租住房管理辦法》，提出由政府實施社會保障職能，向具有城鎮常住居民戶口的最低收入家庭提供租金相對低廉的普通住房。在建設部的倡導下，一些城市相繼以租金補貼、實物配租、租金減免等方式為雙困戶提供住房保障，住房保障的人均使用面積多為7到10平方米。
然而，迄今很多城市依然“按兵不動”。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除上海、北京、廣州、長春、福州、天津等12個城市有了實施方案、部分城市發放租金補貼或興建廉租房外，大部分城市未見動靜。西部166個不同規模的城市不到20%出臺了廉租房方案，進入實質性操作的更少。和日漸擴大的低保人群相比，和成千上萬困難戶的緊迫要求相比，廉租房建設存在巨大的落差。
“廉租房只能靠政府，但是政府觀念和體制上都不適應。”建設部張學勤處長認為，地方政府住房建設的重心是對當地經濟發展的貢獻，把住房建設單純作為經濟政策的內容，重視發展商品住房，“眼”里沒有廉租房的影子。
即使一些已實施廉租房制度的城市，也存在保障面太小、財稅及配套政策不健全等問題：北京目前也只保障了7%左右的雙困戶，而有些城市的這一比例僅為0.4%。比例的懸殊，使廉租房主管部門建設部不得不承認，廉租房建設僅處于起步階段。“全國10多個城市加起來，也就幾千戶，總量很小。”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文林峰副研究員說。
苦樂不均，東西部之間形成了巨大落差
43歲的馮健康是去年北京廉租房“搖號”的幸運兒之一。20多天前，他一家三口喜遷“新居”，終于“逃離”大柵欄櫻桃斜街28號那間約10平方米的房子。北京廉租房建設起步雖晚，推行卻相當迅速，全市1萬多雙困戶已有798戶具備配租資格，396戶找到了廉租住房。
同為直轄市，重慶卻大不一樣。重慶光是廉租房的政策準備從2000年初起就搞了兩年。去年11月，渝中、九龍坡兩個區開展了廉租住房申請登記。在翹首企盼半年多之后，一些困難家庭忍不住了，上市政府問個究竟：怎么過了都半年了，還不見落實廉租房？
談到這一現象，北京一位處長承認：“北京推行快，說白了，一是有錢，二是受理人數少。”
的確，當北京市每年計劃拿出1億元解決廉租房問題時，在離北京僅數百公里的包頭市，卻在為廉租房“無米下鍋”發愁。包頭市房產管理局副局長劉國君說：“去年我們財政還給了50萬元，可今年半年過去了，連一分錢還沒有落實。”包頭市符合廉租住房條件的居民有8.5萬多人、3.5萬多戶，占全市總人口的6.7%。
現實的狀況是：越是經濟發達的城市，需要解決的雙困戶越少；而經濟越是不發達，需要解決的越多。調查表明：我國西部23個城市僅現有人均建筑面積在12平方米以下的缺房戶就達35萬戶，其中無房戶9萬戶。
東西部差距使都市里的“村落”現象在西部更加凸顯。記者在重慶入戶調查時發現，僅主城區就有近25萬人生活在干打壘、筒子樓和木結構的危舊房屋中。這些房屋經過幾十年使用，火災、坍塌等險情隱患嚴重，相當一部分不具備基本的生活配套設施，甚至不能滿足人的最低生存需要，成為城市肌體的病灶。
“我們只是希望住得像樣一點”
有些事情，看似離我們很遠，實際上卻很近；有些事情，看似很近，事實上卻很遠。都市里的“村落”就是這樣，雖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記者在采訪中強烈感覺到，當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建筑面積達到21平方米，當一座座豪華小區拔地而起時，城市貧困群體的那份渴望和無奈：渴望改善住房條件，但又苦于能力缺乏。“經濟持續增長，容易掩蓋貧困。”一位業內人士坦言。
廉租房制度推出至今，仍是建設部門一家在唱“獨角戲”。而廉租房所需資金也往往是房管部門從公積金增值收益部分、彩票公益金、直管公房租金、住房建設等費用中提取。“這絕非長久之計。”業內人士指出，“公積金的收益應該由公積金人說了算，廉租房這一最大的資金渠道很快就將面臨‘斷炊’的問題。”
“廉租房的性質和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決定了這是政府行為，資金上應以財政預算為主。”有關專家指出，我國城市貧困的實質并不是很多人沒有飯吃，而是居住水平、居民經濟等差距過大。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現在到了該解決住房保障問題的時候了。
專門法律、專項資金、專門機構是世界各國政府實施住房保障的三大支柱。有關人士呼吁，廉租房制度要想“長治久安”，僅靠一個部門規章，約束力太弱，必須通過立法對各地進行約束，至少也需要國務院出臺一個全國性的文件。各級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理應義不容辭地挑起這付擔子，為城市貧民提供一份保障。
“我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住得像樣一點。”采訪結束了，一位重慶市民的話仍在耳邊回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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